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自民党社会统合能力分析--于政治体系的系统输入一侧

复旦大学林尚立先生的《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的历史与现实》一书是对战后日本政党政治,尤其是对自民党“一党独大”现象进行系统研究的一部力作。但书中有关日本自民党社会统合作用的论述只言及自民党在政治体系的系统输出一侧的社会统合战略,忽视了自民党在政治系统输入一侧的社会统合功能。本文借林尚立先生的这一论述缺欠,指出了这一问题在日本政治研究中的普遍性,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西方政治体系、政治系统理论中政党统合功能的相关论述,对日本自民党在政治系统输入一侧的社会统合能力及其根源进行了概括性的论述。     

政治地理学研究

政治系统的空间组织在世界社会的空间格局,异常独特而引人注目,因此需要通过特殊手段进行研究。四分之三世纪以来,这一点已在地理学研究中得到共识。政治地理学对人的领土意识表现方式一直比较关注,并把它作为了解人类社会空间行为的最重要的关键之一。     

明代皇权转移之际的合法性博弈

本文通过对明朝皇权转移之际种种关涉政治合法性的博弈进行考察,透视明代皇位继承的文化和心理条件,对帝制体系运行中传统、实力、社会心理、人事关系间的纠结进行剖析。明代除曾发生建文、永乐间武装争位情况外,其他过渡较平稳的皇权转移仍常伴随围绕政治合法性的博弈,皇帝、士大夫、后妃、贵族、宦官都在其间扮演角色。皇权转移关乎国运、政局、民生,由此形成具有制度、文化、时局综合含义的更替规范和社会期待。这种期待,具有一定程度上降低皇权随意更迭的约束作用,凸显合法性构建的必要,但总体而言,明代皇权转移仍在传统政治范围内,没有发生“转型”的明确迹象。     

民主与独裁论战背后的非学理因素

民主与独裁论战背后有很多复杂因素,其中关于一个领袖的争论是非学理因素,也就是说,这场争论的重心已经由学理上的要民主还是要独裁转移到了中国有没有可以独裁的人、由谁独裁、这个人有没有独裁的能力的现实政治问题,非学理因素与学理因素纠扯在一起,使得不同知识分子群体表现出复杂的心理取向。五四以降,政统上的秩序危机与学统上的意义危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张力,尽管本文所选取的对象在对现存政府的合法性——道统的认可是有某种程度的共识的,但对于一个领袖谁来做的不同看法则反映出他们对于解决意义危机的犹疑之态,从而也表现出民国思想界道统、政统与学统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抗战时期张治中民众动员思想初探

民众动员反映的是政治主导和社会大众双方围绕一个政治目标而发生的动员和参与关系。在抗战时期民众动员主要表现为中国政府调动民众积极参加抗战。     

女性执政困境：玛丽一世女性王权合法性的确立

玛丽一世作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任女王,自继位伊始,其统治的合法性就充满了争议。亨利八世的婚姻案,使玛丽失去了继承王位的合法身份,爱德华六世临终遗嘱指定简·格雷作为继承人。尽管玛丽通过议会的支持处决了简并成为女王,但同西班牙的菲利普的婚姻加剧了民众对其统治合法性的质疑。中世纪晚期以来的政治理论和思想,也对女性统治充满了偏见。玛丽一世通过逐一回应对于其王权合法性的质疑,逐步确立了女性王权的合法地位。女性王权的合法确立,为后来伊丽莎白一世的继位奠定了基础,加速了民众对于女性君主王权的认同。     

进一步加强共产党人的道德建设

一个时期以来,党内"失德"现象较为普遍,致使一部分群众由此对党的先进性、对党的政治合法性、伦理合法性产生了质疑。因此,中国共产党要长期、有效地执政,保持其政治上的"合法性"和道德上的"合理性",必须加强共产党人的道德建设,使党在道德方面也成为民众的楷模。而大力提升党员个体道德水平,是加强共产党人道德建设的根本。     

约翰·密尔对权力与干涉限度的思考——以密尔评论《接触性传染病法案》为中心

《接触性传染病法案》是英国政府在19世纪中后期管控性病传播的重要法案。密尔有关此法案的评述,他参与废除法案运动和争取女性选举权运动等社会行动,体现了他对该法案所关涉的权力与干涉限度问题的多维度思考,这远非“伤害原则”所能涵盖。密尔关注权力的形式与合法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医学权威无法为该法案提供合法性,围绕此观点的论述展现了他对权威、真理与个人判断之间关系的理解。在传染病防控的语境下,密尔并未划定权力干预个人自由的统一标准,而是在考虑到个人自由、道德提升、社会进步等情况下来判定干预界限,这是一种在情境中应用功利主义的做法。密尔对法案执行和废除法案运动的观察,推进了他对女性争取选举权意义的认知和两性共同治理的构想。通过解读密尔关于该法案的评述,可丰富、深化甚至修正我们对于密尔某些核心政治理念的理解,启迪我们在公共卫生语境中如何看待权力与干涉限度等问题。     

民国时期学界关于清朝对外关系史研究述评

民国时期,由于日本的对华侵略而使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深,促成了学界对于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视,尤其是对于清朝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关注。本文拟对民国时期学者们对于清朝对外关系史的研究状况作一述评。一民国时期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兴起是与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发展进程密切相关的。一方面,政治社会形势的发展为中外关系史研究提出命题,吸引人们加强对相应课题的研究;另一方面,中外关系史研究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影响着社会对当时相关问题的认识。首先,民国政府外交活动的增多和民众对外交的重视。中华民国成立后,民国政府积极参加国际…     

操演的政治:现代国家仪式与民初政治合法性建构

现代国家仪式作为中华民国建立之初政权合法性建构的重要工具和措施,有其产生背景与契机,中国传统礼仪、节日文化为现代国家仪式产生提供本土资源,而随着近代中国逐步开放,西方现代仪式知识的传入及传播为现代国家仪式产生提供域外资源。民国成立为现代国家仪式提供制度保障的同时,也利用国家仪式操演,昭示新民族国家、新政府成立,并提供正统与道统支持,构建"革命"与"共和"作为民国"新传统",为新政权提供合法性支持。国家仪式及其政治文化,从传递社会记忆、维护政治秩序、构建文化传统、动员社会等方面形塑、表达和强化剧烈转型的民初社会的政治合法性。     

透明行政:构建廉价政府的根本保障

构建廉价政府关涉到减轻人民负担、推进社会自治、塑造良好政府形象和巩固执政党的合法性地位。透明行政能有效地控制政府规模、降低行政成本和规避腐败现象,透明行政是构建廉价政府的根本保障。     

政治认同解构：以马来西亚华人为例

政治认同不仅包括国家认同,而且包括对政府与统治者的认同,把加入国籍看作是政治认同的唯一标志是一种不完善的认识。影响政治认同的因素复杂多样,涉及到认同动机、过程,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政治合法性。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认同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关键原因在于其认同动机的复杂性和过程的艰难性,而且对华人而言,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也受到一定怀疑。     

元代大赦与政治关系论析

从大蒙古国到元朝,大赦的施行逐渐变得频繁,成为蒙古统治者常用的一种政治策略,这一现象与元代的政治变迁息息相关。由于制度变迁以及特殊的政治环境,郊祀大赦在元代大大减少,皇权变更、政治动乱乃至不同政治势力间的政治博弈成为引发大赦的主要动因,大赦的政治实用色彩更加凸显。对于元朝统治者来说,大赦是其应对复杂统治局面的有效策略,有着重要的政治功能:宣扬皇权的合法性,获取民众的政治认同;消弭社会动乱,促成政治和解,稳定统治秩序;整饬政令,调整行政运行。作为一种"非日常"的统治手段,大赦在元代的治理实践中有着重要地位。但不可忽视的是,它常常扰乱了行政与法律的正常运行。     

社会公平与差序政府信任 ——基于CSS2019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信任是民众对政府的信心,是民众期待与政府回应程度的结果.我国政府越来越注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与支持,民众的政府信任是政府行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当前的政府信任表现为"央强地弱"的差序政府信任格局.同时,社会公平的重要性愈加凸显,我国在各领域注重公平,但实际社会生活中仍无法避免不公平现象,社会公平与差序政府信任情况值得探...     

对青海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思考

稳定和谐的民族关系是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新青海”的基础和保证。对于多民族的青海而言,民族关系和谐始终是关系到政治稳定、社会繁荣发展和安宁的重要问题。只有抓住了民族关系这个关键,才能切实构建和谐青海。     

民国初期新疆民众社会心态的重构：传统与近代之间

辛亥革命引发了新疆社会的政治变迁,这种政治变迁对新疆民众的内在观念的冲击是巨大的,并在当时民众的社会心态的转变上得以彰显和印证。民国初期新疆民众传统社会心态的近代化主要体现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伦理道德这三位一体的文化结构的解体。     

抵制美货运动时期中国民众的“近代性”

抵制美货运动时期中国民众的“近代性”〔韩〕金希教２０世纪初,以义和团运动与抵制美货运动为代表的清末民众运动,反映了中国政治格局的一些显著变化。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民众社会和民众民族主义,是民众的反抗扼制了列强的殖民化过程。一近代民众社会...     

非洲的反政府武装问题

反政府武装问题是非洲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在非洲“前民族国家”的“新家长制”下,既得利益集团维护私利而损害了大多数民众的福祉,迫使民众寻求家族、部落、宗教集团等的庇护,导致反政府武装兴起并与政府对抗。而经济发展困境、非洲民众与国家在经济关系上的脱节,及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对非洲主动性的扼杀,则滋生出反政府武装兴起与发展的社会经济因素。被边缘化群体的不满情绪,某些突出人物的领导力,以及独特的士兵群体的参与,则为反政府武装提供了人员、智力与武力支持,使反政府武装具有了强大的破坏力。而“本土性、独立性”的认同则为反政府武装提供了斗争的合法性理由,并以此赢得部分民众的认可与同情。     

康熙《御制耕织图》的社会心理学解读

作为清代最重要且最具代表性的耕织图,康熙《御制耕织图》选择了以江南地区为蓝本来呈现汉族农村的水稻种植与蚕桑丝织过程。之所以如此,与清初的社会心理密不可分。这些要素的选择,既衔接了民众已有的社会心理结构,又契合了统治者的施政要求,具有厚重的心理学涵义,即确立清廷统治的政治合法性,维护社会稳定,革新社会秩序,表征统治者理想的农村模式。因此,康熙《御制耕织图》具有突出的社会治理属性,对理解历代耕织图的功能意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政治合法性之建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与国民政府试图利用国家纪念日这一政治文化资源进行政治合法性建构,以维护自身的统治并表达政治诉求,特别是在特殊环境下进行政权建设,为抗战服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通过国家纪念日传递筛选后的记忆,试图制造出共享的社会记忆;通过国家纪念日的活动时空、参与人员、仪式话语等安排,以建构权力权威;通过将传统文化融入国家纪念日,以构建文化传统;通过国家纪念日动员,让民众感受纪念仪式操演氛围,接受宣传的政治内涵和理念。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正是通过国家纪念日这四个方面建构抗战时期的政治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