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治走向法治

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建国后我们过去政治体制上的最大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按我个人理解,权力过分集中,具体表现为:党与政府,权力过分集中在党;领导个人与领导集体,权力过分集中在个人;中央与地方,权力过分集中在中央;国家与公民,权力过分集中在国家。这一弊端的根源是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以往民主法治不健全的根源也在这里。而这正是"文革"这     

邓小平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一篇重要讲话,对中国政治体制中的“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进行了严厉批判,首次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问题。这篇讲话,后来被中共十三大尊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也被党内外的主流学者们奉为研究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经典。邓小平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讲话？他此时做这个讲话出发点何在？为什么邓小平讲了话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在此后多年却没有下文？这些问题,需要仔细考证当时的历史背景才能做出正确的回答。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

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是邓小平抓住的主要矛盾 早在20多年前,被誉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就设计了一幅科学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这个蓝图蕴涵在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之中,是邓小平理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邓小平文选》第2、3卷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著作主要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不受制约的权力是危险的权力

怎样认识“权力过分集中” 我国政治体制的特征和弊端,集中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     

邓小平说:“党要领导得好,就要受监督”

“党要领导得好,就要受监督”邓小平在谈到监督问题时指出：“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他还指出：“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党要领导得好,……就要受监督”,这就是结论。针对有些领导不愿受监督,独断专行,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正因为相当多的领导同志思想不通,看起来监督就更加重要了,不搞群众监督就更危险了。”邓小…     

胡耀邦是“五四”传统的伟大继承者

我以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传统。一种是两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留下的传统,再加上苏联高度集权的影响。它表现在方针政策、政治生活等各方面,特别是在领导体制上。就是邓小平说的,强调一元化领导,造成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变成了个人领导”。对此,人们感触极深。连一贯强调集中和纪律的李维汉,临终前也建议邓小平认真抓一下反封建的问题。另一种是提倡科学与民主的“五四”传统。     

山东大学校长华岗之案内情

对于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邓小平曾说过:"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建国以来的许多错案,即是由若干领导人单凭主观判断拍板酿成的,其中某些错案发生的原因,又与一些领导人对知识分子干部排斥有关。"胡风案"的涟漪--"华岗之案"即是一例。《山东大学校长华岗之案内情》一文对此进行了披露。     

胡乔木妙评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胡乔木受命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也是新《历史决议》最难做的一部分。邓小平当时指出:“如果不写或者写不好这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为了很好地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胡乔木巧妙地利用了毛泽东在抗战时期评价陈独秀问题的一些基本观点,以此为根据,中肯地评价了毛泽东。     

胡乔木妙评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胡乔木受命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也是新《历史决议》最难做的一部分。邓小平当时指出：“如果不写或者写不好这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为了很好地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胡乔木巧妙地利用了毛泽东在抗战时期评价陈独秀问题的一些基本观点,以此为根据,中肯地评价了毛泽东。     

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重要总结

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重要总结柳建辉“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如特定的国际环境,党内极“左”思潮的极端发展,毛泽东晚年关于理想社会主义构想中某些失误等。但其中一条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是过分集权的领导体制...     

邓小平与共和国历史上的三次思想解放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邓小平亲历了三次大的思想解放: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前后“以苏为鉴”探索中国建设道路为第一次,1978年批判“两个凡是”为第二次,1992年“南方谈话”为第三次。在这三次思想解放中,邓小平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第一次思想解放,邓小平是重要的参与者;第二次思想解放,邓小平是关键人物;而第三次思想解放,邓小平不仅是关键人物, 还是发起人。在这三次思想解放中,邓小平的作用一次比一次突出,他的思想也一次比一次深化。邓小平推动思想解放的功绩应当浓墨重彩地载入共和国的历史。     

工业和建筑业的大改组

赫鲁晓夫的执政时期(1953—1964年),对苏联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其中以1957年对工业和建筑业的大改组作为其改革经济体制的主要内容。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的核心是取消部门领导经济的管理体制,实行地区管理体制。通过这一改革,企图解决中央的统一计划管理过分集中、统得过死,地方和企业权力过小的问题。     

张国华:第一位进西藏的我军高级将领

1950年1月,中共西南局书记邓小平以及刘伯承、贺龙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指示,决定由张国华率领第十八军执行解放西藏的伟大历史任务。由此,张国华翻开人生崭新的一页,伴随着“让幸福之花开遍西藏”誓言的实现,张国华的功绩也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     

珍惜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前进道路的历史——论更加公正客观地看待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失误

“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党史、国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十年浩劫”这一寓意抹杀一切的不准确表述 ,不宜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代名词。为了正确地总结和汲取历史经验 ,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的具体言行应予辩证扬弃。批判前人的失误 ,应取适度宽容的历史主义态度 ,不宜苛责。为了保证党和社会主义政权不变质并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应永不动摇地坚持按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确定的框架看待党史、国史。     

论邓小平的历史评价方法

在史学研究中,有一种公认的看法：治史之难莫难于对刚刚过去不久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评价。因此,只有经过较长时间沉淀后作出的历史评价才有可能是科学或客观的。然而,历史发展常常容不得时间沉淀,当有些人物或事件一成为历史,就要求立即作出评说,并把它看作是影响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就使得历史评价变得十分沉重和紧迫。“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四人帮”搞的一套东西如何评价？建国后党的历史如何评价？毛泽东的一生如何评价？这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反复思考的重要问题。面对这些问题,邓小平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     

刘宋建立与士族文人的分化

刘宋重建皇权政治 ,其社会基础虽有所扩大 ,与北方士族文人的合作最终仍成为诸多关系中的主体内容 ,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义熙北伐”这一事件却起了促成作用 :京口集团的内部分化与斗争导致了一部分“情非造宋”的将领被清除 ;前期总领全局的关键人物刘穆之的早死 ;加上南人“谦退” ,放弃权力。这些都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权力真空 ,成为填补历史必然性缝隙的偶然因素 ,世家大族中的少壮派遂亦藉此而起     

从国庆讲话到历史决议——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总结

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期。实现历史转折的前提,是要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对“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不能不涉及毛泽东晚年错误,不能不涉及对“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认识——这势必要对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进行全面总结。总结历史的核心和难点问题,是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恢复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个历史任务,由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担当起来了。     

用“十年失误”代替“十年浩劫”是不对的

在2002年9月出版的《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张荣生写的、题目很长的文章《珍惜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前进道路的历史——论更加公正客观地看待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失误》。该杂志的编辑在此文的“摘要”中,把作者对“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观点概括成这样一句话：“‘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党史、国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十年浩劫’这一寓意抹杀一切的不准确表述,不宜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代名词。”我认为,这篇文章所谈的内容,不仅是一个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且是涉及政治的重要问题,必须认真地讨论清楚。     

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体系何时基本形成

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体系何时基本形成?这是人们在研究和实践他这一思想时不可避免地会提出和必然要遇到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从邓小平个人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看,他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体系的基本形成时间定在1977年7月至1980年12月这一历史阶段比较符合客观历史实际。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体系之所以能够在1977年7月至1980年12月这一历史阶段基本形成,是因为这一历史阶段具备了该思想体系能够得以基本形成的一些主客观历史条件。首先,邓小平1977年7月的第三次复出,为这一历史阶段他这一思想体系的基本形成提…     

“发展才是硬道理”之我见

把中国发展起来,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强大民族之林,是邓小平终身追求的理想和毕生奋斗的目标。晚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把它凝聚为一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贯穿在邓小平整个理论之中的重要命题,具有丰富的内涵。1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通过对战后时代主题转换的敏锐把握和对时代特征的科学分析,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邓小平认为,在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中,和平是发展的条件,没有一个和平国际环境就难以集中心思发展经济;而发展是实现和平的根本出路,“越发展和平力量越大”,因此发展问题或者说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