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地方志比较研究课题组首次工作会议召开

2008年5月10日,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所属中日地方志比较研究课题组首次工作会议在浙江省宁波市召开。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副秘书长郭万平,课题组主要成员周乃复、周时奋、童银舫、龚烈沸、戴松岳、李蔚、王孙荣等出席。会议由周乃复主持。     

周总理与1973年廖承志访日团

<正>我有幸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获得"解放"后,以"青年工作者"身份参加廖承志会长为团长的中日友协代表团于1973年4月16日至5月18日访问日本32天。中日关系一直是我国对外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毛泽东主席特别是周恩来总理曾为增进中日人民友谊和发展两国关系付出了巨大心血。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改善了中美关系,对日本这个盟国搞了"越顶外交",加     

中日政治经贸关系现状论析

一、中日政治关系曲折发展 纵观中日交往的历史,交织着友好的往来和恶意的战争。1972年,我国与日本建交,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我国放弃战争赔偿和日本对我国提供经济援助奠定了两国政治关系良好发展的基础。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开始了中日最高领导层的互访。中日关系发展进人高潮。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成功访问日本和日本天皇夫妇成功访华,曾把中日关系推向一个新高潮。但好景不长,此后不久,中日因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等的政治摩擦频繁发生。     

反省近百年中日关系的历史教训——在1997年11月东京第四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的发言

反省近百年中日关系的历史教训——在１９９７年１１月东京第四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的发言张海鹏第四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是在中日建交２５周年的时候召开的。我对这次会议在东京顺利召开,表示衷心祝贺！有历史记载的中日关系已超过了两千年。从两千年...     

田中访华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9月,刚刚就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应邀访华,双方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揭开了中日关系的新篇章。为使这一不同寻常的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周恩来总理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和精力。     

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延安访问记

1942年5月4日至8月5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开明士绅组织一次颇具声势与规模的赴延安参观访问活动。这次活动影响一时,有力地促进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是抗日根据地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试论《汶川特大地震北川抗震救灾志》的编纂

<正>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发生了震级为8级、烈度为11度的特大地震。据地震专家称:这次特大地震宏观震中在北川,微观震中在映秀。     

中日政治经贸关系现状论析

一、中日政治关系曲折发展 　　纵观中日交往的历史,交织着友好的往来和恶意的战争.1972年,我国与日本建交,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我国放弃战争赔偿和日本对我国提供经济援助奠定了两国政治关系良好发展的基础.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开始了中日最高领导层的互访.中日关系发展进入高潮. 　　……     

从出访意大利谈文化遗产的保护

一、出访概况 应意大利佛罗伦萨市斯特罗奇宫基金会主任布拉德伯恩先生的邀请,我们一行四人（张行,任代表团团长;姜捷,陕西法门寺博物馆;赵古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王锋均,西安博物院）组成的中国文物展览学术代表团于2008年5月21日离开北京,5月29日回国．在意大利境内逗留8天。主要考察访问的城市有意大利首都罗马,佛罗伦萨市以及水城威尼斯。在佛罗伦萨期间还访问了该市周边的古镇路卡、比萨等地。     

文化之路——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今年是中日邦交二十周年,中日两国人民都在纪念这一富有历史性意义的盛大活动.1992年7月27日至30日在北京中日青年交流中心首次举办了“中日交流史上的友好使者——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是由中国日本史学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北京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中国国际文化书院这六家学术团体联合主办的.会议主题为“中日交流史上的友好使者”,以探讨中日双方在中日交流史上做出过积极贡献的历史人物的事迹为中心内容.这是中日两国学者展     

中日环境合作的战略互惠性

经过2006年10月以来中日两国领导人的数度互访,努力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简称“战略互惠关系”）成为新世纪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环境合作是双方首脑共同确认的“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内涵,更被各界冀望于成为提升和深化双边关系的突破口。从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发展、中日双边关系的转型以及环境合作对于今后中日双边关系的重要性等角度来看,中日环境合作所具备的战略互惠性决定了这一领域必然成为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两国关系的突出“亮点”。     

近代日本中国观的变迁及其东亚强国地位的确立

近代以来,日本首先从文化价值观和国家定位上实现了对中国的价值自立,随后在外交实践上争得与中国平等的国际地位,在对欧美实地考察后逐渐确立起对中国的优越意识,并在对中国试探性的侵略战争中将这种优越意识固定化。依凭其在亚洲独一无二的近代化成果,日本将其近代中国观在甲午战争中付诸实践,两国近千年来的强弱态势由此发生结构性的转变,日本的东亚强国地位得以确立,并最终以君临的姿态把中国纳入其扩张视野。     

19世纪后半叶日中两国金融业发展的异同

经济增长与投资有关,而金融发展对资本形成及其利用效率的提高又有重要的促进作用。19世纪60年代后,日本金融发展及其金融制度建设水平遥遥领先于中国,这是日中两国在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增长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而明治维新后日起的综合国力和发达的战争金融能力则是其在甲午战争中击败清朝的金融支柱。发展国民经济和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需要重视金融发展及金融制度的建设。     

幕末与明治时期日本人的上海认识——从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到远山景直的《上海》

对于幕末与明治时期的日本人而言,上海首先是中国的上海;同时上海也是世界、尤其是西洋的上海,租界区域出现了与此前的中国本土迥然相异的新的样态;再次是与日本紧密相关的上海,19世纪末期以后,在虹口一带形成了以日本居留民为主体的日本人社会。这样一个多元组合、多重叠加、既相对分离又互相交融、同时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凸显的都市,对于正在走向东亚乃至世界舞台的近代日本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因此,这一时期日本人对于上海的认识,首先是对于以上海为媒介的中国的认识,其次是对于与上海相关的世界的认识,同时也是对于通过上海所体现出来的中日关系的认识因此,近代上海对于这一时期的日本人,实际上具有三层意义：观察中国的现场;透视世界的窗口;反观日本本身的泰照系,     

战前日本鲁迅研究概观

战前日本介绍鲁迅文学活动的文字早于中国;五四时期日本文化人也较早地从文学的角度发现了鲁迅的价值;30年代日本的鲁迅研究完成了从“旧文人”到“文坛泰斗”的认识转变;鲁迅逝世时日本出版了世界第一部《大鲁迅全集》;中日全面战争期间,日本还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鲁迅传》。     

抗战时期的国统区农村金融--以农村合作金融事业为中心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政府认识到抗战将是持久战,持久抗战的关键之一在于农村能否持久地提供支持。因而,维持和发展农村经济就成为坚持抗战的重要一环。而维持和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又在于是否能够为农村提供金融支持。本文以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有关资料为中心,特别是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农业经济系所作的农村金融调查资料,辅以其他史料,对1939年至1944年间国统区15个省的农村金融借贷、放款利率、放款期限、借贷办法、放款机关等情况进行具体考察,分析和观察其成效与特点,并与抗战前后的情况进行比较,以期对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农村金融发展和演变情况,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from a new perspective – The Histo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y Ishikawa Yoshihiro

From around the time of the Opium War to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democracy in China advanced through four stages. Originally it surfaced as a germ of rough ideas gleaned from imported knowledge; from there, democracy transpired gradually via various avenues towards a more sophisticated level in the period from the Second Opium War until before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and meanwhile a number of individuals favoring utilitarianism opted for a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as a way of making the nation strong. Then, follow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894–1895 until prior to the 1911 Revolution, when manifold Western ideas of democracy penetrated China, people embarked on somber discussions about what kind of democratic system China actually needed to adopt. During the years between 1912 and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people initially rushed to build democratic politics but afterwards began to examine the ideologies and social structures that demonstrated compatibility with democracy. By the tim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emerged, people hardly disagreed on the sense of democracy that they understood.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eople mainly focused their attention on the question of true and false democracy or the matter of what type of democracy harmonized best with national conditions in China.     

从外交部开放档案看20世纪50年代中以接触始末

中以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比较特殊的一对双边关系。1950年以色列就承认了中国,但1992年中以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期间中以接触不多,大部分接触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从20世纪50年代中以之间接触的整个进程来看,在中以建交问题上,中方的态度变化是由热到冷,以方的态度则由最初的犹豫不决到坚决谋求与中国建交。     

中国谋求打开对欧关系的努力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做出重大调整,重点是谋求打开对欧关系。为此,中国在公共关系、经济和政治外交等领域积极展开活动。总的来说,中国在上述领域所做的努力是有成效的,特别是中法关系正常化标志着中国对欧外交的一个重大突破。但也要看到,中欧关系总体上依然发展缓慢,这主要是由于大多数西欧国家仍不能摆脱美国的控制来发展对华关系造成的。     

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影响战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要障碍 ,中国政府提出了对日政治三原则 ,为后来中日复交三原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并采取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方针。与此同时 ,日本朝野有识之士也为消除这一障碍付出了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