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上篇：大遗址保护 2010年是我国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各个领域总结过去、筹划未来的关键一年。回顾我国大遗址保护在过去若干年间的历程，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一条积跬步而成的探索之路，正在不断的实践中延伸为千里之途。     

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是新时期大遗址保护新模式,是建设和谐社会和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重要举措。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根本目的是保护遗址、服务考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必须科学规划,严肃论证,循序渐进,稳妥扎实。考古学家应积极支持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文物管理部门应对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热情支持,善加引导,健全规章,严格管理。     

考古与遗址公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的两个定位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近年来我国大遗址保护的一种创新模武.在建设过程中,我们既要正确理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定位,处理好"考古遗址"与"公园"之间的关系,确保考古遗址公园的特质属性和发展走向,也要全面准确把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考古工作的定位.这种正确的定位有利于考古遗址的科学保护、深入研究及有效展示,同时也有助于推动中国现代...     

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初探——以大明宫遗址保护为例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是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模式,是大遗址保护实践和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结合的有益探索,也是目前最具现实意义和操作性的一种大型遗址保护途径。大明宫遗址公园是我国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之一,其建设以科学规划为基础,以考古发掘资料为支撑,对大明宫范围内的多处遗址进行了较科学、完整的保护展示,并因地制宜制定了绿化方案。目前大明宫遗址的保护已逐步走向成熟,其组织规划及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为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遗址公园：大遗址保护和城市建设的有效结合

自公元前十一世纪西周建都丰镐算起,西安已有3000余年的城市发展史。目前西安建成区375平方公里,中心地带是隋唐长安城遗址,占地83．1平方公里;西北部是汉长安城遗址,占地65平方公里;东部与南部是汉代帝王陵墓区平方公里,占地12．25平方公里（杜陵12平方公里,霸陵0．25平方公里）;     

陕西几处土遗址保护方法的探索

土遗址历经千年的风雨洗礼,受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破坏,其本体已经非常脆弱,而如何对其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及合理的展示手段．一直以来都是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难点之一。本文通过笔者工作中所接触的几处宫殿及场馆遗址保护方式与做法的概述,从现在广泛使用的覆土封闭保护、砖砌封闭保护、棚罩式保护方式,以及土遗址现状保护的陈述和对其保护方式的相互比较,试图对土遗址的保护做初步探索,以期对土遗址的保护管理工作有所促进。     

土遗址保护研究现状与进展

土遗址保护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土遗址保护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土遗址保护科学也已初具雏形,但是土遗址保护科学的理论体系还不成熟,土遗址的研究还没有规范,土遗址保护技术还不能满足保护工程的需要。随着大量先进技术的运用和社会需求的不断增大,它将进入快速发展期。     

秦俑坑土遗址的研究与保护

秦俑坑土遗址是秦俑遗址——这一大型地下土木建筑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秦文化研究的珍贵资料,也是观众了解秦俑遗址的极佳展品.然而,土遗址在发掘后不久,便出现裂隙,且愈演愈烈.目前,土遗址表现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其表面的风化.若不及时治理这些问题,不但会损害土遗址及其上附属的多种其它考古迹象,而且也危及陶俑群的安全.鉴于此,对于土遗址保护这一课题,从1988年起,我们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实验,选择物理加固法,对一号坑隔梁、东壁、三号坑进行了加固保护.91—92年,又利用德方赠送给我馆的无振动钻具对一号坑隔梁进行了重新加固.同时对土遗址表面风化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提出了保护措施的设想.本文就俑坑土遗址的研究保护情况,概括一下我们的工作.     

浅议遗址公园建设在大遗址保护中的重要意义——以泗洪县顺山集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实践为例

2013年8月,泗洪县梅花镇顺山集遗址被江苏省文物局正式公布为江苏第二批大遗址,列入全省重要遗址的保护和管理。同年9月,泗洪县文广新局与南京大学正式签订顺山集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设计合同,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工作正式启动。本文以泗洪县顺山集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实践为例,从大遗址与遗址公园的基本概念出发,结合国内部分遗址公园建设,简要阐述顺山集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的理论前提与实践路径,进一步规划出大遗址保护,特别是处于欠发达地区的大遗址保护工作的未来发展图景。     

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与建设

<正>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3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顺利通过审定,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项目目前共有33处遗产点,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即是其中一处。大明宫遗址1957年被列入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划定了保护范围;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     

笔谈：考古遗址公园模式下的大遗址保护管理与活化利用

大遗址保护是从“十一五”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大遗址的发现、遗产价值内涵和构成、遗产保存状况等,都依赖于考古工作的揭示和认知;另一方面,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实践又推动了考古工作的理念和实践发生变化。当前我国大遗址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各级政府没有真正依法将大遗址保护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大遗址保护和土地资源配置存在很大的矛盾;保护管理体制不顺;保护涉及的各行业部门之间协调性差;以及大遗址保护缺乏国家专项政策的支持,等等。在大遗址保护利用从文物领域的行业性工作走向全民共享的过程中,如何既坚守“专业性”,又延展“公共性”,不仅是推动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进一步激发和延续生命力的重要方面。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到的“决策权”与“参与权”之争,主要出现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专家学者—行政官员”“决策群体—社会公众”等几个不同层面,其各自不同的诉求对大遗址保护利用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做好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应明确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的人口、土地、拆迁、环境、产业结构调整等相关政策;拓宽大遗址保护利用资金渠道;完善提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平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具有国家性和公共性、整体性...     

预防性保护理念下的土遗址保护——以统万城遗址为例

统万城遗址距今已有近1600年的历史,是十六国时期匈奴族后裔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国国都遗址。统万城遗址留存有大量历史遗迹,是研究中国古代城发展、民族交流,特别是研究生态脆弱地区环境变迁的重要实例。由于自然损坏、人为破坏和管理不善等原因,统万城遗址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根据不同病害产生的原因、病害的发展特征以及对遗址稳定性的影响差异分析,统万城遗址病害主要表现为风蚀酥碱、人为破坏、生物破坏、自然坍塌、裂隙发育等。在"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下,统万城遗址的保护修复以现状加固维修为主,尽量减少对遗址本体的干预,并通过系统监测和日常维护,对遗址面临的风险进行预判和采取必要保护措施,把统万城遗址的风险降到最低。     

汉阳陵大遗址保护与利用项目定位研究

汉阳陵是汉代第四个皇帝景帝刘启与王皇后同茔异穴的合葬陵园,位于古城西安以北咸阳渭城区正阳镇张家湾村北原上。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开始对汉阳陵进行初步的勘探调查。1990年,由于配合西安——成阳国际机场专用公路建设,阳陵陵园的考古勘探、发掘与清理工作在较大范围内展开。由于众多陪葬墓的发现与揭露,以及大量形神毕肖的汉代陪葬裸体俑群的出土,使得阳陵一时间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     

植物对土遗址的保护作用初探——以内蒙古东部地区土遗址为例

位于内蒙古东部的土遗址上普遍长有植物,由于植物本身对土遗址具有双重作用,既有保护作用,也有破坏作用,采用植物保护土遗址就是最大限度的发挥其有利的一面,故此研究植物在遗址中发挥的保护作用尤为重要.选择应昌路故城、元上都遗址和辽上京遗址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现场调查的方法从植被覆盖度、根系分布情况两方面研究植物对土遗址的作用.结果表明,遗址顶面普遍被以羊草、冰草、紫羊茅、马蔺、旋覆花为主的低矮草本植物覆盖,其覆盖度集中在30％～60％;这些植物对防止降水冲刷遗址有明显的作用,对遗址的整体外貌影响也比较小.因此,针对长有植被、雨蚀病害严重、其他保护手段技术还不成熟、达不到理想的保护效果的遗址,可采用植物保护土遗址,并且其思路是可行的.     

高昌故城土遗址勘查与鉴定方法初探

遗址勘查与稳定性鉴定（稳定性评价）是遗址保护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保护设计成功的前提。本文结合对高昌故城的测绘与方案设计工作实际参与,总结出高昌故城现场勘察的重点;参考建筑物可靠性鉴定和加固的相关原理和方法,结合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技术规范相关数据,对遗址保护设计起重要依据作用的稳定性鉴定的方法做了初探。本文可为土遗址保护工程、土遗址保护规划、生土建筑遗产保护等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遗址公园:文化遗产体验旅游开发的新业态——以西安三大遗址公园为例

遗址公园是旅游与文化结合的旅游新业态。遗址公园模式需要活化遗产,不同的遗产赋存状况,遗产活化的途径是不同的,同时不同的遗产赋存状况,遗产原真性体验也是不同的,大唐芙蓉园是遗产原真性弱景区,应该打造结构性真实体验;阿房宫遗址和大明宫遗址属于遗产原真性一般景区,采取保护修复,旅游利用,需营造组织构建、真情参与的结构真实体验,划分核心区、外围区分区经营,重点保护核心遗产。     

大型考古遗址公园的探索与实践

大遗址,是根据我国考古遗址的特点,提出的具有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特色的概念。经过多年努力,大遗址保护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推进,包括西安、洛阳、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在内的“两片三线”的大遗址保护格局已经初步确立,实施保护的工作重心也将从宣传和引导,     

关于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一些意见——在“2009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上的发言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提出及相关法规文件的颁布是实践大遗址保护的新形式,为城市建设和大遗址保护找到了一个结合点,为城市的文化建设找到了新内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要有长期性、探索性的战略思路,要以保护为前提,以持续的、与时俱进的考古工作及不断进步的文物保护技术为支撑,并制订一定阶段的遗址保护规划和建设蓝图。要准确定性、定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并筹建遗址博物馆,立足文物的文化建设,探寻考古学文化的文化特质和考古学文化的文化演进规律。     

线形大遗址的保护方法刍议——从通济渠遗址说起

历史文化遗产线形大遗址的保护之难一直困扰着我们。以历史人工运河为例,如极具历史人文科学价值的隋代通济渠遗址的保护,在城市现代化、乡村城镇化快速进程中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就加强其保护亟待解决的迫切性问题的思考,从法律、行政、专业性诸方面提出初步的不够缜密的想法。冀从线形大遗址保护个案研究中探讨由宏观到微观、全局到局部、国家到地方的普遍性方法论及其意义。     

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与发展的几点思考——以城坝遗址为例

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大型遗址保护利用的新模式,如何做好川东地区已发现的巴文化遗址保护和利用工作,成为当下四川文物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城坝遗址的发现为川东地区巴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宝贵材料。然而,当前城坝遗址还存在着资源调查不足、力量整合不足、管理力量薄弱、展示利用欠缺等一些问题,要根据城坝遗址现有状况制定有效的方案,形成有效的规划设计方案,才能让城坝考古遗址公园得到最大的保护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