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陟神仪式与《离骚》中有关描写

张光直先生在其《中国青铜时代》中曾提出过一个开始不被重视,以后又引起争议的观点,他认为: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乃是巫觋通天地工作的一部分工具。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是否有这种意义,笔者没有资格置喙。但我觉得,张光直先生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观点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在早期巫术中,动物乃是帮助巫师交通人神的重要伙伴。张光直先生的研究,使我们对商周时期的巫术观念及巫师沟通天地时的操作过程有了全新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我们把楚辞放在原始巫术文化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将会有新的理解与感受。 在商周巫术中,巫师贯通天地、与神交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降神,即巫师通过一定的仪式,邀请或召唤神灵自上界来到人间,卜辞中有许多例子:     

道教奉神的演变与神系的形成

道教树立和信奉的诸神,是随着道教发展的历史过程,逐步完善而形成的。如果从东汉顺帝时(126——144年)道教从组织上建立算起,大约经历了八百多年,在宋代才有一个较为定型的道教神系。道教诸神的源起多头,兼收并蓄,神系庞杂,层次不清是它的特点。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点探索。 在我们对道教奉神进行研究、探讨时,从许多原始资料中,使我们坚信是“人创造了神,绝非神创造了人”,是“神由人起”,这个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而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历代王朝的更迭的具体需要而有所变异。这个人     

与神共舞的云南傩面具

面具,是人类早期的文明之花。曾广泛地融人中国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之中,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和造型特点。它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原始乐舞、巫术、图腾崇拜及民间歌舞、戏曲等相互融合、相互依存。所蕴涵的文化积淀,涉及宗教、祭祀、民俗、艺术等领域,从各个角度形象而鲜明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信仰观念、风俗习惯、生活理想与审美趣味,也是各民族历史变迁的真实写照。     

宕昌地区的几位地方神

宕昌地区有几位地方神在当地社会生活中是颇有影响的,有的是其他地方很少见到的特有神,有的则与藏族地区早期原始宗教苯教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这些神的来历、演变及群众对其信奉祭祀活动中,蕴含着不少当地民族变迁融合及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信息。因此,考察了解这几位神的情况,对了解宕昌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洞庭湖水神信仰的历史变迁

洞庭湖水神作为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远古时代就应运而生了,并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其信仰对象、信仰方式和信仰心理分别经历了由自然神向人神、由娱神到娱人、由神圣到世俗的嬗变。洞庭湖水神信仰是人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为了满足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心理需求而创造出来和不断传承的一种文化现象,在当今社会还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先秦民间信仰与民神易位的反向衍进——以兵学考察为中心

先秦自春秋以降,民间信仰中的"鬼神",相对于日渐觉醒的人性精神,开始退居次要地位,但军事巫术却空前兴盛。民间信仰与民神易位在兵学领域呈现出反向衍进的态势。民神易位思潮肯定了人的价值,而基于民间信仰的军事巫术的兴盛,标志着兵民的心理诉求被纳入指挥决策的博弈,反映了对人的精神需求和心灵归宿的观照与反思,二者是在不同向度上诠释了先秦人性意识的觉醒,为后世确立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信仰长期共存的二元对立结构,乃至构建多元语境交融下的文化生态,奠定了基础。     

近代欧洲巫术迫害成因考

自有人类以来,就有了巫术。因为对大自然和自己身体缺乏了解,原始人类将许多自己无法解决的事归结为上天的旨意,于是沟通人与天之间的巫师便应运而生。“巫术是一种被歪曲了的自然规律的体系,也是一套谬误的指导行动的准则;它是一种伪科学,也是一种没有成效的技艺。”虽然自中世纪就有了对女巫的审判,但对女巫进行大规模的驱逐是在宗教改革之后,即现代早期国家和现代科学形成的时代。究其原因,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中国海神信仰发生演变过程及其人化影响

最早的中国海神是沿海东夷人创造的,其神容为珥两蛇、践两蛇的鸟图腾。随着中国海神信仰演变过程中人化影响的渐次加强,海神角色逐渐人格神化。海神角色人格神化大体分三个阶段,即雏形阶段、确立阶段和普及阶段。中国海神与内陆神之间的密切联系及其角色转化,是人化影响的外在表现。     

论中国民间神的世俗性

对民间诸神的信仰无疑是我国民间宗教的一种主要形态,按照涂尔干的观点,宗教的基础就在于世俗世界与神圣世界的隔离。涂尔干认为,“人们已经在两者之间划出了一条逻辑界限,所以心灵会断然拒绝将这两种相互对立的事物混为一谈,甚至不允许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这是因为,两者之间相互混同或直接接触,与人们内心中这两种概念的分离状况是格格不入的。神圣事物总是某种超凡脱俗的东西,凡俗事物不应该也不能够与之接触”。我国民间信仰中的诸神无疑也构成了一个神圣的世界,虽然从本质上来看,这个神圣世界是迥异于凡俗世界的,但是,我国民间信仰的诸神又与凡俗世界有着“割不断,理还乱”的联系。从与世俗世界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中,我们看到我国民间诸神有着浓厚的世俗特性,这种特性体现出了我国民间宗教信仰的显著特征。     

瑶族神判法述论

神判法是一种民俗文化现象,属于原始习惯法的范畴。它是原始社会中,人们借助“神”的力量,调解纠纷、协调关系的一种社会强制机制。神判法在世界各民族中曾一度盛行,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跨入阶级社会后,神判法在许多国家逐渐为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成文法所取代。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并不同步,因此,在南方的一些后进的少数民族中,这一古老习俗长期相沿,成为了一种文化积淀。瑶族历史上便是一个盛行神判法的民族。本文拟对瑶族的神判法略作论述,舛误之处,恳请指正。     

高句丽隧神考

在高句丽原始宗教中，隧神占有重要地位，本文着手文献和音韵的考证，揭示了隧神便是秽神，亦即高句丽后来奉祀的夫余神。传说该神名曰柳花，系河伯之女，其实，柳花本身便是河泊。高句丽史中出现的隧神、夫余神、柳花、河伯，名虽繁杂，不过一神而已，追其根本，乃是高句丽的母系祖先。通过诸多迹象分析，这位高句丽的母系祖先，实际上就是华夏古史传说中的人类共祖女娲。     

原始形态体育器械的考古学分析——史前劳动工具与原始形态的体育器械

人类文化的产生,由某种意义上说,是从人类的劳动开始的,而人类的劳动又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因此,工具的出现,就意味着人类生产活动的肇始,意味着人类以工具为手段在改变自然界的同时,进而改变人类自身的开始。具有自觉意识的人类的活动,在迈上原始体育形态的第一步台阶时,劳动工具的使用起着重要作用。人类原始的劳动工具,是一种多用途的"人工器官",因此,史前的劳动工具,是反映原始人类文化形态的显著标志。这些工具既是人类同大自然进行斗争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又是进行身体运动的主要辅助手段。当原始生产工具由于加工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进步的时候,它们也开始被用于人类进行自身改造的活动中去。从人类利用工具作为器械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进行有意识地自身改造开始,人类原始的体育形态就形成了。但这一发展却经历了极其漫长的过程,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原始的体育运动器械处于和生产工具不分的状态,即主要用于狩猎、采集的许多生产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也被用于身体练习和娱乐活动。如旧石器在晚期,除了石球、石镞和石矛几种新器形的出现外,还有斧形小石刀,雕刻器、钻头等。这些主要是作为切、刮、剥工具来应用于人们生活中的。不过,像小石刀等,后来多数是作为复合工具使用的,因此,它对石镞,石矛等复合工具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原始生产工具的不断发展进步,也就潜在地为专用原始体育器械的诞生作好了准备。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文化的进步和人类活动方式的扩大,许多生产工具在功能方面开始分化。虽然这时的工具仍以石器为主。但在制作方式上,磨制的已占多数,且更为精致,器形种类也大大增多了;同时,骨、角、蚌、木、陶等质料的工具也更加丰富。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的经济生活提高了,生活的手段增强了,同时,适应人类运动形式的需要,也演化出了一些颇具专门化的运动器械。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工具的改进,为人类文化形态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对原始体育形态来说,工具的进步与类型的增加,为人们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活动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人们在原始体育上的活动方式。通过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原始时代工具的发展和功能特点的转化,可以看出原始体育形态从形成到逐步发展的事实。旧石器时代的工具,种类少,形式简单,且多为一器多用。像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甚至石镞、石球等,所显示出的原始体育活动的某些功能只是间接的,其主要特点还是作为当时人类生存谋生的手段。至新石器时代,随着社会和原始经济生活的进步,人们活动领域和内容的扩展,许多工具已经不是生产工具与劳动对象的简单接触所产生的了。这些经过人们精心设计的工具,在原始体育文化的发展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一是许多工具在最初由适应狩猎业和原始农业,逐渐也具有了原始体育活动器械的功能;一是出现了直接用于原始体育活动的器械。这两种变化,使原始的生产、生活工具在推动原始体育形态从其他社会活动中完全分离转化出来,并向文明时代体育形态演化创造了条件。     

祈祷与敬畏中闪现的灵光-西部民族宗教信仰与民族审美体验之一

原始宗教是人类处于初期状态的宗教。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了反映人和自然矛盾为主要内容的初期状态的宗教。这种原始宗教与阶级社会所形成的一神教相比,其明显之处表现为万物有灵,即多神崇拜。因此,学术界又常常把它命名为多神教或史前宗教。从考古遗迹看,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时代还没有宗教观念。那时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过分低下,人类的思维能力还处于极度低下的水平,人类用于交流的语言还相当贫乏,因此,原始人要表达简单的思想还要借助于面部和身体动作的辅助,他们的思维活动在相当长的一段…     

农神崇拜与农业神系——读《商周秦汉神祗的农业神性》

对农业神灵的信仰和崇拜源于华夏先民的原始宗教观念,拥有农业神性的神祗既包含专司农事活动的神祗,又包含本非农神但被赋予农业诉求的神祗.农业神格系统初步形成于西周时期,到东周特别是战国以来受到一定的挑战和颠覆,到两汉时期的大一统皇权时代得以逐渐稳定.《商周秦汉神祗的农业神性》一书从农业神性角度切入探讨中国文明早期阶段的祭祀...     

巫术信仰本质的注释：十五世纪乞丐传统的民间传说和古典文化

巫术是一种历史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地域的变化,社会文化方面也会产生变化。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能追溯到形成巫术信仰的不同的文化底层,从而阐明它们的融合过程。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民间传说和古典文学这两种元素在15世纪如何交织在一起,当时,那些被称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方济会修士、多米尼加传教士以及审判官,通过这种交织构成了一系列与巫术信仰相关的、连贯的、多样性的画面。通过将本人在专著《巫术、迷信和圣方济会修士》中一些重要的信息资源与其他作者作品中的信息联系起来,本文旨在分析这个多文化传统结合的过程是如何将巫术现象之被创造、被理解这一事件具体化、清晰化的。此外,本文也想强调,这些时而指向现实时而指向怀疑立场的、有关巫术信仰的、相互矛盾的观点是如何与修士们不同态度的具体转变相联系的。     

试论古代埃及人的历史意识

古代埃及人认为,世界在创建之初创世之神就创建了神圣的宇宙秩序——玛特,它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运行法则。它是一种抽象的观念,是我们理解古代埃及人思想特征的关键所在。以玛特观念为基础,古代埃及人形成了朦胧状态的历史意识,包括神人关系、社会历史发展的模式、创世与王权、历史的作用等。古代埃及人正是以此为基础认识过去,发现人类存在的意义。     

300个傣女祭寨神

寨神是傣族村寨的保护神,即社神,傣语称“丢拉”。他们是原氏族的祖先,通常是建寨过程中有功的特权家庭成员,在氏族发展为村社以后,便被供奉为寨神,由本寨人供奉。寨神有善恶两种,善者能保佑全村,恶者则会危害本村利益,因此都要加以供奉和祭祀。寨神通常被供祭于村中的寨子中央,具有无上的权威。傣族人一生中的一切重大事件,都与寨神息息相关,都要举行一定的祈祷仪式。城子寨祭寨神时是由每户女主人参加。各家各户备办鸡、酒、蜡条、糯     

羊年说羊——一个神羊的故事

在西藏,积德行善的人将一些生灵放养在佛教圣地,所谓献给神的生灵,最常见的有神羊。这些羊长年活动在转经路上,每天与过往转经人朝夕相处,天长地久,神羊和人的感情越来越深,它们的身上充满了灵性,按信教人的说法这是一种神性,它们不时真的象高僧大德那样象模象样地做起善事来,得到一丝慰藉的转经人这时都要布施与它可口的食物,由此神羊们也懂得了这个规律,各得其所。在现今世界,要说人与动物的感情莫过于藏族人对羊的感情。在西藏羊崇拜不仅是人与羊在感情上的融合,更是一种生命的融合,由此膜拜神羊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劳动的意义:希腊神人分离神话的哲学阐释

古希腊初民对神人分离过程所进行的生动描述,内蕴着古希腊人对存在于自然、人的生存和劳动之间的密切关系的理性思考。劳动出现在神人决裂之后。劳动的意义在于,它既是神人关系重建的中介——通过将劳动所得的产品变为对神(自然)的祭品,人重新为神(自然)所眷爱;又是人类能够永续生存的基本技艺——神(自然)保证劳动之人能获得生存所必需的"牲畜和黄金"。不仅如此,劳动还是人类显示自身存在独特性的本质性规定。劳动是人在世的神圣职责,人在创造性劳动中博取声望,实现自身价值,并借助劳动将人与其他生命物种区别开来。人类是最具神性而惟一能与神分享创造乐趣的种类。以是观之,在希腊初民通过神话形式所欲表达的生活观念中,劳动是人的本质的思想已初露端倪。     

在神圣和凡俗之间--关于日本地藏菩萨信仰的文化思考

信仰往往与特定的仪式联系在一起,而“仪式,通常被界定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动,这类活动经常被功能性地解释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过渡(社会类别的、地域的、生命周期的)、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