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大的特点及其国际影响

中共六大是一次特点鲜明而又颇具国际影响的会议。其特点：一是不在中国而在莫斯科召开;二是筹备仓促,大部分代表不是经选举产生而是由中央指定;三是代表党员人数统计不甚准确;四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召开,这对大会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六大为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领导人提供一个直接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情况的窗口和零距离相互沟通交流的平台;通过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讨论和总结,共产国际主动反省和检讨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不足与失误,并采取一些相应的积极措施;六大对随后召开的共产国际六大进一步全面深入研究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问题奠定了基础;六大的国际影响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积方面。     

党对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政策的变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消灭地主富农剥削阶级,以及这一剥削阶级被消灭后如何对待这一阶级的人和他们的子女,不仅是一个解放生产力的问题,而且是涉及上千万人命运的社会问题。我们在这方面,有着宝贵的经验,也有一些值得记取的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调整社会关系方面作出重大努力,果断地为地主、富农分子摘掉政治帽子,其子女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上,与工农子女一视同仁。这一举措,不仅成为我国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新中国土地改革后新富农产生的规模与分布研究

从土地改革结束到农业集体化高潮前夕,新富农的出现从全国范围来看是稀少而缓慢的。在各省之间,农民的富裕程度与新富农比重大小关系不明显,但在同一地区内来看,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同时,在农业合作化程度较高亦即是较早对新富农采取限制政策的地区,新富农的比重并不一定低于甚至高于其他地区。这说明多种因素对新富农的产生、发展发生作用,单因素的分析不能解释清楚新富农这个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     

试析瓦窑堡会议后中共对蒋政策的演变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对蒋政策经历了反蒋抗日、逼将抗日、联蒋抗日的复杂变化过程。这一系列变化是由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蒋介石对待革命的立场和态度的变化所决定的。     

中共指导思想及其提法的演变——兼与高彬同志商榷

《学习时报》（中共中央党校主办）2013年7月29日第3版发表中共党建专业研究者高彬同志撰写的《为什么六大以前没有提出指导思想问题》。文中指出三个原因：第一,那时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个支部,客观上不具备提出自己指导思想的条件;     

特点突出的中共五大会务

中共五大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这次大会是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革命遭受局部失败的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当时,一方面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呈现日益高涨的局面;一方面革命阵营内部危机四伏,国共合作面临破裂的危险。虽然未能挽回危局,大革命最终失败,但与前四次党代会比较,中共五大在会务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特点。     

试析富农阶层的社会流动——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华北乡村为中心

内容提要 借助于社会流动的分析路径,或可以进一步揭示特定历史时期富农阶层的动态特征和一般情状。富农阶层的总流动率和上向流动率呈下降趋势,上向流动率与下向流动率之比也是逐代下降。富农的代内流动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揭示着时代进程的历史特征。革命主导下以变革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为目标的社会改造运动巨浪迭起,富农阶层由此发生结构性流动。富农的生成及其存在,对于乡村社会乃至整个社会而言,始终是既具有内驱力也有着引领性的社会力量。在大的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的背景下,通过富农阶层流动的个案分析,或许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再思考。     

中共高层的读书会

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读书的一生。在战争激烈的岁月,他也没有间断过读书,而且还多次组织读书会,让多个人一起读书,并且让这种优良的读书作风在党内及全国发扬光大。     

中共五大召开的前前后后

长期以来,在关于中共五大召开的背景、代表们如何在险要形势下奔赴武汉、会议的主导者及陈独秀的连任等问题上,或者情况不清,或者意见相左,围绕着中共五大诸问题的讨论从未间断。     

秦公帝王陵发展演变的特点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

秦从襄公享国到二世灭亡,共计563年的时间,其间秦人奋发图强,从秦穆公的“开地千里,独霸西戎”到秦孝公时“商鞅变法”,秦国日益强大,随着秦国力的强大,秦公帝王陵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体现出自     

中共广东省临委对东江纵队的领导及其历史经验

中共广东省临委是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最高领导机构,代表党中央领导全省党的工作和华南敌后抗战。党中央对东江纵队的领导大都是通过广东省临委得以实现的。广东省临委通过多种形式直接领导东江纵队的组织建设和党建工作,与军政委员会共同领导东江纵队的军事工作,通过东江纵队政治部领导东江纵队的政治工作和政权建设。广东省临委对东江纵队的领导为东江纵队建设与华南地区抗战做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有其丰富的历史经验。     

扎根：甘肃徽县的中共地下党

1920至1940年代中共革命建国的过程中,地下党是一支独特而重要的力量。民国时代的中国复杂多样,地下党的生存、发展也往往因缘时会、各呈机锋。甘肃徽县位于中共革命的边缘地区,交织着政治、社会、地域、民族、文化等多种冲突,这里地下党的孕育、生存、发展同样别具特色,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其生存、发展的重要依靠。尤其是“清官”刘中仁的出现,使徽县地下党的生存、发展显现更多可能,也为考察地下党与执政党、政权及社会的复杂互动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中共福建地方组织与福建的抗战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福建地方组织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广泛深入地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倡导、促成、维护了福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政治局面,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为福建乃至全国的抗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福建抗战的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中共“十八大”所传达的三大信息

刚刚闭幕的中共“十八大”从相当程度上勾勒出未来10年中国的发展前景。笔者以为。相比于以往,“十八大”传达出了3个更加明确的主流信息,或者说中国的大政方针都已更加固化和成形。     

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华北的进入和发展——兼谈抗战初期的中共财政

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抵御日军入侵的大背景下进入华北,并逐渐在华北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中共在华北的进入和发展,演绎了政治力量堪称完美的逆境中求生存的一幕,其发展之顺利,恐怕连当年中共自己也始料未及。中共的发展,当然首先是自身努力的产物,其进入华北后,以武装为中心,统一战线和群众运动为两翼,最大限度在各地区寻找制敌和发展的良机。同时,中共的发展,和战前华北的特殊态势、战争初期日军的进攻和占领方式也密切相关,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造就了中共初期发展的奇迹。     

中共“七大”那些鲜为人知的人和事

<正>大凡一个会议,特别是像党的代表大会这样的重要会议,都是由会议时间、会议地址、会议代表、会议所形成的文件等因素构成的。抗战后期召开的中共"七大"在我党历史上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全国代表大会,与今天比较起来,战争年代里党的代表大会的会议时间、参会地点、与会代表显得更加特殊而神秘。本文着重就     

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及其与中共的关系

黄岭峻先生的《1948年关于中国留美学生政治态度的一次问卷调查》,是唯一以北美基督教学生会为主题的论文,其对于这个北美地区最大的、持续40余年的中国留学生团体浮出水面、引起学界的更多关注起到了特别的作用,读后颇有收获。由于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与基督教青年会的特殊关系,     

中共毕节支部的诞生

1934年1月,林青等人在毕节建立了党支部,是贵州人自己创建起来的第一个中共地方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