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傅斯年与蒋介石关系研究(1945—1950)

蒋介石、傅斯年在抗战时期累积的良好关系在战后得以延续、加深。蒋、傅在"一二·一"惨案善后中有密切互动,但他们在处置方式上有明显分歧。傅采取一切办法促使学潮早日结束,令蒋满意。基于共同的反共立场,傅斯年希望蒋介石能实行真正的改革,以维系国民党政权并有效反共,为达此目的,傅坚持不加入政府,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对蒋犯颜直谏。国共战局逆转后,傅之反共立场益加坚定,傅之"反共"始终与"抗俄"紧密联系。因政治上的良好合作,傅、蒋私谊亦日渐加深。     

程潜与蒋介石

程潜与蒋介石,一个是军界“元老”,一个是国民党“领袖”,若论政治地位及社会政治影响,程远不及蒋;然而就个人资历而言,蒋又远不如程。程潜与蒋介石有过较好的合作,但又不断遭劲蒋的排挤,二人之间时有不和。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二人终于分道扬镳,解放战争后期、在我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的形势下,程潜和陈明仁一道毅然在长沙和平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阵营,投入人民的怀抱;而誓与人民为敌的蒋介石,则落得个彻底失败的可悲结局。这样,在程、蒋二人之间,历史的天平明显向前者倾斜了。     

十九路军从拥蒋到反蒋的转变

十九路军与其他反蒋者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有长期的拥蒋经历。由于个人关系纽带的先天欠缺,尽管十九路军与蒋介石有过长期的结合,但基础不牢固。随着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等时局的演化以及国民党派系纷争加剧,内有陈铭枢急剧转变,外有反蒋势力助推,在抗日、"剿共"问题上与蒋介石分歧日益突出,十九路军最终走上反蒋之路。     

冯玉祥将军在美国

冯玉祥将军1946至1948年是在美国度过的,是在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政策、反对美国军事援蒋的斗争中度过的。周恩来在冯玉祥逝世1周年追悼会上说:“冯先生生前曾进行反蒋,尤其最后在美国与美帝国主义曾进行了正面的斗争。”被迫出国抗战胜利后,由于冯玉祥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与蒋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特别是冯玉祥与国民党内民     

蒋介石提议胡适参选总统前后——蒋介石日记解读

1946年制订的<中华民国宪法>采取内阁制,实权在行政院,总统虽位居元首,但只是"虚位".蒋介石追求实际权力,对"虚位"不感兴趣,曾拟退出竞选,推荐胡适参选总统,自己改任参谋总长或行政院长,从而改变政府形象,赢取美国好感,以利于争取美援.蒋的提议受到国民党高层的普遍反对,以增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办法扩大总统权力,蒋介石遂接受提名,当选为中华民国首任总统.此举与美国政府的期望相反,国民党政权仍然是"独裁的政权",司徒雷登批评蒋介石"害了他自己,也害了国家".     

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与再起

1931年初,蒋介石因约法问题同胡汉民发生冲突,再度引起国民党的分裂,形成宁粤对峙。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迫使双方不得不由对峙走向和解,并最终导致蒋介石政治生涯中的第二次下野。但仅仅六周后,蒋氏又重返中枢。党内各派势力特别是最高领导层内部,从胡汉民、汪精卫合作反蒋,再到蒋、汪联手排胡,经历了一番新的分化和重组。国民党权力变迁的内在因素纷繁,蒋、汪、胡势力相互杯葛、妥协的心态各异。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宪政的态度

随着抗战进入尾声,蒋介石对宪政的态度由消极变为积极,而战后的新形势和日益临近的宪政对其政治策略产生了重大影响。政协会议上,蒋对中共和中间势力做出重大让步。政协决议对国民党宪政设计的更改,在国民党内激起轩然大波,蒋发觉事态发展已出乎自己预料之外。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对宪政的态度暗中转变。在蒋的默许下,国民党虽未公开撕毁政协决议,但政协决议事实上已不能为国民党所执行。会后,蒋介石受党内强硬势力影响,对宪政的态度从温和的积极一变而为强硬的积极。中共态度也随之强硬,最终国共两党在宪政问题上分道扬镳。     

壮志未酬身先卒──记邓演达殉难前后

邓演达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青年时代他深受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影响,成为孙中山的积极追随者。大革命时期,他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在武汉国民政府中,邓演达忠实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指出：“在武汉时,若以邓演达为中心,不以汪精卫为中心,会更好些,而当时我们不重视他。”针对蒋介石的叛变,邓演达主张东征讨蒋,但此时武汉政府中汪精卫一伙,暗中勾结蒋介石,准备与南京政府合流,…     

何成濬与杨永泰、黄绍竑主鄂之争

何成溶(湖北省随县人)在历史上的历次军阀反蒋内战中,多为蒋介石奔走,分化收买对方的军队,每每使蒋转危为安,战胜对方。由于何有一套拉拢非蒋杂牌军队的手段,每自誉为“杂牌军的领袖”。何在这方面确实为蒋介石立功不小。但在当时,国民党上层统治集团中,总是勾心斗角互为防范的。     

冯玉样背叛大革命的原因

1927,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年春天,国民革命军总指挥蒋介石突然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戮曾经的战友——共产党人,名日“清党”。5天以后,即4月17日,国民党领袖汪精卫,在武汉严正声讨蒋氏“背叛革命”,并免去蒋的一切职务。然而,仅100天后,汪氏竞也追随蒋,发起“清党”运动。对此,历史教科书写道：武汉国民政府（以下简称：武汉政府）背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标志着大革命的失败。     

蒋介石何以选择台湾为归宿地

1948年底至1949年初,国民党的政治、军事形势急转直下,正如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给马歇尔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除去蒋委员长的直属亲信人员和某些高级军官外,没有多少中国人继续心悦诚服地支持他了。这个政府,特别是蒋委员长……愈来愈众叛亲离了。”就连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也不得不承认,蒋介石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秋了”……     

为什么农工党能够酝酿发动“福建事变”——农工党与十九路军的深厚渊源

1933年11月20日,在全国抗日反蒋高潮的推动下,驻守福建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联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外界称之为“第三党”）等反蒋势力,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国民党决裂,同共产党合作,开展抗日反蒋运动。     

回忆“云南起义”经过

国共战争末期,云南国民党空军一夜之间哗变,纷纷起义投诚,蒋介石大为震怒。然而,事出有因……一当时,云南有个十分显赫的人物叫龙云,他是个军阀,集云南省军、政、人事大权于一身,表面拥蒋,实却反蒋。蒋介石也知道他不可靠,派两个军驻在云南,还在昆明设了防守司令部进行监视。大批军统特务,无恶不作,全省人民对蒋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千方百计,连威胁带利诱,把龙云搞到重庆去后,派了一个滇人、他的心腹李宗黄来接替。不到几个月,同样不得人心。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得把正在越南接受日寇投降的卢汉抽调回昆明,提任为国民党…     

陈铭枢与蒋介石关系初探——以宁粤对峙初期为中心的考察

自1927年宁汉分裂到1931年宁粤对峙的数年间,国民党内爆发了数次反蒋战争,陈铭枢都以自身实力鼎力拥护蒋介石,成为非蒋嫡系的地方实力派中独一无二的挺蒋劲旅。特别是在宁粤对峙期间,国民党内粤籍领袖几乎全部投入反蒋阵营,唯有陈铭枢率领的这支以粤人为主的第十九路军,公开支持蒋介石,助蒋稳定权力,立下汗马功劳。以往对陈铭枢的研究多集中在福建事变的反蒋活动,而缺少对此前陈氏政治活动的探讨,即使在他个人回忆录中对此也语焉不详。本文主要依靠档案文献,力图重现此段历史真实。     

谋权篡位梦难圆的“大金刚”何应钦

何应钦是国民党政坛的风云人物,早年与蒋介石结为生死之交,在黄埔集团中蒋何并称,被人称之为蒋介石的"大金刚"。他韬光养晦,善于权变,在与蒋共事的几十年中,貌合神离,勾心斗角,几次欲发动政变取而代之:北伐战争中他与桂系密谋,逼蒋下野;西安事变中他欲轰炸西安,置蒋于死地;抗战胜利后他与冈村宁次勾结,意图政变代蒋;解放战争中他又欲与中共沟通,起兵反蒋于西南……     

李济深秘密北上参加新政协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集团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为了拉拢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元老和前辈李济深先生(广西苍梧人,号任潮,时任国民党军事参议院院长、军委委员、中央委员),蒋介石三次电催李济深上庐山“议事”。李济深抱着力谏的想法上了庐山,向蒋介石力谏发动内战的利害。但蒋介石根本不听其忠告。李济深对蒋介石不再存在幻想,他奋笔写了一封长信给蒋,尖锐地批评他反和平、民主、团结建     

宋子文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张学良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宋子文起初试图说服蒋介石对张学良不予任何处分,继而在张学良受到军法会审和判决之后,为争取落实对张的特赦而在各方之间折冲,待到张学良虽被特赦但仍被管束之后,宋子文曾与蒋多次交涉,但均无果。宋子文与西安事变解决之后张学良的关系,除了体现宋本人的待人处世之道之外,更反映了当时在国民党政权的党统、法统以及蒋介石个人威权之下,宋子文单凭一己努力是无法冲破体制、人事及情势的重重阻力,而改变蒋介石对于西安事变善后的既定决策的。     

试论吴国桢案与孙立人案前后蒋介石之心路

国民党撤退台湾之际,为取悦美国,蒋介石重用吴国桢、孙立人,但对其缺乏充分信任。1953—1955年,美台关系在形式上更为稳固,而蒋美之间的某些矛盾在暗中发酵。在台湾政治经济基础初定之下,蒋对美援患得患失心态渐有改变,亦不愿对吴、孙继续容忍下去。吴与孙的失势意味着威权体制的强化,同时也是美蒋矛盾的体现,是蒋介石对美国底线的试探。台美并非单方面的需要关系,美国不能放弃台湾。在这场博弈中,尽管蒋最终成为胜者,但两案毕竟关涉重大,此间,蒋曾经历艰难心路。     

1927年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剖析

1927年9月,在国民党中出现了一个新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中央特别委员会。它的寿命虽然只有100多天,但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却占有一定地位。它既是蒋介石下野后宁、汉、沪三方合作的产物,又是蒋重新上台的前奏。中央特别委员会的产生和垮     

五全大会与蒋介石个人集权政治的形成

国民党五全大会召开之前,是汪主政、蒋主军的合作政局。随着日本入侵的加深,舆论界对政府集权以应对危局表示了一定的支持。1935年底召开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行政院长汪精卫遇刺,为蒋的个人集权提供了机会。在随后召开的五全大会及五届一中全会,蒋介石通过政治妥协,进行制度调整,完成人事重组,个人集权政治初步形成。这种政治模式是以集权于蒋个人而非集权于行政院或国民党中央党部。基于妥协的个人集权政治一直遭遇到党内外其他政治派别的反权力,难以保持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