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魏晋时期儒学的新变化

魏晋时期,帝国的重建文化又一次走向整合,形成了广汲博纳、气势磅礴的胡汉、中印文化大融合时期。玄学是对两汉经学表现形式上的否定,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魏晋时期,经学式微,玄学不断地兴起,展开"自然与名教的争辩",其中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在玄学思想影响下开始放荡不羁的社会生活,玄风兴起的魏晋时代,传统的儒学开始玄学化,注经数量多,经学家群起,并与道教思想互补有了新发展。     

魏晋儒学盛衰之辨——以王肃之学为讨论的中心

汉末以降,儒学独尊地位被打破,这缘于天命论的动摇,使汉代官方以儒学为核心内容的完整严密的解释系统出现了漏洞,从而给道、名、法等家的兴起让出了空间。但更重要的是,天命论的动摇,使抑君申臣思潮和时遇论命运观兴起,导致儒学凝聚社会精神的作用崩塌,这是魏晋儒学衰落的真正内涵。汉末社会流弊刺激了礼学的兴起,魏晋时期礼教兴盛,夯实了儒学的文化传统主体地位,这是魏晋儒学强盛的有力表现。魏晋儒学衰落与强盛的对立观点共存,是因为其集学术思想、官方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三重角色于一体,且三者互相纠葛所致。     

浅谈魏晋时期儒学的新变化简

魏晋时期,帝国的重建文化又一次走向整合,形成了广汲博纳、气势磅礴的胡汉、中印文化大融合时期。玄学是对两汉经学表现形式上的否定,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魏晋时期,经学式微,玄学不断地兴起,展开＂自然与名教的争辩＂,其中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在玄学思想影响下开始放荡不羁的社会生活,玄风兴起的魏晋时代,传统的儒学开始玄学化,注经数量多,经学家群起,并与道教思想互补有了新发展。     

魏晋时期玄学之外的儒学踪迹

魏晋时期玄学兴起,在战争的环境下士人寻求内心自然心性的解放和精神的自由,形成一种清淡玄虚的魏晋风度。但在社会的深层思想中仍然积淀着儒学思想:文学具有注重集体性、功利性和交际功能倾向的创作形态,体现着儒学"诗可以群"的诗学思想;在法律精神上也融合了儒家思想,具有"礼法合流"的特点。魏晋风度的玄学思想与文学创作形态、法律精神体现的儒家思想形成"儒道互补"的思想格局。     

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以中国文化为题材的英文作品解析

胡适的大部分英文作品都以中国文化为主题.从他博士论文所表现的主旨看,从他对"中国文艺复兴"的历史诠释看,从他中西文化观前后期的演变看,从他在英文语境中与西方汉学家的对话看,他在英文作品里倾注的核心主题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的这一历史观既表现了他的民族主义情怀,也反映了他对现代化的基本认识,有着丰富的文化内含和复杂的历史境遇.     

《世说新语》女性称谓和性别文化

中古时期,佛教传入中国,魏晋玄学兴起,儒学礼制尚未严格规范所有的社会层面。在此背景下,《世说新语》"姊""妇女""尚书""贫道"等女性称谓反映了女性在家庭生活和社会领域的表现和地位,"夫为妻纲""男尊女卑"的性别专制体制在魏晋时期的实际情况,为我们了解中古汉语婚姻制度和佛教教义提供了语言事实。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7年8月16—18日,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北漳河经济开发区召开。政治史与制度史。楼劲从四个方面论证了魏晋以来儒学并未衰落,而是不断发展并深切影响了整个社会。吕宗力考察了"太平真君"谶语在北魏政治文化中的影响。仇鹿鸣《北魏客制小考》指出北魏的客制与传统意义上的客卿名同而实异,是北魏     

中国文艺复兴进程中的“激流”——评新文化运动

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启蒙为明清之际的中国式"文艺复兴"之滥觞,而新文化运动乃其在特殊历史环境中迸发的一股激流。迫于民族危机,这股激流由一个从文化革新为主流的文化运动滑向了政治大潮,并未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化体系。中国"文艺复兴"之路仍艰巨而漫长。     

关于但丁"文艺复兴先驱"的三次大辩论及其政治意义

本文围绕着但丁"文艺复兴先驱"问题的三次大辩论,揭示其文艺复兴运动性质的转变:以复兴古典文化为宗旨的早期文艺复兴运动是如何转变成为以建立自由公民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运动的.这三次大辩论,不仅反映出早期人文主义者们思想的矛盾,也透露出他们思想的发展和日渐成熟的信息.辩论者用来评价但丁是否符合先驱的几个标准(古典学权威、新文化的开拓者、优秀的共和国公民、共和国的保卫者),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人文主义者们的政治态度.但丁最终被奉为文艺复兴运动先驱这件事,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尤为重要的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宗旨是在但丁"文艺复兴先驱"的大辩论中确立的,这也说明了从研究古籍的文化运动向以建立自由公民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运动的转变是具有其内在深厚政治传统的,不尽是外敌入侵佛罗伦萨所造成的自然结果.     

史学精粹

<正>王晴佳、胡萧白:《中国史学的元叙述:以"文化中国"说考察正统论之意涵》(《江海学刊》2017年第1期)杜维明教授在1991年提出"文化中国说"。这一学说和其他当代新儒家的理论,与宋代士人的"中国"观有不少可比之处。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在汉朝灭亡之后,如何定义"中国"及其延续和变化。魏晋时期中国史学开始出现     

主流媒体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策略研究——以甘肃电视台疫情报道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属于典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众信息传播的路径变迁,从疫情爆发初期的"信息呈现"阶段,到信息公开化为基本形式的"媒体表现"阶段,最后呈现出主流媒体强势回归的根本趋势.在"移动优先"的新传播语境下,本文对主流媒体疫情报道进行梳理,着重以甘肃电视台《甘肃新闻》为研究样本进行切片化分析.疫情期间《甘肃新闻》坚持对...     

传统手工艺的复兴与生态中国之路

近百年来,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一直是在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讨论中发展的,从"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到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把"传统"和"现代化"予以对立。时至今日,当我们重新认识和肯定我们传统文化的巨大价值时,需要做哪些新的思考?能否可以通过传统在现代化中的重构,促使一场中国式文艺复兴的出现,同时促使一个新绿色文明的建构,使中国成为世界率先迈向生态文明的国家?中国式的文艺复兴是从人对自身文化的重新认识,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回归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人的新的"生活样式"开始的,因此,其复兴的形式主要是表现在传统手工艺的复兴上,而这种来自民间的传统手工艺复兴正是激发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生机与活力的一种重要方式。     

日本武士道论视野中的中国儒学

武士道论是近代日本在塑造民族认同过程中逐步发展和确立起来的一套非常重要的话语体系。本文选取"近世—转型期—近代"这三个历史时期三个代表性的武士道论者,分别是山鹿素行(1622—1685)、吉田松阴(1830—1859)和井上哲次郎(1855—1944)进行分析,以考察致力于建构本民族自我认同的日本武士道论者,在展开关于武士道的历史叙事时,究竟是如何处理儒学这一来自中国的"他者"。山鹿素行立足于儒学基本原理,但是他通过将儒学原理与中国刻意剥离,实现了将中国"他者"化的同时,将儒学"自我"化;吉田松阴则致力于摸索借助普遍主义的儒学,建构特殊主义的日本民族主义的可能性,并成为近代日本蔑华思想的重要源流之一;井上哲次郎作为近代日本武士道论定型时期的代表者,完全丧失了儒家普遍主义精神。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化,这一日本人无法回避的"巨大的他者",先是被利用,而后又被抛弃。"他者"与"自我"的双重建构,最终演变为双重的"虚构"。     

果园墓群魏晋墓壁画砖的内容与艺术风格

魏晋墓壁画砖以生动、鲜明的墓室壁画,表现了魏晋时期的美学概念,是魏晋时期艺术的重要载体,也是研究魏晋时期美学的重要依据.文章从果园墓群魏晋墓壁画砖形成的文化环境为切入点,研究魏晋时期酒泉地区附近河西走廊的文化环境及墓室壁画形成的原因,深入分析了果园墓群为祭墓壁画砖的艺术风格.     

“中华文化的跨境传播:海外华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3年12月16—17日,由厦门大学历史系举办的"中华文化的跨境传播:海外华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举行,来自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两岸三地的20余名学者与会。会议围绕中华文化跨境传播的路径、方式等议题展开。(一)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路径与方式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梁元生以儒学在海外传播为切入点,通过对港台"新儒学"、"新加坡儒学"及"波士顿儒学"三者进行比较,认为港台"新儒学"是继承的典范;"新加坡儒学"是整合的典范;而"波士顿儒学"则是创新的典范,并由此引申出对"文化迁徙"与"跨境传     

也谈儒家与民主:与彭国翔先生商榷

一2011年第5期《炎黄春秋》发表的彭国翔先生的文章《如何理解"尊孔读经":与杨继绳先生商榷》,对中国儒家的学说高度评价,倍加赞扬,这无可厚非。但文中某些地方的阐述,论据不足,含混片面,夸大儒家的作用与影响,特别是把晚清以降、五四以来研究儒学的某些人称之为"现代儒家人物",继而甚至认为传统儒学几乎是新时代学者们的智慧渊源,这就未免让人疑窦丛生了。     

“礼俗互动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三人谈

2013年10月20日,以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重点项目"礼与俗:近现代民间儒学传统与传承——以山东百村田野考察为中心"为依托,由张士闪教授召集,山东大学举办"田野中国·礼俗互动中的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论坛。本期选刊的北京大学教授赵世瑜、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和山东大学教授刘铁梁等作者的三篇文章,由山东大学2013级民俗学、民间文学专业硕士生根据论坛演讲录音整理成稿,并经过本人审阅。     

殷海光思想转变的“回归”论置疑

殷海光的一生经历了从坚定地坚持逻辑经验论和自由主义到转而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相关研究应该以殷海光为中心,着重从其个性、道德情感、逻辑学家身份、病中文献资料以及林毓生、陈鼓应等人物进行考察。在其思想转变的原因中,殷海光安身立命的中国传统和东方情调的赤子心灵是根本,逻辑经验论等西方文化的不尽人意既是刺激因素也是技术条件,其他人和事只是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以"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为问题讨论殷海光的思想转变,其实是沿袭"非西即中"或"中西融合"的俗套。殷海光思想的转变并不存在离开和"回归"的问题;也不能被意会为"回归",因为它无法"回归"为价值倾向;也不能说是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他只是从反传统主义者转变为非传统主义者。否定"回归"的观点,可以摆脱中西文化关系的俗套,跳出线性思想的格局。     

新书微讯

《中国文脉》内容简介本书以中国文字起源为引,从《诗经》讲起,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及楚辞,再到秦汉时期的大一统与书同文对文学的影响,汉赋及"无韵离骚"《史记》,魏晋时期的三曹及"竹林七贤"等文人雅士的诗作文采,再到唐宋诗词,元曲及明清小说,一气呵成,使历史与现实相沟通,文理与形象相交融,为广大读者解读了中国文化的演化过程。     

历史社会学视域中经典概念及其研究范式之反思——以“差序格局”为中心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提出的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经典概念。有研究者将差序格局置于先秦至晚清民国丧服制度这一礼治传统之中,提出向内与向外的双向度批评。实则,费孝通所论家内的"自我主义"有田野调查根据,也与秦汉律令规定相符。恰恰应该反思以丧服制度诠释差序格局的可行性。丧服制度仅仅在战国秦汉魏晋南朝时期作为现实的叙族方式,且其历史实践与儒学"亲亲仁民爱物"的理想相违背。昭穆制度在汉代以来以儒学重构家国天下的历程中复兴,并取代丧服制度成为现实的叙族方式。基于社会学理论而脱离原创语境和历史语境对经典概念内涵的扩大,无益于社会学中国化的话语体系建构。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全盘接受书面的经典性知识,而忽视具体的历史实践过程和运作逻辑。对历史文本和历史实践,尤其是不同层次历史实践的精准区分和辨析,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并建构对于历史真实的社会学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