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孩子剧团”的关爱与教诲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11月上海沦陷,我们“孩子剧团”奉国难教育社中共地下党组织之命撤离上海,转移到内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我们在苏北的唐家闸、南通县、扬州路上、邳县运河车站等地,为人民群众、过路部队、当地驻军,演出抗战戏剧,高唱抗日救亡歌曲,鼓舞斗争意志和战斗情绪。整个寒冬季节,我们都辗转于江苏北岸,而后经徐州、郑州来到后方重镇武汉。周恩来副主席和长江局委托邓颖超、孟庆树、吴志坚来我团的临时住处——汉口洪益巷培心小学校（该校已放寒假）看望我们,     

台湾抗日义勇队在龙岩

1938年底,黄埔军校出身的国民党少将、台胞李友邦,仿效朝鲜革命同志在中国组织义勇队的形式,在武夷山区组织成立台胞抗日武装——台湾义勇队。时值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我国东南沿海一些地区相继沦陷。台湾义勇队开赴浙江前线,以支援抗战的社会宣传活动入手,在战斗中不断成长,虎虎生气,威震敌胆。     

沦陷时期的上海工运

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起,上海工人的政治倾向便在各种社会力量的角逐中,显示出特殊的作用,围绕着上海工运的领导权,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些有影响的政党、社团都曾进行过大量的活动。但总体说来,在抗战以前,如同当时中国的政治大局一样,基本上是国共两党的抗争。及至抗战爆发,这一格局发生变化。尤其是在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以后,社会矛盾与工运形势的关系更显示出如下新的特点。     

国共政争与国民党上海护工队的兴亡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逐渐建立起由工运党团、工人福利委员会和护工队组成的,旨在控制上海工人运动的系统。其中,护工队的设计初衷是一支"信仰主义拥护领袖",能完全听从国民党指挥,执行所谓"保障生产的秩序"、"肃清共产党"的工人武装队伍。但是,国民党政府由于不能真正维护工人群众的根本利益,既无力挽救其濒临崩溃的经济危机,又无法遏制党内各派无视工人利益的权利之争,因而难以获得众多护工队员的信任和支持,帮助它巩固摇摇欲坠的统治秩序。中共则从工人利益出发,通过发动工人的经济斗争,改善其生活条件和待遇,进而获得工人群众的拥护。上海地下党不仅成功地渗透、利用和瓦解护工队,且直接组织了"以工人为主体的武装自卫组织"人民保安队,配合解放军顺利解放和接管上海。国共两党对工人利益尊重与否,不仅决定护工队内国共影响力的此消彼长,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上海新旧政权的更替。     

黎明前战斗在天津的地下共产党人

为迎接天津解放,战斗在天津的地下党组织和党员,不顾危险深入敌营,成功获取守敌城防图等重要机密情报。他们有的打入敌警备司令部;有的利用内线关系进入敌后勤机关;有的取得敌人的信任,成为伪市长的秘书;还有的通过策动小规模起义,策应解放军的军事攻势。同时,他们还积极开展工人、学生、市民和上层的统战工作,开展护厂、护校和反“南迁”斗争,直接配合了解放军的军事进攻,为天津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珠江纵队对澳门的统一战线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葡萄牙是中立国,澳门也因此算是中立地区,有着特殊的环境和地位。广州、香港相继沦陷后,由于日本没有派兵占领澳门,澳门成为战火中的孤岛。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澳门特殊的历史地位．澳门同胞的抗战活动十分活跃,广大澳门爱国人士开展新闻、文学、戏剧、歌咏、美术等活动,宣传抗日救亡．有力地揭露了日军的侵华暴行。传播全民旅团结一致抵御外侮的主张,唤起澳门同胞的爱国热情和觉悟,积极支援内地抗战．在国内、国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中国抗战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的制度创设与人事构成探析

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创立于1937年。抗战爆发后,虽曾一度中止活动,但在广州沦陷后于1940年重设。重设后的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受制于广东日本总领事馆,在1941年及1943年两次组织及人事改组过程中,不只随处可见总领事馆的干预,且从中体现出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内部的势力变动趋势、人事策略及对外的联络渠道等多种信息。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的上述特征,在华南具有代表性,且可视为抗战前后在华日本商工会议所研究的重要补充部分。     

抗战时期的浙江地方银行

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半壁江山沦陷,然而,在游击区和未沦陷的山区,浙江人民仍进行着艰难的开发与建设。建设离不开资金,金融业无疑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浙江地方银行作为一家省级银行,在浙江南部的艰难环境中,运用各种手段从事经营活动,在自身获利的同时,也为浙南山区的开发和坚持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日伪统治下南京学生的反毒品运动

在日伪统治下的南京,青年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巧妙利用日伪矛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清毒运动,运动的浪潮波及敌占区诸多城市,也震撼了日本朝野……     

清乾隆五十二～五十六年潼关城工考论——基于奏折档案的探讨

作为封建时代后期潼关城垣建修史上最大的维修工程,乾隆五十二至五十六年的潼关城工堪称清代厅县级城垣维修耗资最巨的一次建设活动。基于大量清代奏折档案、方志和舆图文献,本文对潼关城工的背景、起讫时间、城工勘估、筹备兴修、竣工验收、经费追赔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考订,指出此次潼关城工是在朝廷和地方军政与技术官员主导下,从关中多县购办工料,由招募自省内外的工匠民夫具体实施,加以乡土人士的积极配合,使潼关作为"西陲雄镇"的面貌焕然一新,提升了其在政治、军事以及防御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功能;同时,潼关城工经费的追赔反映了朝廷和地方官府在追究城工责任方面的持续性,而乾隆皇帝从勘估之初"不可惜费"的态度转变为竣工后的"斤斤较量",是影响潼关城工评价和追究勘估、督工、承修等官员责任的主要原因。     

绍兴沦陷:战时的前线与日常

宁绍战役开始之际,绍兴城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沦陷,引起最高层的震怒。蒋介石决定彻查此事,绍兴沦陷之真相最终水落石出。军事委员会对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绍兴军政负责人等均施以重罚,蒋介石严令第三战区彻底整顿。但是,国军长期驻守一地产生的军风纪问题、走私问题,在抗战中后期日益严重、积重难返。绍兴沦陷所反映的前线军政疲沓之情势,在抗战中后期的正面战场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澳门风云录──长篇连载之六

三十五、为中华民族抗战和解放作贡献文史春秋·１９９９年第６期·文史纪实·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实行血腥屠杀与残酷掠夺,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大片国土相继沦陷,亿万人民流离失所,一部分难民逃到大后方,一部分逃往香港、澳门与海外。１９３７年,澳门人口增至１６４５２８人,到了１９３９年猛增至２４５１９４人。由于澳门的特殊地位,它成为中国难民避难和抗日组织、进步人士的活动场所,中共和国民党的秘密组织在澳门开展抗战宣传、募捐等活动。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澳葡当局按照葡萄牙政府外交政策…     

论抗战初期的重庆救国会

"九一八"事变后,大批日本侵略军开始将其铁蹄踏入中国领土,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除了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外,全国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组织敌后抗战团体以支援抗战。以漆鲁鱼为代表的暂时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的一批党员在重庆组织了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重庆救国会"),在其存在期间重庆救国会指导其下属组织利用多种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国民政府的反动行为进行斗争,还为前线抗战举行募捐、慰劳等活动。这些活动使重庆救国会逐步成为重庆大后方在抗战初期的领导核心。大量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也唤醒了重庆民众的抗日热情,掀起了重庆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关于“工总司的成立的”一些资料

肖关鸿、李逊夫妇在《文革中最重要的政治资本——工人造反派代表“上海工总司”的兴亡》(载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6月号)中说：“如果说,全国红卫兵组织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红卫兵,那么全国工人造反派组织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海工总司。”“上海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工总司是全国第一个工人造反派组织,而且在全国造反派组织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和持续时间最长。它控制上海局面达10年之久,推举的领袖人物王洪文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一度被毛泽东确定为继林彪之后的接班人,毛泽东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上海工人造反派寄予厚望。上海工人造反派的每一个动作对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进程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概念史视域下的近代城市苦力

对"苦力"进行概念史意义上的考察可以发现,近代"苦力"一词源自于东方国度,发轫于西方语境,成为体力劳动者的蔑称,其涵盖行业体现了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和文明进程,其来源群体反映了转型时期的城乡关系和人口流动,而其社会形象更映衬出苦力行业的运行态势和生存状态。"苦力"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词汇,更是反衬时代、体映行业和折射底层群体的缩影,解读"苦力"概念无疑就是解读一部近代中国城市底层社会史。     

杨苡:有些地下党朋友信任我

母亲来南京陪罗沛霖去上海,是在母亲他们回天津前在南京小住那段时间。1947年4月,母亲和杨敏如、罗沛霖他们一家到了南京。前面说过,复员返乡不是件容易事。回南京,中央大学是比较早的一拨,我哥他们编译馆迟了好久,我姐一家和我母亲不是跟单位而是自己走的,那时抗战胜利已快两年了。他们的行程是地下党孙有余安排的,在重庆时母亲对罗沛霖的事很支持,把钱都交给了地下党做活动经费。     

战时东南的美术活动

战时东南，指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浙江、福建、江西诸省的未沦陷地区。在这里，曾推演出一幕轰轰烈烈的抗战文艺戏剧。就美术活动而言，战时东南美术界甚为活跃，木刻、漫画运动更显示了它们在抗战斗争中的活力。［一］建立了各种类型的美术团体，把分散于东南各地的利刃、铁...     

从抗日募捐广告看中华民族的抗战意志——以1937年前后《申报》为核心

1937年前后,《申报》刊登了大量抗日募捐广告。其广告数量之多、募款数量之大、涉及范围之广、参与人数之多皆为前所未有,在当时的抗日募捐活动中具有典型性。有效的募捐组织,多样化的募捐形式,广告词中激动人心的抗战宣传,抗日募捐活动的全民参与,体现了抗战的全民性以及中华民族坚定的抗战意志,反映了历史场景中的另一种抗战,从中可以管窥全面抗战初年波澜壮阔的战争动员场面。     

峰火岁月“小广州”——抗日战争时期连州掠影

1931年沈阳“九一八”事变,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日寇的铁蹄踏进了我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1938年武汉保卫战失败后,广州也于当年10月份沦陷。广州沦陷后,民国广东省政府迁到了连州,在“广东抗战根据地”——连州这方热土     

关于战时沦陷区国民党与伪组织关系的问题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河北省地方党组织与伪组织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抗战初期,河北省的国民党员多数参加了抗日,只有少数投降了日军,作了汉奸卖国贼。第二个阶段是在国共两党基层关系破裂之后,国民党河北省地方党组织的工作重点,遂从敌后抗日根据地内转移到沦陷区。在沦陷区,国民党上级党部派遣大量党员楔进敌伪组织内部,以此利用伪组织开展组织活动以及对付中共,同时也暗中破坏敌伪组织的活动。第三个阶段是在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极力争取伪军势力,甚至帮助伪军对抗中共的进攻,以此与中共展开竞争,争夺控制敌后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