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战时外交体制探析——以宋子文使美为中心

国民政府战时外交体制的功用,体现在重大外交决策以及人事安排上,其特征就是高度集权于蒋介石个人。自1940年6月起,宋子文以蒋介石个人代表的身份长驻美国期间,直接对蒋介石本人负责,与蒋介石之间的重要联系力求绕开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外交部,也绕开驻美大使胡适,对美交涉成就显著,是战时外交体制灵活、高效、保密且成功运作的范例。蒋介石的最高决策地位,既是战时外交体制的基本特征,也是这一体制得以维系运作的重要因素。战时外交体制的确立,固然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集体抉择,但对战时外交体制的认同却是非常复杂和难以掌控的,其运作过程的稳定性也就难以保证,这也是战时外交体制的主要局限性所在。     

国民革命时期宋子文与孙中山、蒋介石关系之比较研究

自20世纪20年代初供职于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起,宋子文一方面得到孙中山的信任和重用,另一方面无条件地服膺于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地位,在金融和财政领域充分展示其才干,取得突出业绩,在大本营时期以及之后的广州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为各方面普遍认同。孙中山去世之后,宋子文与同样得到过孙中山重用的蒋介石都进入了国民党政权高层,两人之间有过密切的合作。但随着国民革命的深入特别是北伐的迅速进展,国民党各派之间、党权与军权之间、集体与个人之间等各种矛盾逐渐凸显,并与国共关系的演变相交织,宋子文与蒋介石之间的分歧冲突公开化,并在宁汉对峙之际分道扬镳。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及其成效

本文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台湾"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和外交部档案、广东省档案馆藏财政厅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重庆档案馆编四联总处史料集、民国报刊杂志等原始史料为依据,考察了国民政府管控侨汇的机构、政策、流向变迁历程及其成效。认为战时侨汇是外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金融抗战和军事国防联动布局的关键物资,国民政府对侨汇管控有其金融抗战和国防战略部署的双重需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存在着复杂的政策调整和隶属机构的变迁,这些措施增加了海外侨汇流入祖国。四联总处、财政部、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对战时侨汇管控做出重要贡献。文中1940—1945年度中国银行经收美元和英镑外币侨汇数额的统计图,填补了战时侨汇本币和外币统计数据欠缺的空白。     

谈粤、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宋子文

宋子文在1927年到1949年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同蒋介石、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组成了近代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政权的班底,号称“四大家族”。他们以“贪婪、强权和魔力统治着中国四亿人民”①。但在这之前的宋子文曾支持过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先后在广东(粤)和武汉(汉)国民政府担任过财政部长等职务。力图     

蒋介石与战时平准基金

蒋介石与战时外汇特别是与战时平准基金的关系,迄今为止未见有专门性研究成果问世.本文在查阅斯坦福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国民政府档案及其他史料基础上,系统梳理蒋介石对于战时外汇问题尤其是对于平准基金和平准基金委员会的态度,分析蒋介石对于战时重大外汇政策的决策与实施的作用,进而探讨相应的体制与机制问题,以冀深化对于蒋介石研究和战时财经领域的研究.     

宋子文、中国银行与战时美国租借援助的接洽

作为国民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中国银行在张嘉璈主政时期开始走上专业化发展道路。宋子文出任董事长后,大力编织侨汇金融网。中行在美国、越南、缅甸及南洋各地广设分支机构,国外部经理贝祖诒被赋予处理行务的全权。战时宋子文在美求援期间,利用中行纽约经理处垫款注册成立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并以重庆、仰光两地中行机构、人员与资金为基础,开辟接洽美国租借援助的专门路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子文调整重庆中国银行租借事务联络人,同时借助中行加尔各答经理处的开设将缅甸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业务转移至印度。宋子文运用金融资源开展美援外交的独特手法,有助于提高接洽租借援助的整体效率。     

国民政府在惩处日本战犯问题上的两面性

左双文教授在《国民政府与惩处日本战犯几个问题的再考察》一文中指出：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置问题,是战后对日处置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初国民政府对这一问题甚为重视,在战时即成立了专门的调查机构,进行相应准备,战后亦投入了一定人力物力以策进行。但国民政府因为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秉持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方针,对战犯的...     

宋子文和蒋介石的恩恩怨怨

宋子文和蒋介石既是郎舅关系,又是上下级关系。在蒋介石统治中国20多年中,宋曾是蒋家王朝的重臣。但由于二人的出身和经历不同,他们在很多问题上又政见相左。《宋子文和蒋介石的恩恩怨怨》一文讲述了他们这种微妙的关系。     

蒋介石与中国农民银行

1930年11月,蒋介石刚结束对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于同年12月便开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军事“围剿”。“剿共”必然需要巨额经费,而当时宋子文掌握财政大权,蒋宋之间又存在矛盾,蒋用钱不免受宋的制约。所以蒋介石想另辟财径,首先想到的便是鸦片特税这一重要财源。于是,蒋介石背着国民政府,在汉口设立所谓清     

宋子文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张学良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宋子文起初试图说服蒋介石对张学良不予任何处分,继而在张学良受到军法会审和判决之后,为争取落实对张的特赦而在各方之间折冲,待到张学良虽被特赦但仍被管束之后,宋子文曾与蒋多次交涉,但均无果。宋子文与西安事变解决之后张学良的关系,除了体现宋本人的待人处世之道之外,更反映了当时在国民党政权的党统、法统以及蒋介石个人威权之下,宋子文单凭一己努力是无法冲破体制、人事及情势的重重阻力,而改变蒋介石对于西安事变善后的既定决策的。     

蒋介石为设立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与国民政府教育部等来往电文选

1942年奉蒋介石手令,国民政府教育部、经济部、中央研究院、兵工署等筹备成立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以加强和推动战时国防科技研究以及相关人才储备。本组史料选自本馆所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反映了蒋介石指示相关机构发展完善国防科学运动以及充实储备工业科学人才等情。     

宋子文与陈嘉庚为在新、马募集救国捐款事往来电函（1937年12月—1939年7月）

抗战爆发后,为解决战时财政困难,国民政府于1937年8月决定发行救国公债5亿元,并成立了以宋子文为会长、宋庆龄等为委员的“救国公债劝募总会”,在国内各地及南洋、欧美华侨聚集地成立相关分会组织,开展了有效的工作。本组史料为宋子文与侨领陈嘉庚之间为新加坡、马来亚地区募捐救国事往来电函一组,反映了新马华侨怀着一腔爱国热情,积极投身救亡运动的历史。     

宋子文和蒋介石韵恩恩怨怨

宋子文和蒋介石是郎舅之亲。在蒋介石统治中国的20多年中,宋子文出任过财政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等职,是蒋家王朝的重臣,被称为蒋介石的“输血机器”。但二人由于出身和经历不同,性格迥异,在“剿共”、抗日、亲美等问题上,往往也是政见相左,故而两人之间风波迭起。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宋子文始终不肯去台,最后客死在异国他乡。     

民国刺蒋杀宋案

孙科是孙中山的独生子。为了争夺国民政府主席一职。他两次出巨款,请号称“江淮大侠”的暗杀大王王亚樵在庐山行刺蒋介石;事败后他又策划行刺宋子文。同时,日本军部正密谋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制造侵略中国的借口。于是,在暗杀大王的子弹射向宋子文的同时,“安清帮”的枪口也对准了重光公使……     

论蒋介石与战时行政三联制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为实现抗战建国,成立中央设计局和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推行行政三联制,强调计划、实施与考核三个环节的相互联系,以提高行政效率。蒋介石对行政三联制做了充足的准备,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政现代化的理念。但行政设计宏大,受战时环境及经费所限,实施倍感艰难;考核流于形式,难以充分调动行政人员积极性,行政三联制未能发挥实效。通过行政三联制的考察可反思蒋介石在战时的政治理念与现实的背离,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国民政府缺乏实事求是的行政风尚。     

试论抗战时期西部地区金融业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 ,随着日军的疯狂进攻 ,我国的政治与经济中心被迫西移。为保证后方货币资金的融通 ,支持战时财政 ,扶植战时经济 ,在建立战时金融管制体制的同时 ,大力发展西部地区金融业 ,已是国民政府实行战时财经政策的一个重要措施。研究抗战时期西部地区的金融业 ,对于了解战时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评价国民政府战时金融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抗战前西部地区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抗战以前 ,我国金融机构因东南、东北经济交通事业发达 ,大多云集沿海地区。至于西南西北各省 ,除少数重要城市设有分支行处外 ,其较偏僻之地尚少设立。 1 9…     

四联总处对战时银行机构的法律监管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最高金融机构——“四联总处”通过一系列立法活动加紧对银行机构设置、业务范围及业务检查等工作实施监管。监管目的在于维持战时金融经济运行的稳定,保障战时国家财政经济的金融需求,有意强化中央银行职能,以建立国民政府的金融垄断体制,对战时中国金融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受国民政府实行的多元化银行监理体制的影响,机构设置重叠,事权未能统一,四联总处对银行的监管力度与监管实效明显不足,致使战时通货膨胀日益加剧。     

民国“错中错”的“刺蒋杀宋”疑案

孙科是孙中山的独生子,为了争夺国民政府主席一职,他两次出巨款请号称“江淮大侠”的暗杀大王及“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潜上庐山行刺蒋介石。事败后,他又策划行刺宋子文。与此同时,日本军部正密谋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制造侵略中国的借口。于是,在“江淮大侠”的子弹射向宋子文的同时,青红帮的枪口也对准了重光公使……     

战时川康烟类专卖与战时财政（1942-1945）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大规模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全面抗战开始,中国举国进入战争状态。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宣言,正式宣布迁都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的规模,从事更持久的战斗”。战争开始后,国民政府为了支持战争,积极致力于建立战时经济体制,在金融、财政、经济政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战时措施,战时专卖政策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本拟从战时烟类专卖政策切人,对国民政府的战时特殊财政政策做一浅略评述。     

1942年居里访华之再探讨

1942年美国总统特别行政助理居里对中国的访问,体现了中美复杂的战时关系。宋子文在华盛顿提议邀请美国政要如霍普金斯访华是其为中国争取美援的外交措施,蒋介石同意邀请居里访华也是出于同样考虑。然而美国政府派居里访华是为了解释当时美援不足的原因,修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中美两国关系出现的的裂痕。因此居里此次访问并不承担调解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冲突的任务。居里的访问虽然缓解了中美两国之间一度激化的矛盾,但对于推动美国援华并没有发挥实质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