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建议权的法律保障

公民建议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指公民对于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自己的主张和合理建议、帮助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改进工作的权利。其有利于促进国家机关提高决策水平,有利于国家机关及其国家工作人员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切实为民服务。通过对公民建议权的相关法律规定和学术成果的研究,明确界定出公民建议权的概念、特征,同时,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对保障公民建议权的实施途径进行探讨,希望对保障公民建议权的实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受教育权的属性及理论发展初探

无论个人的发展还是社会的进步都离不开教育。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公民教育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但目前仍存在不少问题,受教育权如何得到切实保障是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受教育权基础理论研究的欠缺严重制约着我国公民受教育权的实践,故通过探讨受教育权的概念、性质以及其理论的发展路径可以帮助我们更透彻地理解这项权利,也有助于指导实践中对公民受教育权的保障。     

图书馆应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公平

本文从图书馆的职责说起,分析了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公平是图书馆的义务,并分析了当今形势下未能实现公民文化权利的原因。笔者从三个方面:加大财政力度,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及为特殊群体提供特别服务等方面阐述使公共图书馆成为保障公民公平的文化权利场所的措施。     

受教育权法律保护新论

受教育权作为基本人权在我国教育立法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教育平等原则在我国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我国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免费,并缺乏健全的受教育权保护的民主监督制度与司法救济手段。完善我国教育立法,加强教育司法,保障公民受教育权的切实实现,是我国承担国际人权公约的一项义务。     

保障公民的文化权益是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保证

公民文化权利与公民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一样,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公民文化权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文化差距而产生的文化矛盾、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短缺等是制约当前公民文化权益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我们必须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出发,以实现和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为目标,坚持公共服务普遍均等原则,兼顾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谈新形势下散居少数民族合法权益法制保障问题

散居少数民族包括居住在民族自治地方以外的少数民族和居住在民族自治地方以内但不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人口日益散居化已经成为我国社会转型和发展的一小新趋势.当前我国散居少数民族权益法制保障建设相对滞后,侵害散居少数民族公民权益的现象和矛盾时有发生,迫切需要加强散居少数民族权益的立法保障、行政保障、司法保障、监督保障等保障机制建设,切实维护散居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     

周恩来的选举意识

公民有参加换届选举的权利和义务。为了保障选举的准确性和法律效力,每个公民必须以正确的态度积极参与换届选举工作。周恩来虽然身居要职,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却以身作则,始终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公民看待,认真履行并自觉遵守公民的选     

希腊城邦政治与西方法治传统的建立

作者认为,西方法治传统肇始于希腊城邦制度。古风时代希腊城邦兴起之后,纷纷以立法形式确立其政体,从而确立了法治体系,它保障公民参与国家政治商议与决策的权利。以法治原则建立起来的雅典民主政治,更是将政治决策权赋予公民群体,而使得精英阶层处于从属地位。现代民主制和古希腊民主制有着一些根本性不同,尤其是其制度机制其实源于罗马共和政治。但它继承了希腊民主制和罗马共和制共同具有的法治传统。     

试谈信用权利的民法保护

信用是公民和法人所具有的经济能力在社会上获得相应的信赖与评价,而信用权利是有关民事主体对这种信赖与评价所享有其保有和维护的人格权。权利主体就其信用利益,可以进行支配,他人(公民或法人)不得侵害,在我国民事立法对信用权利未作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借助间接保护方式(以侵害名誉权的形式)对其遭受的侵害进行救济。     

论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发展趋势

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尤其是人身自由权,作为一项具体的自然人格权,是人之存在的基础,也是享有和行使其他权利的重要前提。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群众文化素质的逐步提高,我国公民人身自由权保障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随着我国公民法制意识的逐步增强,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会更加完善。     

衡平理念下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问题探析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权利保障,但在司法实践中,刑事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主体地位被虚化以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缺陷等问题,致使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应取消“公诉转自诉”的规定,建立被害人司法审查申请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在立法上建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     

刑法的保障机能与罪刑法定

近现代刑法的一个显特点是强调其人权保障的作用。因为刑法是限制性非常明显的法律规范,它涉及到对公民的财产、权利等方面的规定。如果不对刑罚权给予一定的限制,势必会侵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而要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制,就必须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因为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和刑法的保障机能是一致的,它对立法权和司法权的限制,体现的是刑法对人权的有力保障。     

当前我国农民权利保障中的问题

农民的权利问题是农村法律的基本问题,实现农民的权利是实现农村社会法制现代化的关健。当前我国农民权利保障是不完整的。正视这一现状,从法律角度考虑,研究对策,为农民提供切实可靠的法律保障,这既是解决农民权利问题的基本法律途径,也是建设法治国家和法制社会的应有之义。     

浅论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通过对邱兴华案例的解读,可以看出在刑事被害人因犯罪而遭受严重损害而又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损害赔偿的情况下,国家应当建立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对重大犯罪的被害人及其家属予以一定的救济,这不仅是实现社会正义与公平、保护公民对国家的信赖的需要,同时也是人权保障的要求。就我国现状来看,司法实践中该问题十分突出,而立法上却缺乏相应的规定,为此,应从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原则、机构、对象范围等入手,制定相应的法律规则,保障被害人的权利。     

公民资格理论与战后英国社会政策转变

1950年代英国社会学家T.H.马歇尔提出的公民资格理论,成为二战后英国建立普遍主义福利制度的重要依据。公民社会权利是公民资格理论的核心,它对战后英国社会政策的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1970年代末英国保守党倡导的"消费者主义",以"消费者取向"为原则,以避免个人对国家的依赖、回归个人自助和非正式的照顾为目的,从而否定了公民享有普遍福利的权利;新工党实行了新的公民权利体制,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是新工党价值观念的核心,也是贯穿福利国家改革的基本思路,它是对公民社会权利的重新界定。"公民资格"内涵的变化反映了人们对福利国家作用的重新认识以及对公民个体责任意识的强调。     

认法不认人

正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1979年公布的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两个规定可概括为一个通俗口号: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一个司法原则。它在奴隶社会不可能产生,因为,奴隶制国家法律的基本特征是占居民大多数的奴隶毫无权利,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绝对不平等;在自由民与公民之间,一般也不承认有平等权     

俄罗斯生态立法对三江源生态保护立法的启示与借鉴

俄罗斯联邦是世界上进行生态立法较早的国家。其立法进程大体经过了1917年以前、苏维埃政权时期、重新独立以后三个阶段。俄罗斯生态法的内容主要表现在确立生态安全、公民生态权利和义务、生态文化建设、生态鉴定制度等方面。借鉴俄罗斯的生态立法经验,三江源生态保护立法应遵循生态优先,确立生态本位的立法理念,以维护生态秩序,保障生态安全为立法目的,确立公民的生态权利和义务,发挥本土文化的积极作用,确立三江源生态鉴定制度。     

公共权力制度规范思考——以湖南省为例

围绕湖南省当前公共权力运行现状和社会需求,要求必须以制度建设为基础、以权力制约为核心、以依法公开为平台、以社会监督为保障,进一步推进法治建设,切实健全以法治规范公共权力的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决策流程,切实健全从源头规范公共权力的制度体系;进一步强化权力制衡,切实健全以权力规范公共权力的制度体系;进一步强化权力公开,切实健全以权利规范公共权力的制度体系;进一步强化社会监督,切实健全以群众规范公共权力的制度体系。通过有效构筑公共权力制度规范的科学路径,切实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公权力运行环境。     

论民主对"德治"的影响作用

本认为,民主以其明确的权利、义务、责任关系,有助于养成公民的道德自律感,对“德治”具有基础作用;民主从公民的主体地位出发,有助于培养公民自觉的道德认识能力和道德实践能力,对“德治”具有促进作用;民主以其制度化、法律化的实施机制,规范了公民的社会行为,并内化为公民的道德规范,对“德治”具有保障作用。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保护——以刑事和解为视角

传统的刑事法理论强调国家利益的实现和被告人权利的保护,而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人的权利却经常被忽视或无法保障。刑事和解,作为一种的新的刑事处理方式,可以有效的保护受害人的权利,使其在精神上、心理上以及物质上得到抚慰和赔偿。如果实践中,能严谨的的适用刑事和解,周全的设计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刑事和解必然会在自然人的刑事案件中有更大的发挥空间,被害人的权利也会得到更有力的保障,从而,缩小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中产生的巨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