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法国旧制度末期的反启蒙运动

旧制度末期,启蒙运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同时,对这一思想文化运动及其核心观念的反抗,也一直存在。这就是所谓的反启蒙运动。这场运动的成员成份复杂,既有天主教会、耶稣会和冉森派,也有普通的教士;既有君主政府、王室成员和大臣,也有不少反启蒙的文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启蒙运动的方式来反对启蒙思想,他们在出版物、在公共空间与启蒙运动针锋相对,以求影响和主导舆论。在这一过程中,反启蒙运动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虽然反启蒙运动对于旧制度末期的法国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由于法国社会思想和文化在18世纪发生了有利于启蒙运动的变化,反启蒙运动最终未能阻止启蒙运动的发展。     

论启蒙时代的历史观

一般把18世纪初到1789年法国革命前的那些年月称为启蒙时代。这一时期,是启蒙运动“真正重要的阶段”^①。作为深刻的思想化革命,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启蒙理性主义冲击了几乎所有的思想化领域,包括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学、教育学等,开创了启蒙时代的化新气象。其中,历史学作为一个新兴而重要的思想领域,其知识地位得到首次确认,形成了独特的印记并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力量。     

书讯

《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美国历史学家达恩顿著,周小讲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本书研究了自18世纪末以来就被历史学家们视为不值得去关注的一个课题——催眠术。作者通过大量的书信、手稿、手册、报刊等史料,追寻催眠术运动在法国大革命前后的     

"小说界革命"与晚清士人的边缘化

晚清“小说界革命”,是由新派士人中作为倡导的精英士人和作为小说家的下层士人合作完成的,以。开启民智”为核心的思想启蒙运动。在社会结构日益分化的维新时代,为新派士人,尤其是下层士人提供了上升途径,暗合了新派士人以边缘挑战中心的社会心态。但是,由于小说的内在特质,士人与一般民众的思想分离,“小说界革命”未实现预设的启蒙目的。     

反启蒙运动的两种研究范式——反启蒙思想与反哲学运动

过去半个世纪中,思想史研究的一个趋势是重新认识和阐释对启蒙运动的抵制现象。基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不同,反启蒙运动研究形成了两种范式。"反启蒙思想",是对启蒙思想的对立面的思辨研究,依据传世经典,开展文本分析、抽象推理,对一些主要思想家进行阐释。这种研究范式的代表人物是以赛亚·伯林。"反哲学运动",则遵循思想观念的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将反对启蒙思想家的人及其活动置于18世纪复杂的社会现实之中,发现思想在社会中生产、传播、被接受、被拒绝的方式和引起的反响。"反启蒙运动"这个概念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方便的理论装备,但它也很容易误导研究者,将他们引入一个截然对立的幻象之中。     

两面镜子里的肖像——伏尔泰与卢梭自然观的比较

18世纪的启蒙运动就是要人类承担自己的责任,摆脱外在的权威,用理智把自己从幼稚中解救出来。启蒙思想家在"理性"这杆大旗下集结起来的同时,其内部也存在着激烈论争.突出表现在伏尔泰与卢梭的论争上。以伏尔泰为代表的一方相信理性,并相信理性能带来社会进步;而卢梭坚定地相信"激情",认为对理性的误用会产生一系列灾难性的社会政治后果。其论战充实了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理性,共同为法国政治革命准备了理论武器,也为当今社会提供了精神养料。     

卢梭的社会契约学说

十八世纪的法国正处于封建主义逐步瓦解,资本主义即将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代之而起的时代。在这个时期中,法国的社会矛盾急剧尖锐化,以资产阶级为首的第三等级同腐朽的封建势力展开了异常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在思想战线上的明显反映,就是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与教权主义的斗争。启蒙思想家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者,是“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民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当法国处在这个伟大的历史变革的前夜,     

五四"启蒙运动"说的历史考辨

在各种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定性中,“启蒙运动”说无疑是最为常见的比附之一。事实上,最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这种比附在左翼文化人中就已经较为流行。但是,并不能简单地把“启蒙运动”阐释视为“马克思主义方案”。出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共产党人对“启蒙运动”说的认同是有限度的。而且,五四启蒙传统的丰富多元性决定了用“启蒙”来描述五四历史认识主体的复杂性,以及他们所阐释出的“启蒙”内涵的丰富多元性。     

从概念史的角度看启蒙运动

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角度出发,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与全球化的初始、新航路开辟、科学革命的成功、欧洲内部思想的跨文化交流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等背景有关联。18世纪启蒙哲学家试图启迪民众心智,使之脱离被动的心态,所以他们对人性及其思维状态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还依据理性对未来社会做出展望。本文从概念史的视角,探究组成启蒙思想的子概念即宗教宽容精神、怀疑批判精神、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内涵及意义。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早已超出18世纪和欧洲范围,对这场思想运动的背景和意涵的再反思可以加深学界对人类思想史的认知。     

多维视野下的西方“军事革命”研究

西方学界的“军事革命”研究,是“新军事史”范式下的分支领域,集中考察近代早期欧洲社会文化转型、现代国家形成及世界格局转型,致力于以军事因素阐释现代世界起源。在社会文化史路径下,“军事革命”研究关注欧洲贵族与士兵境况及“军事启蒙运动”,并与其他“新军事史”研究形成互补关系;在“国家形成”论题中,“军事革命”研究与历史社会学存在跨学科关联;而在全球史视野下,“军事革命”与欧洲崛起之间的因果关系遭到质疑和挑战,亚洲“军事革命”转而成为新的研究重点,“军事革命”因此超出欧洲范围成为全球史研究重要领域。“军事革命”研究的发展体现了西方学术革新进程,为国内学界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