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为国联调查团当顾问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多次向国联提议组织国联调查团,调查事变真相,希望借此制止日本的侵略。但由于日本的反对,国联一直无法就中国的提议作出决议。１１月下旬,日本占领齐齐哈尔并向锦州逼近之后,自认为对中国东北全境的占领已成既成事实,转而同意国联组织调查团赴东北调查,企图以此改变在国联中的被动地位,并拖延时间,使国联在调查期间不再采取对日本不利的行动。于是,１９３１年 １２月 １０日,国联行政院通过了有关中日冲突的第四个决议案,决定派遣调查团赴中国调查一切危及国际关系、破坏中日和平或一切足以影响中日两国…     

国际性与主体性:中日冲突和国际联盟调查团的产生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将此事诉诸国际社会,希望国际联盟伸张正义,结果是国际联盟决定组建调查团,赴远东调查中日冲突。一般研究将调查团置于九一八事变后的叙述框架内,强调调查过程和调查报告书,对调查团的产生过程缺乏整体研究。在国联调查团产生问题上,中国不仅与日本在国联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论争,而且强烈呼吁英美等国支持组建调查团,各国之间的交锋异常频繁。以国联行政院第65届常会的三个阶段为时间线索,以中日围绕是否派遣调查团的辩论为叙述脉络,系统呈现国联调查团的产生过程,可以凸显中日冲突的"国际性"和国联调查团的"主体性"。     

国联调查团的预演:九一八事变后的中立观察员派遣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对中日冲突的处理进展缓慢,原因之一是缺乏有关中国东北的实地信息。中国要求国联派遣调查团,而日本以中日直接谈判为由进行阻挠,但又不得不默认已经身处中日两国的第三方人员可以前往中国东北观察。在国联正式派遣调查团之前,英美和国联的中立观察员们扮演了搜集信息的角色,派遣观察员的过程及观察报告使英美等方可以了解事变情况,推动国联处理中日冲突的进程。中立观察员的派遣不仅缓解了国联获取实地信息的压力,而且使中国坚定了依靠国联的初衷,并促使日本转变关于派遣国联调查团的立场。中立观察员派遣与国联调查团的组建具有内在逻辑统一性,是国联调查团的预演。     

马占山会晤李顿调查团代表

马占山再起抗日后不久,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到达哈尔滨,为了向全世界人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的罪行,表达东北人民不屈强虏的决心,马占山面晤了李顿调查团的代表,向他们介绍了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违背民意炮制伪满洲国的经过,并表明了东北人民坚决否认伪满洲国,坚决抵制日本侵略和奴役东北人民的严正立场。     

浅析“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反对国联派遣调查团的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诉诸于国联,控告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国联经过多次讨论、决议,决定派遣调查团进行实地调查。日本出于诸多原因坚决反对国联派遣调查团,主张中日双方自己调解,对国联进行直接干涉,虽然阻止成功,但并没有起到公正处理的作用,也没有停止侵略中国的脚步。     

《李顿报告书》发表后国际联盟促使中日和解的尝试

《李顿报告书》发表后,国际联盟根据《国际联盟盟约》第十五条第三项,希望中日两国达成和解.十九国委员会制定了一份决议草案,规定和解工作以《李顿报告书》为基础,邀请美国和苏联成立委员会,与中日两国一起进行谈判,并明确指出不承认伪满洲国.中国愿意接受决议草案,要求和解谈判不损害中国对东北地区的主权,并希望国联从速解决争端.日本拒绝接受该草案,排斥第三国尤其是美、苏两国介入和解谈判,且不接受《李顿报告书》,要求修改草案中与维持并承认伪满相违背的内容.国联内部,以英法为首的大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企图以绥靖政策安抚日本,促使其接受国联的调解;一些小国则希望国联将日本作为侵略国进行判决与处置.起初,在大国的主导下,国联对日本一再让步.但日本政府采用"焦土外交"策略,坚持要求国联完全采纳其对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国联判断日本无意和解,态度转向强硬,询问日本是否会坚持伪满独立.日方作出肯定回答,最终使国联放弃和解工作.国联主导下的中日和解,是在最低限度维持自身权威的前提下,寻求对日本妥协方案的过程.日本坚持既定侵华政策,破坏集体安全机制的根本原则,导致和解工作归于失败.     

浅析国联调查团派遣案的出笼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与西方大国之间围绕对中国市场的争夺和远东危机的处理,展开了一场侵略与遏制、勾结与绥靖的错综复杂的角逐。“国联”是进行这一角逐的主要阵地。决定派遣国联调查团对事变进行综合调查,是国联在“九一八”事变的处理上迈出的影响全局的关键性一步。由于调查团的派遣,英法等操纵国联事务     

国联调查团的来华及其颠倒是非的报告书

一“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一面下令东北驻军不准抵抗,一面即于1931年9月21日,即事变后的第三日,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企图借此掩饰其出卖祖国领土的罪恶行为,从而逃避中国人民的谴责。而在实际上,这个行动乃是在美英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企图把东北从日本独占的形势下向国际帝国主义作公开的拍卖。“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基于反苏反共的立场,自始就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縱容和漠不关心的态度。美国并非国联会员国,但在远东问题的处理上,没有美国的参加,国联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因此,国联在接受国民党政府申请后,立即要求美国合作。美国一面复允国联的     

李顿赴华调查中国事件期间日记

1932年3月-9月．国联派出调查团专程赴中、日各地,对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日本侵华事件展开调查。该调查团团长李顿在此期间所记日记,较为详尽地记录了以他为首的国联调查团同中、日两国军政要人、各界人士会谈情况,也反映了中、日之间存在的巨大分歧及其本人的一些看法．还有对最后形成的报告书的总结性陈述：这里所刊李顿日记与本刊前两期登载的李顿信件来源相同,可互为对照。日记记载时间虽不如信件完整,但内容上更侧重于工作事务方面,因而有更高的史料价值。     

日内瓦藏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的结构和价值

"国联和联合国档案馆"、"国联和联合国图书馆"收藏的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分为"S系列"、"R系列"和"BOOK系列",系统地记录了李顿调查团在中日进行实地调查的经过,反映了中日双方和第三方的观点。初步研究表明,国难当头时刻,中国各界尤其是东北民众,向国联调查团和国际社会全面揭示了日本蓄谋制造事变、扶植傀儡政权的事实,是研究九一八事变和十四年抗战史的最新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东三省各界人士致国联调查团函电选

1931年3月至6月,国联李顿调查团奉命来华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及中日冲突情形.调查团先后前往上海、南京、汉口、天津、北京、长春、哈尔滨等城市,与各方人士广泛接触与会谈,并展开实地调查.在华期间,调查团收到来自党政机构、社会团体以及社会人士和地方民众大量的备忘录、陈情书、函电等材料,声讨日军暴行,请其主持正义,维护和...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最初采取不抵抗政策,寄望于国联等外部力量阻止日本侵略。英法主导的国联有意联合美国,将中日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避免波及其自身利益。各方围绕日本撤兵问题展开的交涉,以及国联陆续出台的三次决议,并未能阻止日军的侵略,这促使国民政府逐步认清了国联的作用和局限。在日本罔顾国联决议、继续扩大侵略的情况下,中国国内掀起反侵略浪潮,国民政府认识到中日问题非经决战不能解决,其对日政策开始向“一边抵抗,一边交涉”转变。     

吴佩孚致国际联盟调查团信函二封

近年来,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日内瓦联合国欧洲办事处图书馆发现了吴佩孚1932年两封未刊信函,第一封信函系1932年4月《吴佩孚致国际联盟调查团书》,系印刷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日内瓦联合国欧洲办事处图书馆均有收藏;第二封信函系1932年8月23日抄送给国联调查团的吴佩孚于8月22日以大中华民国孚威上将军名义致日本天皇的信,藏于日内瓦联合国欧洲办事处图书馆.该信系吴佩孚用毛笔亲手所书.该两封信函对于研究九一八事变后吴佩孚的政治态度,特别是其对日态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学界关于吴佩孚研究的一段空白.     

英国对国联会议审议李顿报告书的态度

在国联会议召开前,英国确定了对李顿报告书的态度：赞同国联通过报告书;赞成报告书的意见,即“满洲”恢复原状是不可能的;模糊地表示不承认“满洲国”,但不承诺永远不承认。在国联会议审议李顿报告书期间英国的态度经历了从“袒日抑中”到对日让步、到基本主持“公道”的变化。英国的远东政策——积极维护和扩展在中、日的贸易利益和避免对日战争,是英国在国联会议上审议李顿报告书时所持上述态度的原因所在。     

国联调查团收函电选联合国欧洲办事处图书馆

1932年3至6月,国联李顿调查团奉命来华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及中日冲突情形.调查团在华期间收到来自党政机构、社会团体以及社会人士和地方民众大量的备忘录、陈情书、函电等材料,声讨日军暴行,请其主持正义,维护和平.本组史料系从联合国欧洲办事处图书馆征集而来的档案中辑选.     

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华南政策

从 1 93 1年上半年的“宁粤分裂” ,中经“福建事变” ,到 1 93 6年上半年的“两广事变” ,华南地区掀起了以广东—西南派主导的反蒋抗日运动 ,两广地区也维持了 6年之久的半独立状态。还在“九·一八”事变前 ,日本就与广东派发生了联系 ,企图以此促进“满洲问题”的解决。事变后 ,日本企图利用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派的反蒋运动 ,按照伪满洲国成例 ,建立华南地区的亲日政权 ,分治中国。上述政治目标因“福建事变”的失败而落空后 ,日本转而在华南地区采取以扩张经济为主的政策 ,并改以台湾为其华南政策的基地 ,在华北事变期间加紧实施。随着日本南进政策的确立 ,海军也加入其中 ,并在“两广事变”期间企图借北海事件侵占海南岛。日本此一时期实施的华南政策 ,既是其对华政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又构成了其南进政策的重要的先头部分。中国内部的分裂政局 ,无疑为日本制定与实施上述政策提供了可乘之机 ;只有团结才能抗日。     

中国知识界对国联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不同反应——以胡适、罗隆基和胡愈之为例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联即应南京国民政府的要求,开始了长达一年半之久的调停中日争端的历程.国联的调停,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不同反应.胡适始终信任国联,坚持国联外交;罗隆基的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从认识国联的局限性,进而怀疑<报告书>的法律效力,最终发出"信任国联者,醒矣!"的呼声;胡愈之从一开始即对国联持批评和不信任的态度.分析知识界对国联处理九一八事变的反应,大致不外这三种状况.胡适、罗隆基、胡愈之三人之所以对国联处理九一八事变的反应不同,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与国民党的关系不同,对国联及国际法的认识不同.以及对中日实力的认识不同.     

海耶与“德满协定”

从日军 1 931年 9月 1 8日强占沈阳、制造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到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在 1 933年 2月 2 4日的国联大会上通过 ,因日本侵华而引发的远东危机延续了一年半之久。这场远东危机最直接的后果是 ,日本用武力粉碎了华盛顿体系 ,打碎了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均势。它标志着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稳定时期的结束和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开始。日本的侵略野心急剧膨胀 ,中日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然而 ,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 ,希特勒的纳粹政权也已经在德国粉墨登场 ,并开始毫不掩饰地重整军备 ,这更…     

布鲁塞尔会议与中日战争

一会议召开的背景及会前各国制定的方针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英、法一再阻挠中国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但9月12日中国代表团长顾维钧仍然根据盟约第10、11、17条向国联秘书长提出了申诉,要求行政院采取必要措施。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了远东顾问委员会的两个报告书和一个决议。第一报告书承认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不能依据现行合法约章或自卫权以资辩护”,并违背了九国公约与巴黎和约,但是没有明确宣布日本是侵略者。第二报告书则建议九国公约签字国举行会议,“并与其他在远东有特殊利益之国家联合工作,寻求以彼此同意之方式结束此次争议之方法”。决议要求各会员国“应勿采取足以减弱中国抵抗力量以致增加其在此次冲突中之困难之任何行动,并应就各该国对于中国之个别援助究能达如何程度一节,     

"新史学"的宗旨:中国各界致李顿调查团呈文初解

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新史学".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际联盟派遣李顿调查团赴中日实地调查.中国东北和关内各界纷纷呈文,表达对于事件真相、伪满洲国和中日冲突的看法,这些呈文现藏于日内瓦国联和联合国档案馆中.呈文构成了颇具张力的历史文本,大多数充满爱国主义热忱,标志着在纷纷攘攘的政局演变中,民族、国家的危亡,再次成为压倒性的时局主题和国家中心话语.呈文影响了李顿调查团的结论,进而影响了中日关系和东亚局势演变.其强劲的民族国家立场,体现了梁启超期待已久的"新史学"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