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论晚清宗藩体制之争议

通过分析《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作者认为清政府允许朝鲜开国,由北洋大臣李鸿章主持朝鲜与西方诸国通商事务,拟定该章程,而朝鲜却想趁机变通旧制,谋求与西方诸国同样的平等地位。由于礼部暗中阻碍等原因,李鸿章的构想未能全部实现,只能单方面加重中国驻朝鲜商务委员监督朝鲜君臣的权力,但却让朝鲜更想脱离宗藩体制,寻求自主之路。《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的签订,并未真正强化中朝宗藩关系,反而种下了中朝两国冲突的隐患。     

从赵太妃之薨论清政府对朝鲜的名分控制

1890年6月4日,朝鲜赵太妃薨逝。按照成例,朝鲜必须向礼部派遣告讣使,清朝派遣敕使,赐奠弔丧,但因朝鲜屡思自主,企图改变事大礼仪,遂引发"郊迎礼"的礼仪之争。从中朝两国处理赵太妃丧礼的案例,可见朝鲜国王追求自主的企图,欲改动事大礼仪,模糊化宗藩体制的等差位阶,因而请求敕使队伍改由马山浦上岸,并免除向皇帝诏书三跪九叩的"郊迎礼",保护朝鲜的体面。但清政府却欲藉"郊迎礼"的举行,向各国驻朝公使彰明中朝两国的君臣名分,所以坚持按成例处理,稳固清政府的宗主权。中朝两国礼仪之争的结果,最后还是清政府略胜一筹,成功让各国驻朝公使了解"名分"控制朝鲜君臣的有效性,却让朝鲜君臣更加强了反华意识,埋下日后中朝宗藩关系破裂的导火线。     

朝鲜西海域清朝海难船情况初探(1684-1881)

康熙解除海禁后,清船海难事故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而频繁发生,朝鲜对漂到境内的清船积极予以救助并留下了数量众多的官方记录,成为研究清船活动的一个切入点,也为理解清、朝关系提供了新视角。本文认为,在宗藩体制下,朝鲜救助清船反映出清朝海疆管理的延续和扩展。清朝的出海政策、律令咨文、奖惩措施等都影响着朝鲜救助活动的具体实施;朝鲜亦通过诸多救助细节来表达其事大唯谨的政治态度,以巩固与清朝的关系,从而将救助清船作为经营朝贡关系的一项政治举措。     

金允植、鱼允中与“壬午兵变”的善后处理

"壬午兵变"是朝鲜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对朝战略,改变了东亚历史的进程。以金允植、鱼允中为代表的朝鲜人,出于国家总体战略的考虑,为了维持中朝宗藩关系,防范日本入侵,保护改革事业不致中断,精心设计了一个以铲除李昰应为中心的处置方案,并说服清政府成功实施。事实证明,朝鲜人才是筹划处置"壬午兵变"的始作俑者,清政府只是充当了金允植、鱼允中计策的执行者。朝鲜在清政府干涉朝鲜内政、强化属国政策的历史拐点中发挥了主体性作用。     

文庙祭礼变动与16至18世纪中朝关系的演进——以朝鲜王朝启圣祠为中心

朝鲜肃宗二十七年仿照明朝礼制在本国文庙内建成启圣祠,主祀孔父叔梁纥,这是自14世纪末在王京汉阳建成文庙后,朝鲜仅有的一次仿效中国礼制增添文庙祭祀建筑。由此反映出,明清鼎革之后,明朝礼制依然保有对朝鲜的主导性影响。与之形成对比,清朝在雍正年间改启圣祠为崇圣祠,朝鲜则始终保持启圣祠之称不改。此时中朝宗藩关系依然强固,但是朝鲜启圣祠与清朝崇圣祠的平行存在,透露出朝鲜礼仪文化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体现明清两代中朝关系中的一些差异性。这是观察16至18世纪中朝关系的整体演进趋向时应该注意的一条线索。     

试论摄政王多尔衮的朝鲜政策

从顺治元年开始,摄政王多尔衮成为清朝主要决策者。由于战略形势的巨变,为了得到朝鲜的物资援助,多尔衮及时调整了朝鲜政策,使得清与朝鲜的关系由征服与被征服者的关系开始向传统的宗藩关系转变。白顺治元年到顺治七年,虽然时间很短,但由于处于清王朝建立全国性统治的关键时刻,多尔衮的朝鲜政策承上启下,对清与朝鲜实现长期稳固的宗藩关系意义重大。除勇猛果敢、具有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之外,史料记载多尔衮具有多重性格,在摄政初期顾全大局、治军较严,后期则独断专横、脾气急躁、耽于享乐,因此这一时期的朝鲜政策也打上了多尔衮个人的鲜明烙印。本文主要从多尔衮摄政这一时期对皇太极制定的朝鲜政策的继承与调整以及其个人对政策实施的影响两个层面来阐述天聪年间至顺治初年的清廷对朝政策。     

清代宗藩关系的历史法学多维透视分析

清代宗藩关系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都十分关注。本文包括三个部分 :一、宗藩关系的发生学分析 ;二、清代宗藩关系的语用学分析 ;三、清朝与属国宗藩关系的法理学分析 ;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个人见解     

从历史档案看雍正朝中琉难船互救关系

中琉难船互救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雍正一朝,清政府对琉球１起遇难贡船和８起飘风民船的积极救护与妥善安置,成为清代救助琉球难船有关制度的雏形。同时,琉球对中国飘风民船的救护也十分周密并近乎程序化。而且,以中琉宗藩关系为纽带,海难互救还惠及朝鲜等第三国。中琉难船互救是两国在宗藩封贡体制下密切和谐的善举。     

明抗倭援朝战争初期中朝宗藩间之“信任危机”及其根源

抗倭援朝战争初期,明与朝鲜间本来稳固的宗藩互信关系出现危机。战前,先是朝鲜私自通信日本种下祸根,继由东亚贸易网传来朝鲜诱引日本入犯大明的报告。朝鲜感到压力后迅速派使辩诬,暂时修复了信任关系。战初,朝鲜节节溃败,但迟迟未向明廷请援,再度引起明朝怀疑。面对危局,明朝主动派人勘疑,先后派三拨使节进入朝鲜;朝鲜则连遣使节入辽、入京请援,同时与东来明使臣沟通,释疑辩诬。经过努力,双方终于再建信任关系,并迅速投入到联合对日作战中。上述信任危机的产生及其应对处置,一方面揭示出明代中朝"典型宗藩关系"中存在"不典型"的一面,"事大字小"行为中隐含着别有意味的内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明、鲜宗藩关系框架下,辩诬、勘疑等手段因常用于处理不良事件而成为宗藩体制之重要内容。     

《滦阳录》新谈

殷商末期,箕子率众至朝鲜,中国与朝鲜交往自此开启。唐时期,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宗藩关系。到元、明、清时期,朝鲜更是定期向中原派遣朝贡使者,从而形成了卷帙浩繁的"燕行文献"。《滦阳录》描绘的人物群像为我们展示了清鼎盛时期的社会百态。作者柳得恭与清朝文士的交往,及其问贤求书的积极态度亦可以反映出朝鲜文士的"北学"思想。     

清代朝鲜使团贸易制度述略--中朝朝贡贸易研究之一

清代中期之间建立了稳固的宗藩关系,朝鲜使团进行的朝贡贸易也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清代朝鲜使团的主要贸易形式是“八包”贸易,清朝给予朝鲜朝贡贸易最优厚的政策,朝鲜方面则对朝贡贸易进行多方限制,其中有“八包”定额、用银等制度,抑制了贸易规模的扩大。本对这些制度的形式、内容以及缘起、影响进行论述。     

朝鲜赴清朝使团的文化交流活动

本认为在中朝宗藩关系中化思想交流活动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这种化交流活动是朝鲜使团的重要任务,并进而对朝鲜使团的交流活动进行了阐述。     

试论朝鲜王朝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

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一般被视为典型的朝贡关系,但在文化心态上,朝鲜一直采取尊明贬清的态度。朝鲜把明朝看成中华的化身,把满洲看成夷狄,明朝灭亡以后,朝鲜以“小中华”自居,因现实政治的需要,朝鲜大肆宣扬明朝的正统,贬斥清朝的正统。朝鲜以宋时烈为代表的性理学家,以朱熹的思想为基准,形成了以尊华攘夷为中心的华夷观作为他们处理与清朝外交关系的准则。他们对于正统论的论述,依从朱熹的思想,且只关心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而不关心其本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这是朝鲜后期儒家性理学思想的一大特色,也是其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     

评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

笔者认为,甲午战争前,清政府执行了一条错误的对朝政策,从而加剧了其背清自立的离心倾向。由于中朝生隙,联盟解体,最终导致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一清政府对朝鲜内部事务的干预,是从1882年“壬午兵变”之后开始的。在此之前,中朝两国一直遵循历史上形成的宗藩关系,友善交往。1875年9月“江华岛事件”发生,日本在兴师朝鲜的同时,又派特命全权公使森有礼     

越南使臣与清代中越宗藩秩序

以朝贡为载体的清代中越宗藩关系,自清初康熙六年恢复确立至光绪十一年法吞蚀越南,历时200余年而终结。期间,作为朝贡国的越南,虽在形式上对中国清朝恭行事大之礼,而实际却为取得对清关系的主动、平等以及获得更多的国家利益而推行"内帝外臣"的邦交之道。因此每逢贡期,都要经过充分的准备,尤其对入清使臣的物色,更是精心挑选。那些肩负着两国邦交使命、深谙中国儒家文化精髓的越南使臣,为不辱使命,妥善处理与强大邻国清朝的关系,以为本国政权的巩固和安全提供保护,往往在遵循既存宗藩朝贡体制的前提下,为争取平等的双边话语权而煞费苦心。他们为整个清代中越双边关系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试论清代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与不丹之间的宗藩关系

本文以我国西藏地方政府的历史发展为主线,试图弄清它与周边地方政权不丹之间早期交往的历史,追溯两地宗藩关系的产生、发展,并分析了随着清朝中央政府的衰落和英国政府加强对南亚渗透,两地宗藩关系逐渐弱化并瓦解的过程。     

"藩属"与"宗藩"辨析——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四

本文从学界对“藩属”、“宗藩”的认识和使用,“藩属”的含义和使用,“宗藩”的含义和使用等三个方面,对古今“藩属”、“宗藩”二词的用法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藩属”一词形成于明清时期,是用于指称清朝和边疆民族乃至周边邻国的政治隶属关系,但这种关系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称为“藩臣”、“外臣”与“属国”。“宗藩”一词则早在《史记》中就已经出现,是用于指称皇室宗族或宗族成员分封于地方者。现代学者用“宗藩”一词指称中国古代王朝尤其是明清和邻国关系的做法并不科学,其“宗藩”的含义和用法不仅与古人对该词的用法明显不同,而且容易形成更多的误解,故而应该改用“藩属”才准确。     

朝鲜“壬午兵变”前后清对朝政策比较

以"壬午兵变"为契机,清廷对朝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以夷制夷"政策转变为"干涉政策"。清朝政策的转变,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为维护中朝传统关系而进行的政策调整,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清对朝鲜内政的粗暴干涉,破坏了中朝传统友谊,导致宗藩关系最终解体。     

朝鲜“壬午兵变”前后清对朝政策比较

以“壬午兵变”为契机,清廷对朝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以夷制夷”政策转变为“干涉政策”。清朝政策的转变,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为维护中朝传统关系而进行的政策调整,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清对朝鲜内政的粗暴干涉,破坏了中朝传统友谊,导致宗藩关系最终解体。     

晚清中朝朝贡关系详考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五十多年间,中国与朝鲜的朝贡关系并未因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和中朝两国国内动荡而中断。朝鲜奉其事大主义,每年都如期向清朝遣节使进年贡和三节方物,且不定期向清王朝遣使谢恩、奏请、进贺、陈慰、陈奏、问安,同时进贡礼物。清政府也按例对朝鲜进行回赐与封赏,以示对藩属的优礼与体恤。这一时期,为应对时局变化和巩固对朝宗主国地位,清政府对维系形式和礼仪上的朝贡关系愈加重视,对朝贡往来的控制也愈加严格。中朝朝贡制度未衰而亡,甚至一度回光返照,极大地凸显了晚清东亚国际秩序变迁的错综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