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之旨趣与路径

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蕴含了近代中国政学两界应对边疆危机的学术奋斗，也蕴含了近代国人构筑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艰辛实践。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是晚清民国时人“边疆研究”所涉相关机构、制度、人物、刊物、学科及其应用等事实、思想、影响的总和。需要从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中获取前人对边疆建设、边政改良和中华民族整体性建设的卓越见解。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应抓住学人和学术两个重要环节，把握近代边疆学术服务边政之主旨，以对近代中国的边疆研究及其应用做出科学评估。     

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室

南京大学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传统。中央大学时即设有边政系,在韩儒林教授的领导下,专门从事边疆政治的教学与科研。建国后,中央大学改称南京大学,边政系与历史系合并,在韩儒林教授的领导下,部分人员继续从事蒙元史、西北民族史的研究。50年代,高教部为韩儒林教授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元史研究室。以后,该室成为我国首批博士点。进入80年代后,在陈得芝教授的领导下,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室除从事蒙元史外,并积     

近年来清代边疆民族史研究的进展和新趋势

清代边疆民族史在中国史研究中是一个牵涉面颇广的交叉型的学术领域,既涉及到清代边疆(包括海疆与陆疆)、边政研究,又包含蒙古学、藏学、满学、维吾尔学、敦煌学、中亚学等专门领域成果,还有南方诸民族研究、跨境民族研究等等,远非笔者一个人的能力所能把握.因此,为了方便,本文将相关研究成果区分为中国疆域形成及相关问题、东北地区与满族、北方地区与蒙古、西北地区各族、西藏与藏族五个部分加以评论,限于篇幅,重点将放在北方边疆民族地区、各族别史和族际关系史上,时间上则主要限于2006-2007年间发表的成果,部分研究论著适当向前追溯.缺漏、疏误之处,敬请大家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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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边疆研究领域唯一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本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双百”方针,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争鸣,为促进中国边疆地区的发展、中国边疆研究学科的发展服务。《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设置有:边疆理论研究、边政研究、历代疆域、边疆开发、边疆民族、边务交涉、边疆地理、边界研究、海疆研究、周边地区研究、边疆研究史、新书评介、边疆考察、学术动态等十几个栏目,并不定期设置笔谈专栏,刊登针对学科发展或学者们…     

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

本文认为,20世纪30年代后,国民政府较重视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进行治理,曾组织较大规模的边疆民族状况调查,成立若干边政机构,重视发展西南边疆地区的经济与教育。其治理观念与政策既有超越前代之处,也有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     

朱家骅与战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改组(1940-1944)

抗战时期,国民党为实现"抗战建国"的任务,朱家骅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积极推进国民党的党务建设,尤其重视与日军反复拉锯的湖南省。朱家骅与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广泛沟通,改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由组织部空降人选到湖南省党部担任执委,以平衡派系之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朱家骅遭遇了CC系等派系的攻击,不得不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湖南省党部再次改组,此前所派驻的执委被迫离开。由此可观,抗战时期国民党省市党部建设受到了派系冲突的严重制约,人事难以保持稳定。而一个没能强化组织建设与作风建设的执政党,注定了其不良命运。     

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近代中国国立大学设置边政学系的考察——从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说起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关于边政学科目设置时间的记述不尽准确。1944年夏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国立中央大学和国立西北大学设置边政学系,是落实汪懋祖和郭莲峰在第四届边疆教育委员会会议所提"积极培养边政人才案"的结果,目的是培植边政人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培植边政人才而在各级学校开设的边政学科目,一定程度上则为边政学在两校的设置奠定了基础。就边政学这一个案而言,是培养人才的现实需要,促进了学科的诞生。     

南宋与金的边疆经略

本着重阐述南宋与金的边疆经略。南宋与金分立,各自按照中国传统制度治理本朝。同时,也均在中国传统边疆观念的支配下推行边政,针对边疆地区各族的治乱、向背问题采取了相应的军政对策和措施,南宋致力于西部至西南地区,金朝致力于东北、北部、西北地区。本还揭示了南宋与金的边疆经略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向前发展曲关系问题。     

邵力子在莫斯科

１９２６年９月至１９２７年４月,邵力子作为国民党代表,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度过了一段不寻常的日子。 １９２６年６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分别接到共产国际的通知,要求国共两党各派一名代表参加将在１１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选中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邵力子作为国民党的代表前往出席。蒋介石为何选中邵力子呢？主要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来邵力子是国民党元老,在党内有一定威信,对苏联的态度…     

“国民党教父”魂归家乡湖州始末

在中国近代史上,陈果夫是一位不可忽略的人物。他曾经是国民党“C·C”系首脑,历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第三、四、五、六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汉委员等一系列高职,长期掌管国民党党务系统,可谓权倾一时。他与其弟陈立夫进入国民党权力中枢,把持人事和组织大权,成为民国时期最有名的一对兄弟,遂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特殊政治格局。     

从村童到学术大师:韩儒林评传

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有两大流派,即实证主义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韩儒林先生是一位掌握实证史学方法、努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历史现象的史学家。他在元史和边疆史地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就,成为一代学术大师。     

学术与政治:“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与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围绕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展开的论辩,与泰国改国名造成中国西南边疆的危机感紧密相关。傅斯年、顾颉刚鉴于当时背景,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内部不应再析出什么"民族"及使用"民族"一词,也不要以各"民族"之名做研究,以免造成分离危机。费孝通和一些南方学者从民族学的学科立场出发,坚持"中华民族"应该包括西南边疆诸族,民族研究不会弱化各族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还有益于民族政策的制定,学术与政治可以有机合一。     

从边缘到中心: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边疆研究

关注边疆、研究边疆是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之前,关注与研究边疆者大多为社会人士或者学生,而主流学界的研究人员并不多见。抗战爆发后,主流学界的传统史地以及新兴的民族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等学科之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边疆,并掀起了一轮边疆研究的热潮。抗战前后对比,边疆研究之内容及其重点,从概述性的边地交通、资源、物产与边疆对外关系转到了边疆史地、民族、社会和语言为主的边疆学术综合性研究,并直接导致了"边政学"理论的提出与构建。边疆研究的这一转向,表明其已经从学术的边缘而进入了学术的中心。     

陈公博出逃及伏法经过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副总裁兼行政院长汪精卫卖国投敌,1944年死亡后,其爪牙陈公博继任伪国民政府主席。 陈逆一贯追随汪精卫,为国民党汪派中的得力干将。1932年1月,汪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时,陈为实业部长兼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组织部部长。1938年汪精卫潜逃至河内,发表唁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倡导的“和平三原则”。当时负责国民党四川     

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机构述论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层面均设置了一些边政管理机构,有利于具体边政措施之贯彻。这些机构呈现以下特点:具有近代民主共和政体机构之性质;中央层面的管理机构设置较多且相对全面;地方层面的边政机构,隶属系统不一,虽按近代理念设置,但无统一的长期规划,也非决策或执行机构,属于研究性质;存在着传统政治习惯和近代民主共和理念共同作用于边疆治理实践的二元化特色。南京国民政府之边政机构,还有明显缺失:中央层面的边政机构与地方层面的边政机构联系脱节;边政机构之统合能力较弱,导致其权威及功效薄弱。南京国民政府政制本身与其边疆认识之缺失等因,是上述弊端产生的根源所在。     

试论元代边疆民族政策

元朝统治集团以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始终没有形成畿服式的中心一边缘格局观,很少考虑"内中国而外夷狄"的旧华夷秩序,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虽有因俗而治,多制并举,兼糅蒙、汉、夷等多重文化色彩的一面,但主要依蒙古"旧制六事"行事,极具刚性.其"以战养战"的边疆开发方式走出了"以有用之民取无用之地"的怪圈.这种更加积极的统治方式,大大加深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巩固了大一统,也促进了中华民族自身的发展.     

南诏文化浅述

崛起于7世纪，历时253年的南诏政权的建立，不仅结束了中国西南边疆部落豪酋长期纷争的局面，促进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和建设，增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而且创造了灿烂的南诏文化。本文将讨论与南诏文化有关的若干问题。     

中统局秘书的人事变更

国民党中统局秘书一职在局内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其人事变更纷繁复杂,内幕重重。我的父亲张国栋于1928年进入中统原始组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担任职务长达5年之久,对其内幕了如指掌。现就家父谈及简述于后,以供史学者参考。     

肃慎-女真族系历史沿革与分布地域研究与中国边疆学的建设

东北边疆研究与中国边疆学的构建具有密切关系.东北边疆研究是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基础,为中国边疆理论的形成提供学术支持.肃慎一女真族系历史沿革与分布地域的研究是东北边疆研究的核心内容,其相关各族生存空间的变迁及对沿边地带的管理和控制,对边疆的稳定与开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早已成为我国边疆学研究中的重要篇章.而边疆学的发展必将促进东北边疆研究的学术提升.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及其发展趋向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量专业的边疆研究刊物、社团创立,部分大学设置了边政学系等边疆教育研究机构,边疆研究的内容在传承中得到了拓伸,同时也开始了构建近代意义的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尝试。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重视中华民族观念的讨论,是"致用"与"致知"双重社会需求的产物,具有明显的政府组织与推动的时代特征,表现出突破传统史学窠臼向独立学科发展的基本趋势,在研究理念上呈现出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多维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