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衡阳市郊发现青铜牺尊

1977年11月,在衡阳市郊东方红鱼场进步大队第三生产队出土了一件青铜牺尊。当地各级领导同志非常重视文物保护工作,通知了衡阳市博物馆进行了调查。牺尊重776克,通高74、宽8、长19、壁厚2厘米。呈碧绿色。由盖和器身两部分组     

石鼓山商周墓地出土青铜容器的科学分析与研究

本文采用金相显微镜、扫描电镜及能谱仪对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商周墓地出土的青铜容器进行了科学分析。结果表明,石鼓山青铜容器均为铸造而成,未见锻造工艺使用;石鼓山青铜容器的材质包括铜锡二元合金、铜锡铅三元合金以及铜铅二元合金三种,而且材质类型与器物的文化属性存在明显的关联性。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于深入认识商周之际青铜制作技术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湖州“皇宋州学宝尊”铭青铜牺尊考

20世纪60年代,在湖州安定书院地段的河床上出土了两件青铜牺尊。其中一件的腹底孔盖板上刻有皇宋州学宝尊铭,系北宋时湖州州学释奠先圣、先师之祭器,也是反映宋代地方祭器制度的重要物证。     

陕西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M4发掘简报

2013年下半年至2014年初,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在石鼓山发掘了11座商周墓葬。其中,M4规模较大,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南北向,四周设有熟土二层台,葬具为一椁两棺,内棺发现人骨一具,葬式为仰身直肢。墓葬设有8个壁龛、随葬器物多放置于壁龛内,计有铜器、陶器、玉石器等,其中铜器有鼎、簋、盂、簠、甑、甗、壶、罍、尊、牺尊、盘等。根据墓葬形制、规模、葬俗及出土器物判断,M4的年代应为西周初期,墓主人属于姜戎族群,墓葬级别略低于侯或侯夫人一级,M4、M3的墓主人可能为夫妻关系。     

商周青铜鸟兽尊赏析

商周青铜器以其造型稳重、气势雄浑而著称于世,但在出土青铜器中有一类以动物形象为造型的器物格外引人注目,这些器物均以某种动物为造型,与肃穆深沉的青铜礼器相比显得清新活泼,鸟兽尊即属于此类器物,今选取部分典型器物作一介绍,以飨读者。鸟兽尊,顾名思义即形状似鸟兽之青铜尊,鸟兽尊在古代即有出土,《梁书》卷五十《刘杳传》云刘杳尝与沈约坐语及宗庙牺樽,沈约云：＂郑玄答张逸谓为画凤皇尾娑娑然,今无复此器,则不依古。＂刘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樽彝皆刻木为鸟兽,凿顶及背,以出内（纳）酒。顷魏世鲁郡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樽作牺牛形。晋永嘉贼曹嶷于青州发齐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为牛象。二处皆古之遗器,知非虚也。＂从目前的考古发掘出土品和     

湖南商代青铜容器的动物纹饰与祭祀文化

湖南是南方地区出土商代青铜器最多的省份之一,且不乏举世闻名的重器,如人面纹铜方鼎、四羊铜方尊、象形铜尊、猪形铜尊、牛形铜觥、凤乌纹铜“戈”卣、“癸举”铜卣、鹗形铜卣、牺首兽面鱼纹铜罍、兽面纹铜瓿、“皿天全”铜方彝、虎食人形铜卣等青铜容器,显示了湖南青铜器的地方特色与神秘意味。这些青铜容器以尊、卣等酒器发现最多,以动物纹饰为最突出;     

石鼓山商周墓地M4再识

正鉴于宝鸡石鼓山M4[1]的重要性,笔者拟在《石鼓山商周墓地4号墓初识》[2]的基础上,从墓葬级别、随葬青铜礼器的属性及组合等方面再次对其进行探讨,以揭示此次发现的内涵和重要意义。一墓葬级别本文从石鼓山M4的墓室规模、壁龛数量、随葬器物数量等方面,与已发掘的以宝鸡地区为核心的关中西部及邻近地区的商周时期     

宝鸡石鼓山几件青铜礼器的仿制观察

通过对石鼓山商周墓地出土的3组共10件青铜礼器,从形制、大小、图案、纹饰、铸造、打磨等多方面,进行观察与比较,结合两类器物的时代不同等方面,推测为铸造一般甚至草率的商周之际或西周早期的青铜礼器,很可能是宝鸡当地工匠仿制自铸造上乘的殷墟中晚期的青铜礼器。     

酽酽酒香间的雄风与礼制 战国中山国出土的青铜酒具

正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中,酒具仍是重要的类型。在战国中山国墓葬中,就出土了大量青铜酒具,其中以铜壶居多,另外还有铜盉、铜罍、牺尊等多种。这些青铜酒具中,既有游牧风格的实用器具,也有华夏风格的礼器,甚至有些作为礼器之用的酒壶也带有一定的游牧遗风。风格不同的青铜酒具,反映出这个国家对酒的依赖与喜爱,也展现出中山国不同一般的文化特质,映射出一个具有游牧民族传统的中山国在与华夏文明接触中的碰撞与融合。一、喜饮善酿的中山人人类酿酒的历史起源很早,新石器     

论青铜小口折肩尊与无耳折肩罍的定名

青铜小口折肩尊与无耳折肩罍的定名分歧长期困扰学术界。青铜小口折肩尊、罍分别在不同时期从陶小口折肩尊、罍仿制而来,从源头上就决定了两者形制差别明显。就演变轨迹而言,铜小口折肩尊与铜罍各自独立发展,并不存在更替关系。青铜小口折肩尊、罍在体量上差别明显,装饰风格也大有不同。青铜小口折肩尊的定名才是允当的。     

三星堆系青铜容器产地问题

三星堆两座器物坑出土的青铜容器,尤其是尊、耍与湖南、湖北、安徽、陕西、重庆等地出土的相同器物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通过上述地点出土青铜尊、耍的对比研究,可以看出：第一,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容器其制作水平并不比湖南、湖北差;第二,三星堆出土商代青铜容器很有可能是从陕西城固一带传入的;第三,不排除长江中游地区出土的青铜容器为三星堆铸造的可能性。     

生活在汉武帝身边的“犀牛”？

这是一件汉代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商周时期,“尊彝”是对祭祀所用礼器的总称,并不用来专指某种青铜礼器。到金石学发达的宋代,人们常把一类体型偏大的容酒器叫做尊,约定俗成流传至今。     

四川汉代陶翼虎研究

近年,在四川崖墓当中发现了新奇、罕见的陶翼虎,年代为东汉中晚期。陶翼虎背部方形或者圆形的孔洞模仿自商周时期的铜虎尊,显然,其用途应为陶牺尊,而不是以往学者们所说的陶器座;其羽化造型的思想渊源来自两汉时期的升仙思想,既有本地因素的直接影响,也有关中因素的间接影响;其写实的模塑表现方式与本地崖墓当中的动物俑完全一致。总的来看,四川汉代陶翼虎是融合了早期牺尊造型、本地升仙思想和陶俑艺术的复古创新产物,颇具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这类器物被随葬于崖墓当中,不仅是仙境模拟之物,也反映了个别墓主人的思古之情。     

三星堆纵目与参目头像新考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青铜立人像1尊,青铜人头像54尊,青铜面具20多件。本主要研究青铜像的头像,重点是头像的眼鼻口耳。为了叙述方便,故将立人像、人头像、面具的脸面部分都称为头像,包括人头像、兽头像或半人半兽的头像。以下将对几种头像的形态、名称、内涵、及宗教意义进行考析。     

论我国南方出土的商代青铜大口尊

在我国南方地区,历年出土了大量的商代青铜礼器,其中有一类大口尊出土范围广,发现数量较多,在南方商代青铜器中非常重要。从50～80年代初,安徽、湖南、重庆和陕西等地就不断有大口尊零散出土。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两座器物坑,从坑中又出土一批大口尊。特别是近年来,在湖北等地也不断有新的发现。学术界对三星堆出土的包括大口尊在内的青铜器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对四川地区同长江中下游地区之间青铜文     

试论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几件商代青铜容器

通过分析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7件青铜容器残片的器形和纹饰,可辨识其中5件属于尊、罍、瓿一类青铜器。这些铜器与三星堆遗址乃至长江中下游出土的青铜器在纹饰风格方面非常相近,推测为同一青铜体系,都属于商代南方系铜器的范畴,年代约为殷墟一、二期。三星堆遗址中尊、罍属于高等级青铜容礼器,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这批青铜容礼器功能、地位应与之相同,表明在殷墟一、二期,作为都邑聚落中心的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可能存在并行发展的阶段,这对重新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从青铜凤纹尊的纹饰看吴国青铜器的审美价值

从青铜凤纹尊的纹饰可以见到吴国青铜器所具有的层次感、立体感、对称感、节奏感和统一感。     

广汉商代纵目青铜面像研究

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商代祭祀坑中发现了一批青铜人像。其中三尊造型奇特的“纵目”青铜人面像(MⅠ、MⅡ、MⅢ)尤为突出。三尊青铜人面像的特点有三。(一)形制较大,并非戴在真人脸上类似“摊戏”的面具。其中MⅠ耳宽138.2厘米,像高67厘米。MⅡ、MⅢ比MⅠ略小一些。(二)MⅠ、     

试论殷商时期的鸟兽形青铜酒器

青铜酒器是我国商周青铜器中的重要一类,它的出现可追溯至夏代晚期,在河南省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已发现有爵、等酒器。商王朝建立后,随着青铜铸造技术的发展,青铜酒器的种类大大增加,出了现觚、、尊、觥、卣、瓿、觯、方彝等新的器类。商代后期,在尊、觥、卣这三类酒器中,除常见的圆形或方形的造型外,又出现了一种模拟鸟兽等动物形象的新形制。     

"(厂,玫)"--周王朝的良马繁殖基地--眉县东李村盠尊(驹尊)组器再研究

近来,眉县杨家村出土一批西周晚期青铜器,被专家誉为近十年来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由于杨家村再次发现西周青铜器窖藏,因而此地更加引起关注.据说此批青铜器与1955年3月出土的五件青铜器,系一个家族之物.1955年3月在眉县火车站乡东李家村出土五件文物,系一窖藏所出.根据铭文内容,为同一人所铸,可分两组,二方彝及尊为一组,牺尊及另一牺尊残盖为另一组.从铭文得知,方彝应是盠为其祖父益公作的宝尊彝,暂称此组窖藏器为盠尊组器.本文在学者研究基础上拟对东李家村出土的青铜器进行再探讨,恳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