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富农问题

试论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富农问题沈志华研究苏联新经济政策必然涉及到富农问题，这不仅是因为如同列宁所说新经济政策的实施预示着富农必然会更多地产生出来，还因为消灭富农阶级的运动以及同时发生的全盘集体运动标志着新经济政策的结束。￣①就是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整...     

试论侯外庐关于社会史分期的法典化标准

侯外庐关于中国社会史研究提出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 ,即以法典化标准 (体系化的制度形式 )作为判断社会形态的标准。他从生产方式、政治设施、阶级关系和意识形态诸方面分析了战国至秦汉时期的法典化即制度变迁 ;又将法典化标准运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上 ,对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 ,提出了以均田制和两税法作为这一转变的法典化标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演变 ,他以法典化标准对“一条鞭法”和“更名田”、“摊丁入亩”作了阐释 ,将制度的变化与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工商经济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联系起来考察 ,一以贯之 ,使其法典化理论更加完善。他关于法典化标准的研究是一种注重整体的历史发展的研究方法。其理论意义 ,不在于提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答案 ,而在于指出了研究的思考路径。我们应该在其研究的基础上 ,从历史发展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及其文化意义、从法典的表现形式和范围诸方面 ,进一步深化法典化标准问题的研究。     

抗战时期“新知识分子”与中共军队干部

抗战初期投奔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知识青年,有相当一部分被分发到军队中充任政工干部,正好迎合了中共扩军对政工干部的大量需求,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宏大话语所能充分解释。"新知识分子"加入后,受工作能力、经验资历等因素的影响,大多只能从事基层政治工作,这导致了新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冲突,进而触发了整风在军队基层的开展。中共一方面无法完全摆脱阶级话语的窠臼,仍在严肃地批评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另一方面也无法全面贯彻阶级话语的原则,更多是根据现实需要在这两类干部中寻求平衡和进行调解。阶级话语在此一时期隐而不彰,不在中共干部任用中起决定作用,这是与具体实践互动的结果,也符合中共自身"知识化"、"技术化"的需要。     

苏区时期的"赤白对立"--阶级革命中的非阶级现象

赤白对立是指苏维埃区域与非苏维埃区域之间的对立,出现于苏区周边地区,它不是由土地革命加剧的阶级间的对立,而是一种非阶级的由多种因素引发的以地域为中心的冲突。赤白对立的出现,既有中共自身的原因,也有国民党方面的推波助澜,还缘于社会革命与社会组织间的内在冲突。就中共方面看,前期和后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由也不尽相同。赤白对立给中共开展革命造成很大不利影响,某种程度上成为苏维埃时代的一个痼疾。     

新中农崛起后中共阶级政策的调整

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最突出的变化是,大多数贫雇衣上升为新中农,农村普遍出现了中农化趋向.新中衣的崛起及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经过时新中农这一阶层的定性分析,中共在制定合作化运动的阶级政策时,将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作为依靠对象,而将其中的上中农列为团结对象.本文主要依靠1950年代大量调查报告、工作汇报及其他文献资料,对土改后新中农的崛起及农材中农化趋势进行细致考察,揭示社会结构变动时中共阶级政策的深刻影响,借以说明土改后党的阶级政策不断调整的合理依据及其调整中的利弊得失.     

改革开放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一、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演变1949年之后,对敌对分子、敌对阶级的认定,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确认,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政治环境的变化,不断更新、演变。这里,我引用我的同事丁明清(化名)同志在《关于专政对象的演变》一文中的论述: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对象,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定群体,它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不断显现和更新。对于专政对象的界定,从来没有履     

新中国土地改革后新富农产生的规模与分布研究

从土地改革结束到农业集体化高潮前夕,新富农的出现从全国范围来看是稀少而缓慢的。在各省之间,农民的富裕程度与新富农比重大小关系不明显,但在同一地区内来看,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同时,在农业合作化程度较高亦即是较早对新富农采取限制政策的地区,新富农的比重并不一定低于甚至高于其他地区。这说明多种因素对新富农的产生、发展发生作用,单因素的分析不能解释清楚新富农这个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     

老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几个问题

对于中共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否定性的意见,甚至有人提出要为地主"平反"。要对土地改革运动作出恰当的评价,必须首先对何为地主、富农进行深入探讨,其实地主的情况并非千人一面而是千差万别。旧中国的土地集中程度,并非以往宣传的那样地主、富农占有农村土地的80%,但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仍数倍于农民亦是事实。中共将减租减息转变为"耕者有其田"即土地改革,除了动员农民应对国共战争的因素外,很大程度上是一些根据地农民已不满足于减租减息,而是迫切要求分配土地,需要出台一个统一的政策。土地改革激发了解放区广大农民参军参战的热情,并且使中共获得了农民对中共执政地位的充分认同。     

关于历史评价标准的反思

历史评价标准的产生和来源,有两个前提,一个是历史评价主体的需要和利益,另一个是历史评价客体的属性。历史评价标准有诸多种类,可以从历史评价主体的存在状态、历史评价标准的规范、历史评价主体的阶级属性、时间的角度等方面进行划分。这诸多评价标准的是非好坏,一是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客观全面地反映了评价容体的内容与属性,二是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符合了评价主体具有普遍意义的合理需要。     

论俄国缙绅会议

缙绅会议在俄国从16世纪中期开始到17世纪中期逐渐停止召开,存在了一百多年。俄国学者多从西欧政治制度发展的模式来理解俄国缙绅会议,认为它是俄国的等级代表制度。与西欧封建等级议会相比,俄国缙绅会议在起源、作用上都有很大不同。它只是在16—17世纪发挥了短暂作用,并没有演变为西欧那样稳定的等级代表制机构。缙绅会议的代表制只不过扩大了沙皇进行统治的阶级基础,成为沙皇制度在一段时期可以利用的工具。使用西方模式和概念来认识俄国政治制度的演变,只能说其像谁,而不能说其是谁。     

20年代苏联对待富农政策的演变

２０年代苏联对待富农政策的演变沈志华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曾明确指出：“毫无疑问,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或者是富农把无数的工人杀掉,或者是工人把少数反对劳动人民政权的富农强盗的暴动无情地镇压下去。这里不可能有中间道路。”“我们把反对富农的战斗...     

略论法国大革命后期政体的演变及其原因

略论法国大革命后期政体的演变及其原因冯泉一个时代政体变化经常与国体的变化相联系,法国大革命后期政体形式从议会寡头——革命政府制转向督政府的权力分立制又转向执政府的独裁制是与阶级力量在立法和行政机构中的分布和对比分不开的。阶级力量在政治机构中的变化、阶...     

皖南事变时期的中间党派--关于中间势力的研究

中间党派是中间势力的代表力量,它的政治选择曾对中国现代社会产生过深刻影响。皖南事变前夕与事变爆发初期,中间党派基于团结抗战的民族利益,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反对态度,从而加强了中共的政治主动权。但是在善后阶段,中间党派同样出于维护团结统一的愿望,力图在国共之间寻找一条双方可以接受的折衷途径,却由于中共的不妥协态度而劳而无功。于是,他们的中间立场虽未改变,对中共的做法则产生了失望情绪。这种情绪在参政会上蔓延,并影响到当时的一般舆论,从而一定程度上给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带来损害。鉴于中间势力对社会的这一客观影响,也考虑到国际形势的种种变化,这年11月中旬中共在最低条件仍未被国民党接受的情况下．还是出席了二届二次参政会。这一事实,证明在两头小中间大的中国社会里,“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因此,无论中间党派如何动摇,理解其立场,尊重其愿望,照顾其利益,都是现实政治所必须认真对待的。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念经历过从汉族的代称到汉族与汉化民族的统称再到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共同称谓的演变。从1922年7月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观念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中共所讲的"中华民族"在多数情况下指的是"汉族"。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38年8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共讲的"中华民族"是汉族与汉化民族的统称,其代表作是杨松的《论民族》一文。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其"中华民族"观念的演变和民族政策的形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华民族的论述,则标志着中共"中华民族"观念的最终形成。中共"中华民族"观念的基本内涵是: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共同称谓,"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一律平等。     

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历史共鸣

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中共开始武装反抗国民党。中共在各地搞了数百起武装暴动后,便进行武装割据。割据的地区,被称作"苏区"。中共在"苏区"实行的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地主、富农甚至中农的土地财产被悉数没收,对地主甚至实行"肉体消灭"。这一时期,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作"土地革命时期"。1937年,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放弃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是"合作"的条件之一。从这时     

论西学对清代地方志的影响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它是记载某一区域在一段时期内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地理沿革等方面的著作,它源于两汉的地记,经历了隋唐的图经、南宋的定型地方志,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在地方志几千年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时代性,即地方志能够比较及时准确地记录某一时期社会的发展变化,从地方志演变的角度,也可以说是某一时期社会的发展变化影响到这一时期的地方志.     

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中国古文化发展史的大转变时期

中国的古文化自原始社会瓦解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一直到封建清王朝的灭亡,共约经历了近四千年.这四千年的文化发展,可称之为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古文化发展时期”.这四千年的文化发展经历了许多变化.其中,最重大的变化,莫过于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近一个世纪的变化.而这个变化恰在中国阶级社会古文化的四千年的中间,即前二千年与后二千年的中间,是前二千年向后二千年大转变的时期.这是中国古文化史上的最重大的转变时期.如何正确认识这个大转变是秦汉文化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整个中国古文化的一个根本问题.本文试就这一根本问题,略陈管见,自然多有谬误,愿闻赐教.     

中共五大前后党的组织体系调整

中共的组织体系演变和完善是党的建设工程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党的组织体系发展过程中,1927年党的五大前后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段。这个时段党的组织体系从中央到地方都发生了一次大调整,基本上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组织体系,为党的组织建设和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五大以前中共组织体系的基本概况     

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的“左”右倾错误看如何处理阶级关系

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的“左”右倾错误看如何处理阶级关系汪谦干本文试图通过剖析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的陈独秀、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看他们如何处理阶级关系及由此造成的危害。一、对陈独秀、王明的右倾错误的考察（一）大...     

从“谨俗”到“顺上”——论先秦时期王权主义对民俗观的改造

西周、春秋时期民俗观及其在战国时期的流变整体呈现从"谨俗"到"顺上"的演变逻辑。这一演变主要体现为以下四方面:民俗主体的变化、王权与民俗的上下关系、民俗的地域性以及民俗作为社会管理手段。这一演变的本质是王权主义对民俗观的改造。这一改造一方面是民俗功用的历史变化;另一方面,也是民俗作为一种"拟权"的"文化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