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对全国税务机构的整顿

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主管全国税务的机构除关务署和盐务总局外,即为税务署,它设于1932年7月掌管着全国关、盐两税以外的一切税务,具体可分为统税、印花烟酒税及矿产税三大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鉴于全国各地税务机构重叠、庞杂,税卡林立、各省滥施税政,截留中央税款的弊病,为了增加收入、稳定财政、巩固统治,即着手全面整顿税务、改革税政、统一征收机关,以便使各项税收渐次集中于国民政府财政部。(一)建立统税组织系统:1928年1月,国民政府以裁撤卷烟苛杂税为名,颁行《卷烟统税条例》,规定卷烟税为“国税”,2月在上海设立卷烟统税处,负责卷烟统税征收事宜。(其间,曾一度因煤油税划归兼理而称卷烟煤油税处,1929年2月煤油税改归海关征收,又恢复卷烟统税处名称。)其初,组织比较简单,     

1927—1933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办理统税简述

所谓统税是指一物一税。具体地说是对国内工业产品按一物一税的原则,进行一次性征税后,即可通行全国,不再征收税捐,故称之为统税。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鉴于清季以来全国各地举办的具有通过税或货物税性质的“厘卡林立,重迭征收”的弊病,即着手整理税务,以便增加收入,稳定财政,巩固统治。1928年,即以裁撤厘金为名,首先对卷烟麦粉征收统税。1931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实行裁厘,并对棉纱、火柴、水泥征收统税。同时逐步整顿税收机构,统一征收机关,改革税制,使各项税收渐次集中于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并于是年1月正式成立统税署(后改为税务署),实行统税政策。现将1927年—1933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办理主要货品统税情形分述如下。     

“新税、新人、新精神”:抗战时期的直接税人员考训制度

历来税收变革,人事至为关键。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国民政府开始系统推进直接税变革,同步开始构建新的人事制度。时任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及直接税负责人高秉坊抱"新税、新人、新精神"宗旨,弃常规荐任、委任制度不用,转而采用考训方式招录青年大学生组设新的征税队伍,希望以此杜绝人情请托,提升专业素养。考训制度初由直接税机构制订,后与考试院协同颁发,涵括考试、训练、任用、晋升诸环节。考训制度强调以专业成绩和职业操守为公开入职标准,在任用和晋升环节关注税务人员的主体利益和职业前途,有助于推动税务人员向专业化发展。到抗战胜利后,直接税考训制度扩展为普遍的税收人员特种考试制度,被纳入文官考铨体系。但考训制度的核心在入职资格控制,并不能根本杜绝税务人员的渎职贪腐现象。1942年直营合并后的税务控案说明,直接税人事管理与税收征稽之间还存在隐性的制度裂缝。人事管理如不能与过程监督结合,税训易流于形式,税风势必渐趋懈怠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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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车船税 最早对私人拥有的车辆和舟船征税是在汉代初年。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朝就颁布了征收车船税的规定,当时叫“算商车”。“算”为征税基本单位,一算为120钱,这时的征收对象还只局限于载货的商船和商车。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开始把非商业性的车船也列入征税范围。     

贪污惩治、税政革新与派系权争——抗战胜利前后直接税署长高秉坊贪污案解析

抗战胜利前夕,重庆又发惊天要案。财政部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以贪污罪被起诉,初审被处死刑,复审改判无期。高为直接税之创办人,有功于战时财政,但又为孔祥熙之亲信,夹身于CC系、军统及孔派之间,案件审理扑朔迷离。高案起诉后,法院直指其随意提拨所得税"一丙保证金",牟取私利,依贪污惩罚条例,应予重判。章士钊担任辩护律师,指其虽有挪用事实,但并未贪污自肥,且高为税政革新之功臣,应予轻处。高案发生,实祸起于派系夹缝下的税政革新。CC系将高视为防止孔祥熙东山再起的打击点,高在推行直接税的过程中,坚持独立训练税务人员,排斥CC系人马,撤换营业税局中的军统及中统势力,开罪了陈果夫及间谍王戴笠。中统遂乘反贪之机,拿下高秉坊。案外公众舆论,将此视为国民政府反贪政绩,但案情审判之中疑点尚多。高作为税务干才,并不同于一般贪污案犯。同情高秉坊的力量包括私谊友人、署内同仁及居正等非蒋派高层人士。他们认为高虽有挪用事实,但主要用于员工福利与税务公用,判处死刑量刑过重。在复审之中,同情力量发挥作用。回溯高案,可发现税政革新受制于派系人事困境。高虽为革新派,但要借助于孔祥熙的力量才能推行税政。税政革新,亦需要进行人事更替以整顿税风。同样,孔、高亦有借助税政人事考训制度来防止外在干预、培养己方人马的用意,并由此加剧了派系利益冲突。     

战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复员与接收评述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中国银行复业,对伪中行、德华银行和正金银行的接收,是日伪在上海乃至华东地区金融统制彻底失败并得到清算、国民政府在上海重新确立金融秩序的重要标志之一。本依据上海档案馆馆藏有关案卷及其他史料,对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战后复员和接收情形作梳理叙述,具体考察了战后上海中行重新复业、接收敌伪银行的基本过程和所接收敌伪银行的资产、负债、库存等项目的情况,以冀丰富和深化。战后金融接收问题的探究。     

宋代商税务的设置与管理

商税务,即宋代征收商税的官署,设置在全国的各个州县及部分关镇。就全国范围而言,宋代商税务设置非常普遍,“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叫。除了在州县设置的税务征税外,政府对僻远地方,即不设税务、税场的村墟市集也普遍征收商税。虽然这一时期商税收入在国家财政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但是,税务的过多设置,加之税官收税苛暴,严重阻碍了当时商业的正常发展,从而使政府对地方场务机构的管理,尤其是对收税官吏的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谁来纳粮:全面抗战时期川陕地区的大粮户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高度重视粮食这一重要的战备物资,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法规,同时对大粮户的存粮情况展开调查.这一调查是为了方便政府控制粮食来源,将大粮户拉入战时国家动员体系.国民政府成立粮食部后,先后在1942年和1943年开展大户存粮调查及大粮户调查.全面抗战期间大粮户对战时的军粮保障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过度动员和粮食征收力度的不断加大,为战后国民党政权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三毛流浪记》的警示

许多人都说：“我是看着三毛的故事长大的。”漫画家张乐平先生笔下的三毛漫画,早在1935年就问世了。抗战胜利后,三毛漫画在《大公报》连载,三毛形象在上海乃至全中国家喻户晓,成为当时多数中国穷苦儿童命运的象征。     

喜悦与纠结——由蒋介石日记观其战后对日处置的两面性

<正>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获得最后胜利。然而,因为中国国内政治分裂与国共斗争的现实,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对日处置,不似其他同盟国那样纯粹与简单,而是掺杂诸多复杂的政治考量。抗战胜利给蒋介石带来由衷的喜悦与欣慰,同时也带来新的纠结与烦恼。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中共取代日本,成为他在处理战后中国诸般问题时的头号对象,而本来是战争结束后首先需要直接     

国民党党报惊现《资本论》广告

抗战胜利后,曾担任过读书生活出版社经理、三联书店总经理的黄洛峰（原名黄垲,云南鹤庆县人）决心在上海再版《资本论》。当时正是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之时,为了配合反内战反饥饿的民主运动,打击蒋介石的嚣张气焰,黄洛峰决定在蒋管区投下一颗重磅炸弹。     

宋代的桥与场务

桥梁控扼交通要道,宋以前或已于桥梁附近置有军镇以稽查行旅,后逐渐兼有征收商税、酒课之责。桥镇的转型、桥市的繁荣,为在近桥处征收商税、酒课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宋代征收商税、酒课的场务多有近桥而设者。设置在桥梁附近的场务及其税务官吏通过拦(河)锁邀截水陆两路以征税。从陆路通行的商品需在城门或税务交纳过税、门税等通过税,从水路通行的商品则有"船栰之征",多在近桥的河锁处缴纳。从汉唐的关市之征到宋代近桥而征的大量兴起,体现的是宋代商税征收网点的密集化与商税征收的普遍化。     

回首“劫收”风潮

抗战刚宣布胜利,上海、北平、天津等地就迅速掀 起了一股接收敌伪财产的狂潮,滚滚金钱,流进了各 色接收大员的私人腰包,接收变成了“劫收”。蒋介石 的国民党政权,由此一发腐败得不可收拾,以致三年 后蒋介石面对在大陆的失败时不得不哀叹:“我们的 失败,就失败于接收!”     

关于中国抗战财产损失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抗战财产损失是一个涉及范围广、调查与统计难度非常大的研究课题,同时也是极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因为不同的调查与统计方法都会产生较为悬殊的结果.正因为此,战后60多年里,关于中国抗战财产损失总数便出现了多种说法.本文将战争期间一些学者的估算以及战后关于中国抗战财产损失的各种不同说法加以疏理,特别是对战争结束后由国民政府官方组织的关于中国抗战财产损失调查的各项材料作一个初步整理,研讨其数据之来龙去脉和前后沿袭关系,以期对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目首“劫收”风潮

抗战刚宣布胜利,上海、北平、天津等地就迅速掀起了一股接收敌伪财产的狂潮,滚滚金钱,流进了各色接收大员的私人腰包,接收变成了“劫收”。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由此一发腐败得不可收拾,以致三年后蒋介石面对在大陆的失败时不得不哀叹：“我们的失败,就失败于接收!”     

姜椿芳在抗战后的上海

(一)日本投降后,蒋介石立即部署武装力量,准备大规模进攻解放区。刚刚经历了八年抗战的广大民众,对于国民党处心积虑地挑动内战的阴谋深恶痛绝,各大城市都迅速开始了反内战要和平的民主运动。姜椿芳当时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公开身份是主持时代出版社和编辑刊物,熟识文化界一些知名人士,和他们过往甚密。抗战胜利前一年,每两周一次参加文学翻译家傅雷先生所组织的学术座谈会,与会者就自己的研究领域自由选题,到会上作专题报告。目的是交流各方面的情况,扩大知识面,鼓动大家写文章准备抗战胜利后发表。座谈会起初在傅雷家召开,后来轮流在参加者…     

1946年中共中央拟迁淮阴经过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和平民主,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了坚决斗争。特别是在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共联合民盟等民主党派,经过20多天的激烈斗争,最终就当时全国人民所普遍关心的政府组织、国民大会、宪法草案、军事及和平建国纲领等5项大会议题同国民党达成了全面协议,为战后中国设计了一副走向“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政治蓝图。当时,中共对此成果的取得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在其看来,“政协就是党派会议,在     

上海工人造反派头目王洪文

正上海工人造反派代表无疑首推王洪文。王洪文是全国第一个被中央文革小组明确支持的跨行业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上海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1966年王洪文正值而立之年,是国棉17厂的保卫科干事。国棉17厂是上海最大的三家纺织厂之一,当时有8000多名职工。工厂前身是日本人经营的裕丰纱厂,1945年抗战胜利后收归国有,改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第17棉纺织厂。1949年后     

战后华北地区日侨的收容与遣返

抗战胜利后,华北地区滞留有39万日侨等待遣返回国。在战后中国政治形势尚不稳定,经济条件仍很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各级政府以人道主义为原则,倾注大量人员、物资,将华北地区大批日侨遣送回国。中国政府的做法体现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宽容博大的民族精神。     

六十年来国内外日本细菌战史研究述评

一伯力审判揭开日本细菌战史黑幕 （一）伯力审判的背景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忙于内战,无暇顾及调查、追究日本在华细菌战罪行。美国在战后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获取了日本大量细菌战情报资料。为了独占这些资料以有助于美国的细菌武器研究,也为了阻止苏联获得日本的细菌战资料,美国操纵远东军事审判法庭,以牺牲中国人民清算日本细菌战罪责的权益为代价,掩盖了日本二战中的细菌战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