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鄂战争之史的考察

1921年7月至10月间爆发于湖北境内的援鄂战争,是北洋军阀统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战争,战争的结局,直接影响了当时与后来的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和发展。 援鄂战争,首先是湖北地方势力和湖北人民,与鄂督王占元的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同时也是湘军、川军、直军(吴佩孚)     

杜月笙和宋子文、孔祥熙的交往

青帮大亨杜月笙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权贵人物以及上海市历届市长、警察局长、警备司令部的权要人物都有较密切的关系.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势力煊赫一时.小瘪三出身的“水果月笙”(因曾沿街叫卖水果而得名),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已成为“海上闻人”.笔者曾探寻上海青帮势力的各个侧面,限于篇幅,在此仅略述杜月笙与“党国权贵”宋子文、孔祥熙的交往.杜月笙向来注重与各方名流及政界上层人物交往,何况握有国民政府财经大权的宋子文、孔祥熙,在杜月笙心目中这是两尊活财神.而宋子文、孔祥熙也很重视利用杜月笙的帮会势力.     

杨森主黔原因探析

1944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杨森为贵州省主席。杨森既非蒋介石嫡系,又非其同乡,却能够出掌贵州省政。究其原因,本文认为,南京国民政府主要考虑了巩固战时国防,加强地方建设,实现抗战建国目标;彻底解决西南地方势力,实现国家统一和杨森的个人经历及其与蒋介石的关系等几方面因素。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湖北省沿江地区帮会

湖北省位于中国中部,以长江和汉江为两大水运干线。近代以来,湖北省沿江地区商业城镇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省内帮会的发展中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以汉口、宜昌等大城市为中心,湖北帮会进入大发展时期,其势力从城市码头渗透到周边农村地区,城镇帮会主导了周边农村地区帮会的扩散。农村社会由于长期的宗族械斗或者经济衰退,导致了农民、游民的帮会化、土匪化。抗战爆发后到内战结束前,国民党、共产党、侵华日军等不同政治派别的动员、利用,促进了湖北省帮会的空前膨胀。地方帮会的发展基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之上,如果说地方经济、社会环境是帮会孳生的土壤,政治环境则常对其盛衰起决定性作用。     

军事化与土匪化:近代豫西南地方势力的变异北大核心CSSCI

晚清以降,区域性军事力量(晚清督抚势力、湘淮军、民国军阀)迅速崛起,成为影响近代政治走势的重大因素,同时造成了民间势力的异化及其对地方政治的影响。近代豫西南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民间势力迅速“匪化”。一方面,与官府联系紧密的地方精英在编练团练、防匪自卫的过程中逐渐掌控地方武装,民间军事化尤其是绅权“武化”的色彩日益明显;另一方面,普通乡绅在社会资源的争夺中处于边缘地位,他们为了在衰败的社会环境中求生存,开始与地主豪强甚至匪股联合。这两方面的因素加剧了豫西南民间势力的“土匪化”进程。     

辛亥广西独立详考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广西在各种势力的综合作用下宣布独立,建立了广西军政府。广西独立,推翻了清朝在广西的统治,脱离了清朝中央政府的控制;广西独立后,解除了湖北军政府的后顾之忧,还派兵北伐援鄂,有力地支持了湖北军政府的军事斗争;广西独立后,积极推进广西地方政权建设,并参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建设,在国民政府组织建设上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鄂尔泰与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

清雍正年间,在我国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湖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清王朝自上而下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旨在进一步铲除世袭土司势力,实行流官政治。这一重要的地方行政制度改革,不仅关系到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而且对我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统一具有深远的意义。改革的主持者,即是雍正朝著名大臣鄂尔泰。鄂尔泰（１６８０－１７４５年）,字毅庵,满州镶兰旗人,康熙三十八年（１６９年）中举。曾在皇权机构中供职二十余年,直到１７２３年雍正帝登基,委以重任,４４岁的鄂尔泰从此出将入相,下江南,入云贵,调…     

湖北发现‘鄂”字二十文大清黄铜币

清朝末年,湖北造币厂以其精良的设备,雄厚的实力,造了大量的铜元,制做精美,版式繁杂,尤以当十钱居多。中心“鄂”二文、二十文为试铸币,均系红铜质,存世不多。笔者集得一枚黄铜质中心“鄂’二十文大清铜币。该币铜质精良,铸工精美,直径34．2、边厚2．6毫米,重匕．4克。把它与红铜质中心“鄂”二十文币相比较,文图版式全无差异,红铜币直径34．3、边厚2．3毫米,重14．8克。黄铜币较精美,轮廓深峻,略重,边较厚,为铜元样币的主要特征。湖北发现‘鄂”字二十文大清黄铜币@徐国桥     

从阿拉善旗专员到军事专员:南京国民政府介入蒙旗地方政治的尝试

为防止日本侵略势力的渗透,南京国民政府创设了阿拉善旗专员制度。因专员在派驻过程中,遭遇层层阻碍,最终被迫改置为军事专员,权责缩减。专员制度作为南京国民政府介入阿拉善旗地方政治的首次尝试,其尴尬境地也反映了在缺乏稳定环境与足够控制力的条件下,边疆政治整合所面临的困境。军事专员虽远未实现其设置的预期目的,但客观上有利于加强中央与阿拉善旗地方联系,从而有效地维护了边疆主权与统一。     

清中后期鄂豫交界山区的宗族与地方社会：以麻城县两路口为例

研究者对明清时期鄂豫皖交界山区及其地域开发问题十分关注。以往研究大致呈现为三种研究取向：“无意识”的“山区研究”;“有意识”的“山区研究”;从“山区研究”到“研究山区”的转变。本文依循第三种研究取向,以地处鄂豫交界山区的麻城县两路口作为研究对象。两路口自康熙年间以来经历了移民定居和逐渐成集的过程,地方社会以庙宇和集市为中心构建起关系网络,而两路口郭氏则通过这一网络攫取了地方权势。当咸同年间胡林翼等人的军事策略想要在鄂豫交界山区落实之时,以两路口郭氏为代表的山地人群成为其主要的依靠力量,亦使得地方官府对山区腹地的控制需要依靠山地社会的力量得以实现。     

国民党北伐后平津的权力角逐

国民党二次北伐宣告完成后,蒋介石试图利用权力制衡和政治拉拢等手段,从整合平津地方势力入手,打造“蒋即中央,中央即蒋”的局面。此举加速了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等地方实力派的分化组合和离心倾向,侵蚀着国民政府刚刚在平津建立的统治基础。表面上看,这是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始终不放弃对权力与地盘的争夺所致,实际上则是由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决定的。蒋介石权术先行、厚此薄彼,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实力派的派系观念,使派系斗争逐渐发展为国民党的沉疴痼疾,造成国民政府与地方相互倾轧、交相侵逼的政治生态,对北方政局的走向影响深远。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参加国际公约的总体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积极发展国际公约关系,参加多个国际公约。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十年是旧中国参加国际公约最多的时期,参与的公约涉及政治、经济、交通、社会等各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参与国际公约具有自身的特点,主要是：根据“国情”选择性加入国际公约;参与程度相对有限;在加入公约时注意保护自身利益,规避不利条款;加入公约的主动性增强。南京国民政府积极加入国际公约具有自身的利益诉求。例如,通过加入国际公约,以期获得国际承认;以参加国际公约为契机,向国际社会表达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呼声;通过加入国际公约改变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提高中国国际地位;参加国际公约获取相应利益,维护权益;履行国际义务;期望以国际公约抵制侵略,维护和平。总的来说,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积极谋求加入多种国际公约,推动了国际公约关系的发展。     

第一次护法运动时期南方各势力的政治博弈——以“西南联合会议”为中心的考察

第一次护法运动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以岑春煊、唐绍仪等为代表的国民党稳健派,以唐继尧、陆荣廷为首的滇桂系地方实力派,国会议员,护法海军等几大势力的联合行动。几大势力为了共同的政治利益走到“护法”的旗帜之下,建立起了“有名无实”的护法军政府,又为争夺护法的领导权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形成了以“西南联合会议”取代“军政府”的方案,最终,“有名无实”的护法军政府与“有实无名”的西南联合会议合并,大元帅孙中山被排挤,黯然离粤。西南几大势力暂时形成了一个脆弱的利益共同体。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冀省“废苛减附”治理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在表象上归于统一,但地方主义势力彰显。聚敛钱财、搜刮民脂成为地方实力派对抗中央的主要手段,这既造成农民捐税负担过重、农村经济疲敝,又严重侵蚀了中央政府权威。国民政府为防止中央政权稳定性缺失,从削弱地方财权入手对各省进行整合控制,并于1934年发起全国性的"废苛减附"治理运动。河北省的实践结果表明,在这场运动中地方政府为保存实力纷纷抗争于中央,而中央唯一考虑的是收权并控制地方,中央与地方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无不显现出国家政权的"碎割"和中央权势的弱化。     

略论汉代陇右地方势力的兴起及其与羌胡的关系

陇右地方势力于汉代曾两度兴起,两汉之交兴起的陇右割据势力构成了东汉初统一事业的极大障碍,东汉后期兴起的陇右地方恶势力给东汉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陇右地方势力的两度兴起都与西北的羌、胡势力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东汉统治者在处理陇右地方势力上的失策,在一定程度既导致了东汉陇右“羌乱”不已,又为陇右地方势力的坐大埋下了隐患。     

湖北出土西周噩国青铜器鉴赏

湖北以＂鄂＂为其简称,其历史相当的悠久。＂鄂＂字在甲骨文、金文中写作＂噩＂。自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湖北随州,先后发现了几批数十件西周早期青铜器,最为重要的是在一些青铜礼器上刻有＂噩侯＂等铭文。     

湖北省民族史研究的新成果——读吴永章《湖北古代民族史》

在今天的湖北大地上,除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外,其余几乎全是汉人的天下了。然而当我们回溯历史时却发现,在古代,这里却是“蛮”“夷”“戎”频繁出没、活动的地方。在这里,有在传说时代“社会历史发展程度并不亚于尧、舜、禹社会其势力强大可与尧、舜.禹相匹敌”的三苗族;春秋、战国时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艰苦创业的楚族;有南北朝时期两大王朝你争我     

全面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桐油统制的展开

全面抗战前,作为军事战略物资的中国特产桐油跃居出口商品首位,但中国未掌握世界桐油贸易的主导权。南京国民政府试图对桐油实施统制,使之为其经济建设服务,同时成为其在国际舞台运筹帷幄的工具。在中德易货借款谈判中,德国向中国提出了大量的桐油需求,国民政府顺势推出桐油统制。全面抗战前的中国桐油贸易形成以汉口为中心,由外商掌控,以出口美、德、英为导向的市场格局。在不彻底改变原有社会结构的情况下实施统制,意味着政府力量强行嵌入原有的市场格局,势必会触及相关各方利益。为减少阻力增强统制成效,南京国民政府在制度设计上做了诸多安排,一方面以改良之名,渐行统制之实;另一方面由实业部牵头,联合地方政府与商人,希望以官商合办的形式将华商纳入统制体系,以节约统制成本。由于湖北地方政府与汉口中外油商持消极甚至抵制态度,英美政府不断提出抗议,使得制度设计在执行过程中发生变异。强势政策遭遇弱势执行,南京国民政府权力只是有限渗入桐油市场结构中,统制成效并未完全彰显。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对夏都庐山的建设

庐山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夏都”,地位极其重要,而当时庐山存在的殖民主义空间与“夏都”身份极不协调,这些促使南京国民政府加强对庐山的建设以恢复民族的尊严。在南京国民政府主导下,庐山建立了组织完善的现代行政管理机构,收回了牯岭租借地的主权、加强了市政建设的现代化,而这些以及具有民族风格的“三大公建”的兴建都充分体现出南京国民政府在建设庐山中对民族主义的建构。     

“湖北新政”遗产今何在

督鄂18年,张之洞推行“湖北新政”,修铁路,办工厂,兴学校,练新军,使武汉成为清末洋务运动的重要据点,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发祥地,斐声海内外的外贸大港及国际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