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1935年中日苏关系的转折

1935年初国民政府的对日对苏政策具有多重性质.对处于复杂的互动作用中的中日苏三角关系及蒋介石的战略作出片面的理解,是日本发动华北事变的重大原因.蒋介石在对事变的因应中曾从正反两个方面运用苏联因素,并尝试以"共同防苏"换取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善.但日本对之提出了中方难以接受的前提,最终迫使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大政方针上转向对苏不惜联合与对日不惧应战.导致这一转折的决定性的外因,是日苏两国在中国的主权问题与政权问题上的不同姿态.     

从日德防共协定到中苏绝对密件的多边博奔及影响(1936.11-1937.8)

苏联在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既进一步积极推动中国抗日,又为避免自身参战而拒绝谈判中苏互助条约。西安事变后,日本为拉拢国民政府,接受其以“共同防共”为名义的联日反苏,做出对华“温和”姿态,但因死守侵华果实而很快重返旧路。国民政府对苏联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多面性均有认识。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在对苏政策上既谋求以苏制日,又防止“为第三国抗日”;在对日政策上既坚持要求首先恢复华北主权,又致力于和平调整关系。这种做法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决策层既想抗日又不愿放弃反共的本质。这使他们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在对日对苏关系上时现纠结与矛盾。最终,在确信没有苏联的支持就无法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之后,国民政府才被迫同意通过中苏之间的“绝对密件”而使“共同防共”问题在条约层面得到决定性的解决。     

从日德防共协定到中苏绝对密件的多边博弈及影响(1936.11—1937.8)

苏联在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既进一步积极推动中国抗日,又为避免自身参战而拒绝谈判中苏互助条约。西安事变后,日本为拉拢国民政府,接受其以“共同防共”为名义的联日反苏,做出对华“温和”姿态,但因死守侵华果实而很快重返旧路。国民政府对苏联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多面性均有认识。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在对苏政策上既谋求以苏制日,又防止“为第三国抗日”;在对日政策上既坚持要求首先恢复华北主权,又致力于和平调整关系。这种做法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决策层既想抗日又不愿放弃反共的本质。这使他们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在对日对苏关系上时现纠结与矛盾。最终,在确信没有苏联的支持就无法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之后,国民政府才被迫同意通过中苏之间的“绝对密件”而使“共同防共”问题在条约层面得到决定性的解决。     

蒋介石的中日苏关系观与“制俄攘日”构想——兼论蒋汪分歧的一个重要侧面（1933—1934）

对1933-1934年间的中国而言,怎样综合处理对日对苏关系这一组复合性矛盾,是一个困难而又复杂的选择。就整体来看,蒋介石在此期闻并未单纯偏向于“联苏制日”,而是以“中立”促成日苏两国的相互牵制,实现既“攘日”又“制俄”的双重目标。二在质量上随各阶段矛盾的变化及对矛盾之认识的变化而各有侧重,在时间上则平行不悖。对这种着眼于利用国际矛盾的“二重外交”的评估,是当局在形势判断上的一个分水岭。它带来了蒋汪两人此期在外交方针上的分歧,并埋下了最终导致他们走上相反道路的种子。     

蒋介石的中日苏关系观与“制俄攘日”构想——兼论蒋汪分歧的一个重要侧面

对1933—1934年间的中国而言,怎样综合处理对日对苏关系这一组复合性矛盾,是一个困难而又复杂的选择。就整体来看,蒋介石在此期间并未单纯偏向于“联苏制日”,而是以“中立”促成日苏两国的相互牵制,实现既“攘日”又“制俄”的双重目标。二者在质量上随各阶段矛盾的变化及对矛盾之认识的变化而各有侧重,在时间上则平行不悖。对这种着眼于利用国际矛盾的“二重外交”的评估,是当局者在形势判断上的一个分水岭。它带来了蒋汪两人此期在外交方针上的分歧,并埋下了最终导致他们走上相反道路的种子。     

二二六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因应及其困境

皇道派和统制派在内政与外交等方面的矛盾,导致日本1936年二二六事变。该事变不仅导致日本国内的惶恐,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格外关注,因为它不仅关乎本国内政,且影响远东局势与世界和平秩序。事变发生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视其为危机与机遇并存,不断研究如何利用日本内部及日、苏间的矛盾为中国争得有利形势等问题。一方面,由于蒋介石对日、对苏的态度,未取得任何一方之信任;另一方面,由于苏、日各自基于对国际形势及国家利益之考量,致使蒋介石对日苏战争的空前期待成为泡影,其"联苏制日"、与日结盟抑或中立的企图均告落空。     

《虔台倭纂》的形成:从“地方经验”到“共有记忆”

《虔台倭纂》是基于对嘉靖 "倭患"的深刻记忆,面对万历时期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现实危机,编纂而成的一部以 "防倭御倭"为主要目的的私人著述。通过对该书编撰群体及成书过程的分析,不难发现早在 "壬辰之役"之前,江西地区就已形成了较为深厚的关于 "日本"与 "倭寇"的地方知识储备。这部分来源于嘉靖年间曾任职于 "倭患"猖獗的东南沿海地区的大量江西籍官员,对"倭寇"相关问题的介绍与传播。江西籍官员对东南沿海地区平倭御寇斗争的参与,极大强化了两个地域间的内在精神联系,也成为其塑造、强化自身地方荣誉的一种重要方式。于是,本为 "倭患"地区自身的历史经验,也日渐成为某些"非倭患"地区予以认可、接受的一种共有的历史记忆。     

中美战时军事合作的个案分析——以浙赣战役期间蒋介石军事决策为中心

蒋介石的日记表明,在浙赣战役中,蒋介石对盟国合作的重视和期望影响了其军事决策。这一点体现在浙赣战役中,蒋介石多次变更战略部署,并因为怀疑中国军队为盟国所做牺牲的价值而最终取消了衢州决战计划。蒋介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十分期待日苏间爆发战争,因此对日苏关系走向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这也是导致他取消决战的原因。蒋介石并未意识到其决策影响了之后的中美军事合作。美国政府事后对浙赣战役过程的调查,让美国陆军坚信中国政府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决心保卫美国所需要的军事基地。     

陈诚西安被拘记

正一1936年12月7日,古城西安寒风凛冽。一列南下的列车,把委员长行辕的参谋长兼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陈诚,送到离西安25公里的临潼。他去华清池向坐镇这里"进剿"的蒋介石汇报了晋陕军情后,便驱车驶往西安城里,下榻于西京招待所。东道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赶往西京招待所,看望陈诚。"辞修兄,我看中央对绥远日伪军的动作,主要仍系政治作用,非有诚意抗日;如诚意抗日时,应即联俄容共。"张学良慷慨激昂地表明自己对政局的看法。     

“桂系三雄”与国民党抗日游击战

"桂系三雄"在抗战时期提出的游击战,与中共的游击战,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但两者毕竟不能等同,特别是在依靠民众这一基本点上。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游击战提升到战略高度,领导和组织了抗日敌后游击战。同时,国民党蒋介石也基于战争的需要,谋划和实施了对日游击战。其中,新桂系三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对于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方针的确     

论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的日苏外交

日苏关系史,是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认真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不仅对我们了解这两个国家之间关系的过去,而且对我们研究和认识日苏两国间的当代关系都颇有益处。为此,笔者拟以《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的日苏外交》、《后藤新平与日苏建交》、《一九二四——一九二九年的日苏关系》、《论一九四一年日苏中立条约》等八个问题为线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日苏关系,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本文是其中的第一篇。     

鹿邑县举办革命文物展览

今年元月三日,鹿邑县革命文物展览正式开馆展出,陈列有各个时期的革命文物三百余件。展览共分四大部分:(一)党在鹿邑的早期活动。介绍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鹿邑革命力量由城市转向农村,党组皖苏抗日根据地。(三)解放战争时期的鹿邑。介绍1946年7月,全国内战爆发     

蒋介石对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反应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结盟问题的理论推断,以"英法苏合作"和"民主国阵营获胜"为前提。由于1939年夏《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和1940年春英法在欧战中的溃败,这两个前提一时消失,并带来众多变数,致使蒋介石在对外政策上陷入观望和动摇。1940年9月日德意三国同盟诞生后,围绕中国的国际形势开始好转,但因为苏联的取向未明,蒋喜忧交加,故其初期因应系以中立谋左右逢源。其后,随着对德苏关系及英德战局观察的深入,蒋引导中国外交重返首重美国、促进中美英苏抗日合作的路线。在针对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多边外交中,蒋以国际形势压日本接受公正和平的尝试受挫,但其他方面均获基本成功。     

蒋介石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反应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成立前夕,蒋介石的国际关系观含有多重成分,其消极的一面特别表现在他的日苏必战情结之中。在此背景下,蒋误判了苏联的缔约动机,并在欧战爆发之初主张对德宣战。其后,苏、英、法、日等国的对华态度,和国民政府内部对蒋介石之因应方针的反对相结合,迫使蒋修正了政策,重返等待国际变化的路线。因应苏德条约的挫折及教训对后来的蒋介石外交具有重大影响。本研究还显示:国民政府此期的外交决策允许各种意见进行比较平等的争论,即如蒋那样占据最高权位的人,也不能独断专行。     

武汉会战前后蒋介石的战略决策——兼论国共两党持久战战略之发展

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的战略决策受到日苏关系、中日和谈与国共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高层虽然在具体战役指挥过程中认识到运动战、游击战的作用,但是未能上升到战略层面系统认识和把握持久战的作战原则和基本方针,一度准备与日军在武汉"决战"。1938年7月底,日苏在张鼓峰冲突爆发后,日军对武汉的攻势有所放缓,蒋介石对武汉会战指导方针由"决战"转为"固守",希望借助国际形势的变化,牵制日军对武汉的进攻。鉴于英法不惜牺牲捷克利益对德妥协的前车之鉴,蒋介石在坚持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同意直接与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日本南进攻粤后,英美在华南的利益受到威胁,蒋介石的外交重心转向运动英美,积极推动英美在远东联合制日。武汉会战前后,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持久战战略理论已经走向成熟。相比而言,蒋介石及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战略思想则缺乏系统性、灵活性与成长性。武汉会战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难的阶段。国共两党在各自不同持久战理论的指导下,呈现截然不同的抵抗态势。     

蒋介石从出拳到被拳击

在远东,苏、日之间硝烟突起1936年1月24日,蒋介石成为《时代》封面上的人物。不过,这一次,他是一组人物中的一个,报道的背景是新年伊始在中、蒙边界上爆发的苏、日军事冲突,而参与者还有支持苏联的蒙古、支持日本的“满洲国”。     

“蒋介石与抗日战争(1931-1945)”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为了推动蒋介石与抗日战争史的相关研究,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于2014年6月7日至8日联合主办了"蒋介石与抗日战争(1931—1945)"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加拿大、韩国、新西兰,以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40余名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共提交论文25篇。会议围绕"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的主题,分别就蒋介石与抗战战略、抗战军事、战时外交、战时内政,以及外国人     

宣侠父之死探析

宣侠父是被蒋介石开除的黄埔军校唯一的最"牛"的肄业生,蒋介石曾亲授他少将参议,他"一张嘴能顶两百门大炮"是令国民党西北行营最头痛的人,终于蒋介石"忍无可忍"下达了密裁宣侠父的手谕,宣侠父是蒋介石亲自下令秘密杀害的中共最高级别领导人。满怀报国志向、才华飞扬的年轻将军,在抗日战场硝烟正烈的时候,没有死在对日作战的沙场,却倒在特务的枪口下。     

《大公报》与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扣蒋于西安城内,逼蒋抗日。这其中《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1889-1941)扮演的角色,常常被人忽略。12月4日,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欲意迫使张杨继续“剿共”。5日,正在西安的张季鸾在华清池谒见蒋介石,告以西安谣言甚盛,流行的政治     

七七事变前蒋介石对日政策的演变

七七事变前的几年间,蒋介石的对日政策经历了重大变化:从"攘外必先安内"到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他长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因有二:一是看不到中国民众中蕴藏着的巨大抗日潜力,并且害怕它,因而对经济实力和武器装备远为强大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充满恐惧;二是对国内异己力量、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疑忌太深。因此,总希望日本的侵略能适可而止,并期望国际社会能对它实施约束。但是,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实在太大,要征服中国,独霸东亚,远远超出蒋介石所能退让的底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经过诸多曲折,到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终于下决心停止内战,合作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