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阳贾湖遗址骨制叉形器的制作、使用与传播初探

叉形器是贾湖遗址出土的较为特殊的一类骨制品,多与骨笛、龟甲组合共同出土于遗址墓葬中,经分析,三者可能皆为某种宗教仪式用具。显微观察的结果表明,贾湖叉形器的制作集切割、打磨、抛光、穿孔等多种工艺于一身。叉形器的使用方式是手持,双叉戳插,钩形钩悬物品,刀状部分环护;叉形器的所有者以贾湖先民中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男性为主。形似叉形器的骨制品在大汶口文化和龙虬庄文化诸遗址中均有发现,贾湖文化对大汶口文化和龙虬庄文化皆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大汶口文化獐牙勾形器和象牙雕筒文化含意考释

獐牙勾形器和象牙雕筒是大汶口文化中较为特殊的两种器物,它不仅在其它文化中尚未发现,而且在本文化中也有地域上的限制。对这种器物的用途,有着不同的意见,本文试图对此作些分析探讨。 一、獐牙勾形器 獐牙勾形器主要见于大汶口文化的大墩子类型。目前发现的:在邳县刘林遗址的墓葬中发现29件,居住遗址中有一件;大墩子遗址的墓葬中发现     

汶泗流域与胶莱平原之镞形器研究——胶莱平原大汶口文化渊源的再思考

山东地区汶泗流域与胶莱平原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镞形器有明显的区别,本文通过对二者的分析,以重新引出二者之间关系的思考,以及胶莱平原大汶口文化渊源的重新思考.     

论大汶口文化的拔牙和崇獐习俗

大汶口文化流行以獐牙随葬和拔牙的习俗。以獐牙随葬的习俗出现于大汶口文化早期,到中、晚期有逐渐增多的趋势。除了以獐牙随葬外,还随葬一种由獐牙制作而成的钩形器。拔牙习俗出现于大汶口文化早期,中、晚期在鲁中南地区的大汶口遗址中仍然流行。拔牙的形式极为统一,均为拔除上颌两颗侧门牙。拔牙和以獐牙随葬的习俗主要流行于汶泗流域的遗址中,分布地域相同,其他地区发现很少。这两种习俗在大汶口文化时期较为兴盛,到龙山时期几乎消失不见。可能源自大汶口先民对獐的图腾崇拜,拔掉上侧门齿以模仿獐的样子,生前随身携带獐牙制作的勾形器,死后随葬獐牙,均是图腾崇拜的反映。     

试论妇好墓“铜尺形器”的功用——兼谈商周青铜爵、觚的使用

妇好墓出土有28件"铜尺形器",关于其功用,研究者莫衷一是。本文以妇好墓出土的"铜尺形器"为切入点,对商周时期的"铜尺形器"进行了类型学分析与断代,指出其时代主要集中于商代晚期。文章认为,"铜尺形器"就是铜柶,是专门的礼仪用具。文章还依据铜柶在墓葬中的原始位置,分析了其与其他器物的组合关系,认为铜柶的功用与铜爵、觚有关,并从爵、觚的形制、功用及当时酒的种类,分析了商周时期青铜爵、觚与柶的搭配使用问题。     

再议考古出土的玉柄形器

玉柄形器,由于其形状未见于任何史籍的记载,自从这种器物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以后,其名称、用途等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依据近年来在三代至秦汉墓葬中出土的玉柄形器的数量、造型、纹饰、组合关系等,梳理其发展的大体概况,对其功能作了一些粗略的分析和推测。     

山东新见青铜句鑃初识

2005年,山东省潍坊市滨海技术开发区大家洼街道发现一批形制、组合都比较独特的青铜器,其中以句鑃为主,另有少量的璧形器和圭形器等。相关的考古资料此前在山东章丘、淄博等地偶有发现,济南市博物馆亦有少量收藏。山东出土青铜句鑃的定名目前仍存在一定的分歧,时代约为春秋中晚期。青铜句鑃的特征及埋藏环境表明,其主要用于祭祀,并与青铜圭形器、璧形器形成固定的组合。山东青铜句鑃可能受到了吴越地区同类器的影响,但已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     

关于盔形器的两个问题

鲁北地区所发现的盔形器既有圜底的,又有尖底的,笔者认为圜底盔形器和尖底盔形器在整体形态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的产生可能不是"式"的差别,而是"型"的差别,故根据盔形器的整体形状将其划分为三型。盔形器与殷墟出土的绝大多数圜底尊在形状、质地、器壁厚度、用途上均具有较大的差异,笔者认为与其将盔形器的祖型直接指认为商文化的圜底尊,不如考虑鲁北地区用于汲水的圆腹罐作为其形制来源的可能性。     

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若干问题的探讨

河姆渡文化蝶(鸟)形器、陶器上的纹饰与良渚玉冠形器、"神人兽面纹"纹饰的一些联系,从八十年代就为中外一些学者所注意. 日本学者林巳奈夫早在1981年就曾注意到河姆渡蝶(鸟)形器与良渚文化玉冠形器的某种渊源.     

汉代蝉形口琀研究

<正>目次一绪论二时代与造型三地域分布四器物组合五使用等级六丧葬功能七结语一绪论在死者口中含以物品的习俗,从现有考古材料来看,至迟在仰韶文化中就已经出现。如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墓葬中有在死者口中放置贝片的情况~([1])。山东兖州王因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也发现有含石子、陶球的现象~([2]),而胶县三里河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则发现有含玉的情况~([3]),上     

黄帝受命有云瑞 夷巫事神琢瑞云

在红山文化墓葬发掘出土的上百件玉器中,玉箍和玉勾云形器是重要的玉神器,尤以玉勾云形器为最最重要之事神用巫玉。其表面器形构架由(?)三种图案组合成复合勾云纹造型,反映了红山文化群体对"云"、"雨"的崇敬和期盼。其深层内涵则是云上有天、天上有神,天神是至高无上之神,具有权威性和震慑性,也为红山文化群体视为保护神加以膜拜。玉勾云形器、玉龙、兽面饰块形器等红山文化玉神器均以云纹作结构框架并普遍应用,说明其群体以崇敬云天为己任,并创建了高度发达的东夷玉文化板块。此一玉文化或可能与"黄帝受命有云瑞"、"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的记载有关联。而"玉勾云形器"之名称不甚准确,经考证古文献,应为"吉云饰玉神器"、"玉吉云形器",宜定名为"玉瑞云纹饰"。     

盐源铜树形器性质及来源研究

四川省盐源县战国至秦汉墓葬中常见一种铜"树形器",形制非常特殊,对其来源一直没有定论。本文综合现有研究观点,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对盐源铜树形器的性质及来源进行了重新研究,认为北方草原自青铜时代起就非常流行的动物纹和鹿角纹样装饰艺术,在造型组合上与盐源铜树形器更为接近,可能是该类器物的真正来源。     

南方地区所见早期铜杖头饰初探

权杖最早出现在埃及与近东一带,其渊源可上溯至近万年前。近年来,中国境内的铜杖头饰逐渐受到关注,也陆续有了一些关于权杖头与外来文化关联的讨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南方地区早期铜杖头饰主要分为立禽铜杖首,树形器和立鸟铜杖首—杖镦组合三类。它们的文化来源和功能不同于汉代"鸠杖"。从宏观上看,权杖及其他杖形器的造型、装饰可能受到了经横断山区而来的外来文化的影响,兼有使用者的再创造。具体到西南地区,双立禽铜杖首的对称性和立禽形象与树形器的结合,反映出地区间以物质材料为载体的文化互动,及相关文化因素的传播路径。     

夏商西周时期的定量容器与基本单位量浅析

夏商西周时期是我国古代量制初步建立的重要时期,大口尊、盔形器、尖底陶杯、花边陶釜、殷墟的部分铜容礼器和箕形器是这一时期比较典型的定量容器.通过分析殷墟箕形器和南河崖西周盔形器的容积,可知晚商的安阳地区和西周中期的鲁北制盐作坊可能俱以250mL为基本单位量,与之配套的量制体系也可能已经产生.     

南兴埠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分析

本文将南兴埠遗址有完整组合的单位出土的陶器与同时期大汶口文化西夏侯类型的一系列典型单位出土的陶器进行了比较,认为南兴埠遗址的典型陶器与西夏侯类型有很大差别,应该将其从西夏侯类型中区分出来。南兴埠遗址典型陶器与大汶口文化没有渊源关系,但与尉迟寺遗址出土陶器十分接近,两者很有可能属于同一文化类型。因此将尉迟寺遗址纳入大汶口文化之中的观点也应该重新检讨。     

鲁北—胶东盐业考古调查记

本文通过对鲁北莱州湾和胶东半岛16个县市和出有盔形器的遗址进行了调查,对盔形器的形态演变、分布区域、使用功能等进行了初步研究,并与国内外有关遗址和类似器物作了比较分析,确认菜州湾沿海包含大量盔形器的遗址是商周时期的制盐作坊,而盔形器则是制盐的特殊用具.     

?匕铭文新释

本文根据新见?匕对其铭文作重新考释,指出铭文以"曰"为标志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记述铸作?匕之目的,是追循羹中之珍美鱼头;第二部分运用比喻、拟人手法,把匕比作水虫,记述对它的训诫之辞,告诫它要时刻敬慎,否则会像蚩尤等无知下民一样,葬身羹中。匕铭虽然是一篇箴言铭,但跟一般格言警语式的箴言铭不同,很富有艺术想象力,文学造诣颇高。     

殷墟出土铜质方形器功用考

本文从殷墟出土的铜质方形器的特征和形制方面,重新考证了铜质方形器的功用,认为是当时用于烧烤的"烤炉"。     

早商时期墓葬内出土“圆陶片”浅析——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为例

商时期墓葬内的圆陶片应是与木质等有机材料合组成器。器类可能是木觚,且有的髹漆。圆陶片涂朱应是髹朱漆的反映。青铜时代初期的二里头时期,就形成了作为礼器的铜爵、漆木觚组合。早商时期继续沿用,部分漆木觚被铜觚替代;而晚商时期形成了铜觚爵组合的礼制,漆木觚几乎被铜觚取代。漆木觚与玉柄形器共同用于丧葬礼制中,应是周代"祼礼"的早期反映。此外,为维护夏至早商时期政教合一的政权,不排除涂朱圆陶片有单独作为丧葬工具的可能性。     

关于大汶口文化及其墓葬制度剖析中的几个问题

大汶口文化是分布在我国黄河下游和江淮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一部分。大汶口文化正处在我国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化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为进一步理解"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深入研究我国私有制的起源和阶级的产生提供了非常丰富和生动的材料。对大汶口文化及其墓葬制度的有关材料的剖析和研究,已有很多同志谈了许多好的意见,此处试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