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冤案十三年纪实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陆定一就被定为“彭、罗、陆、杨反党联盟”成员,因为这顶政治帽子没有实质内容,不足以彻底打倒他们,于是就采取突击审讯、指供诱供、颠倒是非、捕风捉影、捉刀代笔、拼凑罪行的手法,罗列新的骇人听闻的罪名。即以陆案为例,什么“搞夫妻反革命黑店”、“要把副统帅整死”、是“阶级异己分子”、“叛徒”、“内奸”、“里通苏修”,是“大学阀”、“大阴谋家”、“大修正主义分子”、“大反革命分子”等等,必置其于死地而后快。就连陆的祖代与家人,“都是反动透顶的”。那么,陆定一的冤案究竟是怎么搞出来的呢?这要从…     

黄胄如何成为“驴贩子”

十年动乱一开始,“高举红旗”的《解放军报》,率先向党内外甚至国内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展开了“革命大批判”,在向“彭罗陆杨”特别是“三家村黑帮”以及苏联的肖洛霍夫、丘赫拉依等进行口诛笔伐的同时,也向部队文艺界一些同志开了刀,第一个是总政文化部原副部长兼总政文工团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陈其通。继批判陈其通之后,又接着揪出了两个军内知名人物,他们一是军事博物馆美术创作室的画家黄胄,一是原《星火燎原》编辑部的作家王愿坚,这二人和陈其通都是总政圈定的第一批必须公开批判的“反动分子”。黄胄是个画家,所以由军…     

胡风错案始末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中,给“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可能是最受人们注意的大错案之一。因为此案是建国后的第一桩大错案,是中国文坛上牵涉最广、蒙冤时间最长的一桩大案。此案长达25年之久,入狱受审的人员数以千计,当时被正式定为“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就有78     

教育战线闹革命，工人当校长

1964年,北京食品厂办了一所半工半读学校。“文化大革命”之前,这所学校为旧北京市委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控制,走的是一条修正主义道路。学校自开学那天起,就大搞金钱挂帅,技术第一,妄图把学生引向白专道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在教学上,     

三个“胡风分子”的坎坷命运

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大冤案,文艺界有几十位著名作家和诗人被打成“胡风分子”锒铛入狱,有的死在狱中,有的精神失常,不少家庭惨遭不幸,全国受此案株连者达2000多人,至今健在的已不多了。笔者将熟悉的三个“胡风分子”的坎     

“文革”:小品“四类分子”生活记“趣”

1、从新四军到“新四类” 我在“史无前例”时,被史无前例地打成反对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并押回原籍,与村里原有被管制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一起,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由此开始了我的“四类分子”生活。 第一天劳动中,几位“四类分子”老前辈,对我表示了某种欢迎和关切,我家近邻的那个地主分子对我叹惜道:“我原以为我们这些四类分子死一个就少一个。没想到还会有新的四类分子,更没想到你会当上这新四类分子。” 一个富农分子也同情地对我说:“是呀!我记得你从小当了新四军,怎么革命…     

震惊总理的劫法场事件

“劫”法场惊动周恩来 1952年,为了巩固刚成立的新中国政权,全国各地都掀起了镇压反革命的政治运动,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被处以极刑。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始末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新中国成立后发生在文艺领域中的第一大冤案,其牵扯面之广,延续时间之长,恐怕是中国现代文坛风雨路上所绝无仅有的。在这一长达25年的文坛公案中,有数以千计的人受审入狱,而仅仅被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就有78人之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它不仅     

家庭出身与我的个人遭遇

我出身于一个富农家庭,父亲又是反革命分子,有这双料背景,在那出身定“终生”的年代,就为我留下了难以抹掉的“烙印”。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今天看起来有些荒唐可笑,但在当时我却笑不起来。     

中共对托洛茨基评价的转变

每当提到托洛茨基或以他为首的“托派”,人们往往是谈虎色变。盖因自上世纪20年代末以来的近80年时间里,在整整几代人心目中,托洛茨基或“托派”都是反动或反革命的代名词。这并不奇怪,因为早在中共1929年10月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中,就有托洛茨基反对派“积极地在政治上,组织上,各方面来攻击党,破坏党”的定性,在毛泽东的著名文章《论持久战》中,甚至有“汉奸托派”这样的字眼,而《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实味也是戴着“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罪名在1947年被处决的。1991年2月7日,公安部正式作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决定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但是,从这一决定中仍可以看到,王实味是平反了,但托洛茨基并未昭雪,因为王实味是个好同志的前提,恰恰是他“没有”“参加托派”,如果参加了,那就是死有应得了!     

法国近代史上的复辟和反复辟问题——澄清“四人帮”在此问题上制造的混乱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把黑手伸进史学的各个领域,世界史也不能幸免。他们为了在现实政治斗争中打着“反复辟”的旗号大搞反革命复辟活动,就把“复辟和反复辟斗争”作为一个公式在史学领域到处乱套。其中,他们别有用心地大肆歪曲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毫无根据地断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先后经历     

我因胡风蹲大狱

抗战初期,本文作者孙钿还是个爱好文学的革命青年。他结识了胡凤,常到胡风门下讨教。１９５５年,全国突然发起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一下把他和－大批与胡风有过接触的人,大都划为反革命分子,关进了大狱。现在孙钿已到了７５高龄,他回忆起昨天那场浩劫,仍令人怵目惊心。──编者     

太平军光复永安时期的肃清内部反革命分子斗争

一肃清内部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是太平军建国永安时期极其重大的事件。早在1851年(咸丰元年)夏天,当太平军在象州各地和清军反复鏖战的时候,敌人就定下了“以毒攻毒”的方针,不择手段多方引诱太平军的将士,要“设法(?)赏(?)线,使賊党自猜。”准备“多(?)间谍,解散党与,     

怨也“向阳” 念也“向阳”——在作家协会“五七干校”

“文革”风起,斗、斗、斗,斗到最后斗、批、走。我于1969年9月下放向阳湖“五七干校”,1970年初又斗成反革命分子,在干校一呆就是6年。     

《胡乔木文集》中应为周维斌加个注

《胡乔木文集》第一卷中,收入了一篇由胡乔木执笔、发表在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上的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应该指出,在这八万多反革命分子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窃据了重要部门的重要职位。例如曾经是内务部户政司司长的周维斌,原来是叛变投敌,做过日伪警察分局长而且负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     

回忆父亲张申府（下）

十年动乱。雪上又加霜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16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反右前后的清华教授徐璋本

在1957年反右期间,一位教授公开组织“劳动党”,并向社会公布“劳动党”宣言和招募党员。他还被传言要和毛泽东竞选国家主席,由此而成为“现行反革命”,同时还由于有着被戴笠派遣留学美国的嫌疑,于是又加上一条“历史反革命”的罪行,在反右期间竟呼吁取消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于是被定性为“右派死硬分子”。     

葛佩琦“大右派”的“铁案”是怎样翻过来的

经历过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的人,或是读过记述这段历史文章的人,恐怕无人不知闻名全国的“大右派”葛佩琦。这个当时被划为“极右分子”,后又被作为罪大恶极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判处无期徒刑的葛佩琦,到底是什么人？如此“铁案”又是怎样铸成和怎样翻过来的呢？原本一热血满腔的爱国青年葛佩琦,原名葛畔珩,1911年9月出生于山东平度县仁兆镇淖泥沟村一个农民家庭。在家读过村塾,后靠半工半读在北京崇实中学毕业,1933年暑假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在华北危亡、祖国危亡的1935年,爆发了震撼全国、永垂青史的“一二·九”…     

陈独秀“总司令”问题澄清始末

今年是五四运动爆发90周年。纪念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不能不谈及陈独秀。关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明确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他创造了党,有功劳”。但是,自1949年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陈独秀被错误地扣上了“大叛徒”、“反革命”、     

析抗战时期国民党既联共又反共的两面政策

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共同进行并取得胜利的。国民党在抗战中对共产党采取的既联共又反共的两面政策,在当时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剖析一下国民党反共政策的根源和危害,不无观实意义。一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有较深的历史渊源。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集团即确立“清党反共”政策,公开宣称要用“决绝手段”,“必以至大至久之恒心与毅力,肃清潜伏之共产分子、绝其根株。”宁汉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