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物流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必要性探讨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和军队保障体系,坚持勤俭建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走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就是要兼顾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使国防建设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体系融合并相互促进,共同成为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强大保证和坚实基础。军事物流是国防建设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近二十年来新中国国防建设史研究述评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现战略性转变以来,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随着国防建设实践的需要,学术界关于新中国国防建设历程和规律的研究也蓬勃发展起来。本文拟就此作一扼要述评。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对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军队精简整编的理论与实践的回顾

精简整编、走精兵之路是我党我军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贯思想.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适应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坚持精兵原则,积极对军队进行精简整编,并把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兵种建设成诸军兵种合成的军队;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坚决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对军队大刀阔斧地进行精简整编,使人民解放军的质量达到了新的水平;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密切注视世界军事发展的动向,继续坚持军队精简整编,坚定不移地走改革之路,把人民解放军的精兵、合成、高效建设不断推向新的境界.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军队精简整编的理论与实践为和平时期我军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反映了和平时期我军建设的客观规律.     

西方研究者对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的评述

正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创立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战争理论及其战略、战术。人民战争理论不仅使中国革命夺取了胜利,而且在其指导下的抗美援朝战争和保卫祖国的历次反侵略战争实践中也得到了证明。人民战争的基本理论,对中国的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具有长期     

浅析新时期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

浅析新时期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谢国钧新中国建国以来，军队为适应国内外军事斗争的需要，长期处于紧张的临战状态。随着国际战略格局的调整和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军队和国防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     

威武之师 文明之师——武警河北总队建设风貌

武警河北总队坚持把加强政治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坚持以执勤和处置突发事件为中心,认真落实《军队基层建设纲要》,部队整体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全体官兵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过硬的军事素质、严格的组织纪律和优良的战斗作风,     

新中国科技政策的演进路径与趋势展望

<正>现代科技革命以来,国家科技政策的选择和实施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竞争能力具有重要影响。中国科技政策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国防建设战略阶段(1949~1977年)、经济建设战略阶段(1978~1994年)、科教兴国战略阶段(1995~2005年)和创新型国家战略阶段(2006年至今)。中国科技政策演进的总体趋势呈现出五个鲜明特点:从供给主导式政策变迁向需求引导式政策变迁转     

军事志编修应注重“四个突出”

第一。突出政治性。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紧紧围绕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加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这是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是我们编修军事志的指导思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参军参干”运动

<正>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热潮中，全国广大青年学生、青年工人，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献身国防，报效祖国，掀起了“参军参干”运动，这既是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的华章，也是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笔者是这一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于1950年12月被批准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回顾这一历史事件的进程和作用，对于实施人才工程战略、加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防科技发展的战略思想及启示

国防科技发展水平是国家经济、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标志。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发展国防科技置于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的战略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的运用,把国防科技发展的发展同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与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绝对领导,是适合中国国情、独具中国特色的军事领导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基石,是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新中国成立60年的历史充分证明,坚持党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绝对领导,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制度。必须坚决抵制国内外敌对势力鼓吹的"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论调,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一根本原则和根本制度。     

公安部队组建初期组织体系和领导体制的历史考察(1949—1952年)

公安部队是武警部队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巩固新生政权,在中央军委和公安部的领导下,逐步把地域性的公安武装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担负公安任务的部队正式改编成“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在军委公安司令部成立后,公安部队又进行了整编,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和地方公安部队,逐渐接替全国内卫任务。随着边防公安组织和边防武装的建立,全国公安部队初步形成了正规公安部队、地方公安部队和边防公安武装的体制。为统一对国家内卫、边防斗争的领导,加强公安部队的建设,1952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将内卫、边防和地方公安武装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全部纳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制序列。内卫、边防工作和公安部队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前后朱德关于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及实践

新中国成立前后,朱德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国防现代化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和主张。他极其关心并积极主张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及时提出了一系列建设现代化国防的方针和原则,对陆、海、空和装甲兵、炮兵等诸军兵种的建设和发展、对军事院校工作和培养现代化军事人才等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朱德关于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及实践,对于当前加速国防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军队大裁军与新时期经济建设

以1975年邓小平领导的军队整顿为发端,中国人民解放军逐步走上一条大裁军之路。30年来,中国军队按照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原则,先后进行了6次大规模的精简整编,使军队总员额减少了65％,年度国防费开支在国家财政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大幅度下降,探索和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国家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逐步形成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局面,在正确处理国防和军队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方面,创造和积累了宝贵的成功经验。     

60年来新中国军事战略方针的创新发展

军事战略方针是全面计划、部署、指导平时与战时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的基本依据。建国初期,我国制定了"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的战略方针;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了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军事战略方针;1985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重点应付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在1993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江泽民主持制定了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即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2004年6月,中央军委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的要求。     

南宋海防初探

南宋偏安东南所形成的海疆形势和立国态势使得海防在南宋的国防格局中具有事关全局的地位。为了应对来自海上的军事威胁,南宋政府加强了对海防的统一领导,设立了沿海制置司。在防御上,实行了以海上防御为主的海防战略,在沿海建立了多支水军,并建立了相应的警戒和通信系统,同时又依靠巡检、县尉等其他政府武装以及民间武装,在千里海岸建立起了严密的防御体系。南宋在海防上采取的措施和战略保证了东南沿海地区长期的安全。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军事变革

20世纪90年代,中国充分利用世界军事变革的形势和冷战结束后相对和平的环境,紧跟世界潮流,全面推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军事变革:及时调整军事战略方针,形成了军事变革的总体规划和设计;大胆进行理论创新,充分发挥了理论的先导作用;自力更生发展"杀手锏",提高了武器装备的信忠化水平;以人为本,人才先行,培养出大批高素质的人才;调整体制编制,压缩军队规模,优化了部队结构。经过近十年的努力,中国新军事变革取得巨大的成就,缩短了同美、俄等国军事力量的差距,同时也为新世纪新军事变革的继续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国初期党的"劳资两利"政策评析

基于对新中国建国方针的认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利用私营经济发展生产力的考虑,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把“劳资两利”确定为处理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基本政策。它包括保障私营企业工人的权益、保障资本家的正当权益、努力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三方面内容。这一政策体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勇于探索、开拓创新的伟大精神,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劳资关系理论,为构建当代中国非公有制企业和谐的劳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British judicial engagement and the juridification of the armed forces

Although the law has always been a major reference point in the conduct of war, little scholarly attention has focused on the transformative effect of recent legal challenges, judicial rulings and inquiries on the armed forces themselves, notably the 2011 Gage Inquiry into the death of Baha Mousa and the Philip Inquiry into the Mull of Kintyre helicopter disaster. Despite this, the impact has been significant in the ways it has transformed the governance regime of British armed forces and the professional autonomy of the military. This article conceptualizes the impact of law on the armed forces as ‘juridification’. In applying this concept,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for the culture, conduct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British armed forces. It argues that juridification closes a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gap between society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armed forces on the other. As important, juridification also brings with it permanent instability because of the inevitable conflicts that arise from the replacement of an old order based on authority, to a new military system based on rights. Thus the effects of juridification are not just a liminal moment—a transitory dislocation from established structures and the reversal of existing hierarchies—followed by the creation of a permanent new order. Rather, juridification has initiated an era of instability tha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absence of any permanent settlement of authority and rights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armed forces. This 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armed forces and their professional autonomy and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legal context in which armed forces have to operate.     

理性地认识和思考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全国大备战”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 ,曾经进行过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战争准备。这次战备 ,是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对当时严峻的国家安全环境的必然反应 ,其决策的正确性不容置疑。这次战备有得有失 ,增强了国防实力 ,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有效地维护了国家安全 ,但同时也给国家经济发展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带来一定的不良影响。汲取这次战备的经验和教训 ,对做好新时期的军事斗争准备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