“防俄”到“联俄”背景下清朝对朝鲜政策

19世纪80年代,清朝在对朝鲜政策上经历了从“防俄”到“联俄”的转变。“防俄”作为清朝对朝政策的首要目标持续至19世纪80年代中期。明治维新后,日本很快走上对外扩张道路,朝鲜首当其冲,武力打开朝鲜国门、积极参与甲申政变等行为让清朝切实感受到日本对中朝藩属关系的威胁,开始视日本为最大对手,清朝的对朝政策由“防俄”转为“联俄”。     

孙中山与苏俄关系论析

本文运用近年新解密的俄罗斯档案及国内孙中山研究中发掘的有关文献资料,对孙中山与苏俄关系问题进行新的审视和探析。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十分关注俄国的沧桑巨变,进而由外交接触到联俄政策的酝酿,由确立联俄政策再到“以俄为师”。他晚期政治理想中有着浓厚的“恋苏”情结。孙中山晚年既要苏俄的援助,又要维护中华民族利益,还要防止俄式共产主义和苏维埃革命的输入,在联俄与防俄间充分发挥了他的政治平衡。同时,孙中山在与共产国际和苏俄关系的互动中呈现出鲜明的策略性、现实性和独立自主性。     

争夺中国东北:1900至1903年的美国对俄外交

190 0年至 190 3年俄国占据中国东北期间 ,美国为了维护其在中国东北的利益 ,与俄国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外交争夺。美国积极利用英国和日本施加于俄国的压力 ,与俄国暗中展开谈判。其间 ,美国以牺牲中国权益包括“中国完整”为诱饵 ,诱使俄国同意美国在东北“利益均沾”。由于列强争夺态势的复杂性及利益的不可调和性 ,美俄谈判无果。最后美国逐渐转向支持日本对俄开战的政策。整个过程说明了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实用主义的特点     

周恩来与王京岐等在欧洲策划的国共合作

1924年1月20日——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宣告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并接纳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国民党“一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成功,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载泽使团访日与日本的因应

日本对东三省的侵逼是清廷决定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的重要外因。五大臣出洋考察政策出台后,日本先是极力打消中国使团为维护东北主权游说列强之意图,而后随着"日比谷烧打事件"及"吴樾投弹案"的发生,采取各种措施成功促使载泽使团放弃"先欧后日"计划而先行访日。载泽使团抵日后,日本按照帝室贵宾规格予以接待,并主动为其安排"君权宪法"讲座,促使中国仿行日本宪政。日本"殷勤"接待的背后,隐藏了其"拉中制俄"的对外战略与推行大陆政策、创造对华扩张契机的国家利益诉求。日本应对载泽使团的对策体现了外交仪式、国家地位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     

苏俄贸易金卢布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在国内战争和由英国丘吉尔·温斯顿策划、组织的外国武装干涉（把共产主义扼杀在摇篮里）时期（1918-1920年）,推行“战争共产主义”（也称军事共产主义）经济政策,宣布“全国为军营”,“一切为前线”。农业实行余粮收集制,禁止私人买卖粮食;工业实行实物供给制;     

从日德防共协定到中苏绝对密件的多边博奔及影响(1936.11-1937.8)

苏联在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既进一步积极推动中国抗日,又为避免自身参战而拒绝谈判中苏互助条约。西安事变后,日本为拉拢国民政府,接受其以“共同防共”为名义的联日反苏,做出对华“温和”姿态,但因死守侵华果实而很快重返旧路。国民政府对苏联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多面性均有认识。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在对苏政策上既谋求以苏制日,又防止“为第三国抗日”;在对日政策上既坚持要求首先恢复华北主权,又致力于和平调整关系。这种做法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决策层既想抗日又不愿放弃反共的本质。这使他们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在对日对苏关系上时现纠结与矛盾。最终,在确信没有苏联的支持就无法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之后,国民政府才被迫同意通过中苏之间的“绝对密件”而使“共同防共”问题在条约层面得到决定性的解决。     

从日德防共协定到中苏绝对密件的多边博弈及影响(1936.11—1937.8)

苏联在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既进一步积极推动中国抗日,又为避免自身参战而拒绝谈判中苏互助条约。西安事变后,日本为拉拢国民政府,接受其以“共同防共”为名义的联日反苏,做出对华“温和”姿态,但因死守侵华果实而很快重返旧路。国民政府对苏联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多面性均有认识。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在对苏政策上既谋求以苏制日,又防止“为第三国抗日”;在对日政策上既坚持要求首先恢复华北主权,又致力于和平调整关系。这种做法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决策层既想抗日又不愿放弃反共的本质。这使他们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在对日对苏关系上时现纠结与矛盾。最终,在确信没有苏联的支持就无法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之后,国民政府才被迫同意通过中苏之间的“绝对密件”而使“共同防共”问题在条约层面得到决定性的解决。     

日本政府的伪满留日学生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通过伪满政权选派学生赴日留学,对口接受,安排进入相应的学校和机构实施定向培养,既通过常规的课程教学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也灌输亲日思想,以培养“日满融合”的“楔子”,服务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和侵华政策。为防止伪满留日学生产生反“满”抗日思想,日本采用特殊管理,限制伪满的留日学生与中华民国及其他伪政权的留日学生交往,并借助社会团体“辅导”伪满留日学生,利用留日学生会影响和控制他们。日本政府对伪满留日学生的特殊政策,体现了日本“以华制华”“分而治之”,并吞中国东北的战略企图。     

为中日友好奔走呼吁的“中归联”

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是自1956年6月起陆续被释放回国的106 2名日本战犯自发成立的、以促进日中友好为目的的进步群众组织。该会成立于1957年9月23日。1965年9月,该会首任会长、原日本陆军第五十九师中将师团长藤田茂首次率“中归联”友好访华团来北京访问,为推动中日两国政府实现邦交正常化奔走呼吁。     

日本政府的伪满留日学生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通过伪满政权选派学生赴日留学,对口接受,安排进入相应的学校和机构实施定向培养,既通过常规的课程教学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也灌输亲日思想,以培养“日满融合”的“楔子”,服务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和侵华政策。为防止伪满留日学生产生反“满”抗日思想,日本采用特殊管理,限制伪满的留日学生与中华民国及其他伪政权的留日学生交往,并借助社会团体“辅导”伪满留日学生,利用留日学生会影响和控制他们。日本政府对伪满留日学生的特殊政策,体现了日本“以华制华”“分而治之”,并吞中国东北的战略企图。     

日寇在广州的暴行和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持续4年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经济危机,转移国人视线,乘欧美帝国主义无闲东顾和蒋介石忙于“剿共”打内战之机,实施其侵华政策,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 1931年9月18日,驻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制造了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三省。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攫取了中国河北、察哈尔     

1886年李鸿章、拉德仁天津会谈与中、俄朝鲜政策

19世纪80年代,宁静的东北亚开始演变为中、日、俄三角及其他列强介入的复杂局面,朝鲜被迫对外通商开放并由此引起内部政治力量分裂为亲日、亲俄、亲华等政治派别,且与当时东北亚复杂的国际局势相呼应。通过“壬午兵变”、“甲申政变”,日本的势力暂时蛰伏,然俄国势力却趁机介入,相继发生“韩俄密约”和“巨文岛事件”,挑战中朝宗藩关系体制。为了解燃眉之急,也为了长远协调中、俄朝鲜政策,1886年9月,李鸿章邀请俄国驻华代办拉德仁至天津进行了五次会谈,最后双方达成了具有实效的口头“君子协定”,不但杜绝了“韩俄密约”、迫使英国退出了“巨文岛”,且双方都承诺“不占朝鲜领土”、（有条件地）“不改变朝鲜现状”,中、俄两国从战略上建构和协调了彼此的朝鲜政策,对维持甲午战前东北亚局势的相对稳定起了一定作用。     

日本政府对清末新政前期的观察与反应

甲午战后,日本外交致力于化解清廷的对日恶感、拆解中俄联盟,构筑日英同盟下"拉华制俄"的东北亚格局以对外扩张。在清廷启动新政之初,日本政府高度关注清廷的相关动向,欢迎并期待新政切实推行。新政实施后,日本通过提供规章资料、派遣顾问、接收留学生、出口武器等手段积极配合清政府推行改革,并加紧对北洋的军事合作与扩张,以实现拆解"中俄联盟"的战略与"拉华制俄"的策略目标。然而,日本也观察到清廷权力中枢不愿真正推行改革,故而认定清廷终难逃脱"亡国"命运。这种认知助推日本继续推行侵华政策。     

抗战时国民政府与前苏联关系中的三件大事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苏关系经历了长期的曲折和反复的过程。在抗战时期,前苏联和旧中国的关系又经历了一次大起大落。苏联出于其对外战略的需要,从1937年到1945年,对当时的中国政府采取了“大转弯”的政策。三件大事反映了两国关系的变化。第一个事件,抗战初期苏联积极军事援助中国抗日。经过多年的反复与曲折以后,冷而未断的中苏两国关系,到抗战前夕,出现了转机。在面临日本侵略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南京政府为了寻求外援,决定调整对苏政策,准备实行“联苏御日”方针。苏联也意识到日本在亚洲的扩张野心,担心日本在侵华后北攻苏联,或者中国一旦…     

日伪的毒品政策与蒙疆烟毒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由向中国输入鸦片逐步发展到在中国占领区大量种植鸦片,1936年前后蒙疆地区被强迫大面积种植罂粟。1939年到1945年,日军和伪政权通过调整鸦片政策,实行清查制、“大鸦片政策”,致使蒙疆地区鸦片烟毒极度泛滥。日本侵略者利用毒品这把双刃剑,在把中国人变成“东亚病夫”、“大烟鬼”、亡国奴的过程中,不断膨胀着长期占领中国、奴役中华民族的狂妄野心。一方面制造着荼毒生灵的罪恶渊薮,一方面满足着侵略者掠夺占领的强盗欲望。日伪在蒙疆推行的毒品政策,是蒙疆烟毒的祸根,是日军在精神上侵华、彻底灭亡中华民族“国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蒋经国留苏前后的蜕变

从鲁迅的一段话说起 鲁迅先生1934年11月21日写有《中国文坛上的鬼魅》的名篇,这篇文章的主旨是揭露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但在文章篇首却有一段评述国民党当初“联俄联共”的文字。鲁迅不认为国民党原先不过是“利用他们”,因为“这说的并不是真实”,比     

从"联为外援"到"永久大患"——李鸿章对日观演变浅论

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稍后兼任“三口通商大臣”,这一特殊位置使李实际进入权力中枢,使他从“地方官”开始登上国家外交舞台,参与全国性外交战略、政策的制定。他履任不久,对日外交就提上议事日程。这是他首次直接参与、经办全国性外交活动,因此值得重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李鸿章的外交、甚至政治生涯的最大失败是最终败于对日交涉,所以对李参与的中日外交的“开端”,他的“对日观”的演变,尤需详细清理。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李鸿章一直十分推崇,并且他认为日本与中国一样同属受西方列强压迫的东亚国家,因此起初一段时间他认为可与日本“联为外援”共同抗拒西方列强的侵压。但后来在处理日本侵台的事务中,他的“对日观”渐渐发生变化,最后得出了日本将是中国“永久大患”的结论。     

伪河北省公署对河北沦陷区的统治述评

伪河北省公署是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在河北境内扶植的“省级”傀儡政权。是日军在河北实施“以华制华、以战养战”政策的产物。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平津沦陷。到11月,河北全境沦陷,日军为达到侵吞中国的目的,在其铁蹄所到之处,搜罗中华民族的败类,成立傀儡政权,推行其“以华制华”的战略。1937年12月14日,日军在北平扶植成立了傀儡政权——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下辖河北、河南、山东、山西4个省公署。1938年1月17日,在日本侵略军一手策划下,伪河北省公署在天津成立,下设冀东、天津、保定、冀南四道(含平、津),伪天津特别市市长高凌霨兼任伪河北省公署省长。1940年8月由4道划分为8道。1943年11月15日,伪河北省公署改称“河北省政府”。伪河北省公署,秉承日本侵略军的意志行事,是日军在河北(含平、津)实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侵略的代理人。     

1938年英国远东政策演变的动力机制

1938年英国远东政策演变的动力机制可概括为“引子与合力”机制。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英国虽同情中国抗战,却在事实上奉行中立政策。中国于1938年9月要求国际联盟援用《国际联盟盟约》第16条对日本进行制裁,此事成为促使英国援华的“引子”。中国和英国议会均借此契机施压,使英国政府难以回避援华问题,美国亦通过对华桐油借款做出示范,各方的合力最终推动英国政府向中国提供了平准基金借款。在英国对日政策方面,1938年的“宇垣—克莱琪”会谈和两次“近卫声明”亦发挥了“引子”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美国率先抨击日本对“门户开放”原则和《九国公约》的破坏,中国和英国议会亦积极督促英国政府对上述问题表明态度。在各方合力的推动下,英国政府在1939年1月的对日照会中正面揭露了日本的侵华野心,公开承认日本是侵略者,英国的远东政策也随之走向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