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为何实行“计划生育”？

南宋时期的农村,有个奇怪的习俗,叫“生子不举”,即生了孩子不养育,把婴儿溺死或扔掉。最初,这个风俗还有些迷信色彩．说五月初五生的儿子不祥,不吉利,所以“不举子”．这个“子”指的是男孩子。可是后来这个“子”竟演变成了包括男孩、女孩都在内的所有刚刚出生的婴儿,而且也不单指五月初五了。这个“生子不举”现象存在的时间之长,地域之广令人吃惊。     

宋代的“生子不举”

“生子不举”是宋代东南诸路较为普遍的现象。许多人家“计产育子”,“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这不仅与封建社会宣扬的仁爱孝悌道德伦常格格不入,也与古代中国多福多子的传统家庭观念大相径庭,对于力图广增丁口以辟税源的统治者来说,     

宋代太湖流域农村城市化现象探析

在宋代太湖流域,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城镇的发展,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农村城市化现象,其主要表现是：州县城市的空前兴盛以及由此引发的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郊都市化趋势;农村镇级中心地的大量涌现及其城市化特征的初步形成;乡村草市的广泛兴起和农村市场的快速成长。到南宋时期,太湖流域的农村城市化率已达到10%左右。     

完整制与分离制:宋代地方行政权力的转移

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的最大特色,是在同一高层政区存在多个平行的行政组织与长官,即在高层政区实行“分离制”。从“行政幅度”的角度进行审视,这种制度是宋代中央政府重新分配地方行政权力,使权力分配的格局更有利于中央。“分离制”成为宋代中央集权程度超越前代的一个直接原因。南宋时期,在同级的不同机构之间,官员互相兼职的现象日益普遍,导致事实上的机构精简;在中央政府与高层政区之间,出现一级“跨高层准政区”。这两个因素减弱了“分离制”实施的力度,导致南宋中央的集权程度明显不如北宋。     

论宋代法律中“例”的发展

宋代的编敕是最能体现其时代特色的法典,而编“例”亦是宋代法律的重要形式,特别是,南宋时的“指挥自是成例”之后,“例”的数量、地位和效力都明显的优于敕律。因此,研究宋代的法律不可不研究其“例”的发展变化及其作用。本文拟就宋代     

宋代“广马”以及相关问题

宋代“广马”以及相关问题刘复生由于战争的需要,“马政”之于宋代,始终是“国之大事”。马有牧养、买马之分,宋代战马以购买为主。买马地区北宋集中在四川、陕西一带,分别称为川马、秦马。南宋时更由广西路买马,与川、秦鼎足而立。故南宋时人言：“国家买马,南边于...     

清代福建育婴事业试探

一、溺婴恶俗的形成 福建溺婴由来已久．早在北宋时期．即因“建州,其俗生子多不举”而闻名,为杜绝此恶俗,在地方官员倡导下．闽各地普遍设立了“举子仓”．赈贷贫家举子者,开罪不举者．同时还设立慈幼局收养被遗弃的婴儿．初步建立了育婴体系．并在元明二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随着清初农耕经济的繁荣和摊丁入亩政策的施行．福建人口数量激增．人多地少矛盾日益突出．“溺婴”之风再炽．所溺者以女性为主。据《八闽通志》记载：“凡贫民生子弗能养者．多溺不举而女优先。”福建溺婴呈现出普遍性、大众性、严重性等特点。     

《资治通鉴释文》音切反映的浊音清化现象

南宋语音处于上承北宋下启元代语音变化的阶段,反映着中古音系向近代音系统的过渡与转变,这一阶段的音变现象研究属于语音演变转型期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史炤《资治通鉴释文》三十卷正是一本作于南宋时期的音义著作,其中大量的音切集中反映了宋代的语音特点,本文旨在分析声类变化中的“浊音清化”现象以窥宋代音变特点之—二。     

读燕永成博士的《南宋史学研究》

在中国封建社会史苑中,宋代史学尤其是南宋史学无疑是最为夺目的一支奇葩。史学大师陈寅恪曾对宋代史学评论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见《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2页）邓广铭赞扬宋代史学说：“宋代史学的发展所达到的水平,在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也是最高的。”（邓广铭、漆侠：《宋史专题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秦汉"生子不举"现象和弃婴故事

秦汉时期基于神秘主义信仰的民间礼俗,导致"生子不举"和弃婴现象的频繁发生。贫穷,也是致使初生婴儿的生存权利受到严重侵害的主要社会原因。多种历史文化信息告诉我们,当时溺杀女婴的情形更为普遍。弃婴故事的发生和流传,是有一定的社会意识背景的。当时法律有禁止"杀子"的条文,却并不能真正禁绝相关现象。有的行政官员通过有效的引导使得这种风习有所改变,其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首先在于重视经济发展,促成民间富裕。     

克利夫兰藏金书《法华经》扉画研究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卷宋代碧纸金书《法华经》写本,卷首扉画由右半部的“鹫台现瑞说法图”和左、中部的16幅较小图像构成。该作品是现存宋代“单幅绘本”类型《法华经》插图之孤例,扉画中很多图像细节都借鉴自“南宋大字本”、“秦孟等雕本”、“王仪本”这一系统的南宋“七卷刻本”类型《法华经》版画,并在此基础上缩略、改造、重新组合而成。因此可推知,“克利夫兰藏本”扉画的绘制年代应晚于南宋庆元年(1195-1200),乃南宋中晚期作品。     

六、国家行为的祭孔礼制

1、祭孔沿革 祭孔礼制是从周代的祭祀之礼演变而来的。最初的祭祀包括“礼”和“乐”两个组成部分。礼,指礼仪、等级。乐,指音乐、乐舞。南宋大史学家郑樵在《通典》中说:“礼乐相须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 祭祀在我国古代社会政治领域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每当改朝换代、帝王登基或国家大事必祭祀,以求社会稳定,国富民强。因此,它成了一种制度,世代相袭,直至清末。     

对陆九渊“顿悟”教育理论的重新认识

南宋陆九渊是自孔子以来伟大的教育思想家之一,他的“顿悟”教育理论体系是对中国古代教育艺术思想、教学实践经验集大成的总结和继承。然而,千百年来他的“顿悟”教育备受歧视和排斥。重新认识“顿悟”教育,不仅是对宋代优秀教育思想的认可,且对当今的教育理念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南宋“行在榷货务对椿金银见钱关子”钞技艺研究

中国是世界上发明和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十一至十三世纪,宋代使用的纸币有交子、会子和关子,堪称人类最古老的纸币文化。上世纪四十年代发现宋代“千斯仓”小钞版和南宋“行在会子库”壹贯文省钞版之后,1981年在安徽东至县发现关子钞铅版（一组八块）。以往的研究工作,重点是对钞版年代及其性质的考证,但还不是古钞本身。因此,宋代纸币的制作技艺,是本次研究的重点。     

“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会议综述

2006年8月21日至23日,“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及日本、韩国等国家的160多位学者。会议共收到论文120多篇。学者们围绕宋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诸多问题展开了积极的讨论,课题涉及到辽、西夏、金、蒙元等历史问题。兹就会议交流的成果择要作一介绍。一、政治。在大历史观的视野下,程民生论述北宋政府英明的统一战略和高超的政治手段。何忠礼则论证南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王曾瑜探讨宋代的卖官现象,认为等级授职制正是各种官场腐败的温床…     

南宋绘画风格探析——从团扇面与花鸟画谈起

在中国绘画史上,团扇扇面形制和花鸟绘画题材同时在宋代兴盛开来,两者之间具有相互促进发展的作用,又共同促进了南宋“边角之景”绘画图式的形成。而且北宋画家便具备了“以小观大”艺术思想和表现能力,”边角之景”的出现可谓水到渠成。“边角之景”又带来了“大斧劈皴”,形成完整的南宋山水画风貌。这种绘画风格并不是特殊的时代产物,更不是“残山剩水”的政治写照。     

南宋海商羣体的构成、规模及其民营性质考述

宋代海外贸易以民间海商作为主要力量,这一特征与汉唐时期的朝贡贸易、元代的官本商船以及明初郑和下西洋等在性质上截然不同。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之立国态势从“头枕三河,面向草原”一变而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亦即从中世迈向近世的重要表征。南宋东南沿海常年有近十万人涉足外贸,其内部阶层结构犹如金字塔,处於顶端的是宗室、官员和军将等权贵海商;第二层是职业海商与来华外商;第三层是时断时续参与外贸的中小海商;底层是数量最多的海舶水手和“带泄户”。这是一支强力无法压制的谋生力量,亦是南宋海外贸易之民营性质的确凿证明。     

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演变

宋代建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由中央直接委派官员出任地方亲民官,并设置巡检、土兵、县尉、弓手等基层武力,将有财力的百姓纳入吏职,使县成为宋廷深入基层社会的基点。徽宗时期,宋廷无力维护地方治安,使地方菁英、豪右与胥吏所形成的地方势力在基层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南宋时由于长期和战等因素,使县政推动更需倚赖地方势力的协助。地方豪强与菁英—地方官员—基层武力与胥吏三股势力,形成南宋以后中国基层社会的三个支柱,共同合作互相依存。宋代士人的角色更为重要,是南宋时代基层社会的主要力量。     

宋人谥号初探

古人谥号蕴涵着丰富的文化信息,通过对宋人谥号的统计与分析,可见如下几点：二字复谥至宋代已成主流,且“文”多“武”少;神宗、哲宗提倡事功,而南宋更注重倡导忠、节;文化重心南移及南文北武得到印证。另外,宗室谥号多用“孝”字,且近支美谥少;而私谥“节”字最常见;“肃”、“庄”、“壮”等字也有其特殊的用法及含义。以上现象反映了宋代的某些时代特点。     

宋代洛阳两个著名画家

宋代时,洛阳有两个名的画家,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一个是北宋的郭忠恕,他的“界画”被称为“一时之绝”。一个为李唐,居南宋“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硅”四大家之首,首创“大斧劈皴法”,成名时已年近八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