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巡盐御史制度

巡盐御史制度是明廷完善盐业监管体系的重要尝试。明初,遣监察御史巡盐为临时性派遣,正统间巡盐御史制度初步成形,景泰间一度出现反复,但很快稳定下来。明代巡盐御史的权力,最初由御史本职中的纠察奸弊和差遣中的巡捕私贩两方面构成。天顺年间,巡盐御史获得了对盐场事务的查勘权。至成化年间,巡盐御史权力大为扩张,获得了对盐场官员的考核权。此后,巡盐御史开始全面介入盐政事务并凌驾于运司之上,运使成为巡盐御史的下属,权力、地位日渐沦落。但巡盐御史制度存在任期过短、权力缺乏制约和身份不明确等三个缺陷,这最终成为清代中期废除巡盐御史制度的重要因由。     

略论林爽文事件与清朝治理台湾政策的调整

乾隆末年台湾林爽文事件爆发，清朝认识到百余年来对台湾的治理出现了严重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惩官抚民的措施，并逐步调整理台政策，如改御史巡台制度为福建军政大员巡台制度、改革官制、整顿班兵、改建城池、增开两岸对渡正口与开放移民携眷、清查“番界”以强化汉“番”隔离政策。这些政策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加快台湾治理与开发的进程，从而进一步证明所谓清朝前期“消极治台”之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明清地方道制研究述评

正明代为加强省与府之间的联系及对地方府州县事务的监管,派遣布政使司参政、参议和按察使司副使、佥事等省级机构佐贰官员分区域巡察地方,后演化为明代分守、分巡等各类地方道制,并在清代得以延续。区别于明清两代中央政府中监察御史分道监察的道,上述地方道制是设置于直隶及省级区域内的行政与监察机构,是明清地方行政制度中的重要一环。自1940年孙祖绳发表《明代省道制》(《政治建设》第3卷第2期,1940年)对明代地方道制的历史、演变及职能进行考察以来     

黄叔璥《海洋图》与清代大兴黄氏家族婚宦研究

文章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首任巡台御史黄叔璥所绘《海洋图》的图文进行了考证与研究,对黄叔璥生卒年与其家族——顺天大兴黄氏的发展轨迹及其婚姻圈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和探讨。研究发现,黄氏家族本为明代辽东世袭武官,在明代后期之后逐渐走上科举入仕之途,而清初对辽东士子的倚重亦为其家族兴盛的重要因素。其婚姻对象以科举世家为主,其中以直隶同乡为多,体现出了清代华北科举世家婚姻的一些特点与取向。     

巡察御史与雍正朝政治

巡察御史是雍正朝极具特色的监察官员,其巡视地方、以非制度化的权力介入地方政治,并广泛参与到世宗推行的新政改革中。制度规定的缺乏一方面使巡察御史在行政中具有灵活性,对改良地方积弊深有裨益;另一方面则导致职事、权力与官位三者的分裂,使巡察御史成为制度之赘余,终致停废。本文梳理巡察御史的制度渊源与设立始末,检视其介入地方政治并实现职权延伸的实态,考察其废置的深层制度原因。巡察御史的兴废一方面与雍正朝政治走向相关,另一方面又可对省思清代制度设计与实践有所启示。     

论雍正时期清中央政府对台湾统治的巩固

清世宗雍正帝把台湾视作“要紧地方”。他把巩固对台湾的统一,保障台湾的稳定,作为治理台湾的基本出发点。为此,雍正时期在行政、边防、文教、民族等各个方面,进一步加强了对台湾的统治。一健全台湾的行政管理机构首先,雍正帝把设立巡台御史制度化,推行开来。康熙六十一年,清政府以朱一贵之变,始设巡视台湾监察御史。雍正帝即位     

明代巡按御史

明代监察机关都察院所属的十三道监察御史,除了在京内差外,其外差有清军、提学、巡盐、茶马、巡关、巡漕、印马、屯田、监军、巡按等等。外出担任巡按御史(简称巡按)是最多的一项外差。最初派御史巡按地方是在洪武十年,永乐初“遂为定制”(《明会要》卷34)各朝沿袭不变,并规定巡按御史一年一换,以防日久人熟地稳生弊。全国巡按御史的分派是,“北直隶二人,南直隶三人,宣大一人,辽东一人,甘肃一人,十三省各一人。”(《明史》卷73)巡按御史的职责和权力很大,《明史·职官二》记载“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     

两淮盐官与扬州围棋

"扬州繁华以盐盛",清代中期,在盐业经济的推动下,扬州繁华达到鼎盛。经济社会的繁荣,带动了文化事业的兴旺发达。当时驻扬州的两淮盐官有两淮都转盐运司使(简称盐运使)及两淮巡盐御史(简称盐政使)。他们大多富有才学,利用自身雄厚的财力,大力提倡文化事业,对扬州地方及东南一带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围棋是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活动之一,扬州又是清代重要的围棋中心之一。两淮盐官与清代扬州围棋活动关系密切,很值得一说。     

明代京畿道的设置与运作研究

京畿道乃明代御史之差职,设置始于宣宗初年对御史刷卷制度的恢复和整顿。京畿道御史的差派初无定期,亦多有停搁,自成化九年定为三年一差后,该职的派遣逐渐稳定。京畿道专管照刷在京诸司文卷,刷卷流程大致包括点派御史、坐衙刷卷、都察院覆核与照磨官磨勘等环节。京畿道位居御史"大差之首",其选任与迁转皆异于他差。明中期以后,京畿道并未随着地方刷卷的兼差化而裁并,仍然保持着专差的特点。京畿道的设置使得明代刷卷制度及在京衙门的监督体系更为完善,但是其职能受到权贵势力、政治风气、官僚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逐渐失去了"察奸弊、正违错"的作用,而以文书为中心的监察方式在运作过程中往往脱离实际,非但无益于实政,反而影响了御史本职的行使。     

陈庆镛与闽南文化

清代后期,闽南出了一位“直声震天下”的监察御史陈庆镛,他与朱琦、苏廷魁并称为“天下三大鲠直御史”。陈庆镛出生于闽南泉州,深受闽南文化的浸染。本文通过考察陈庆镛的生平业绩,以探讨闽南文化的一些人文特质。     

试论台湾与大陆方志的传承关系——以清代安徽与台湾方志的比较为例

方志比较研究是认识方志地位、价值的一种重要方法。本文以清代安徽与台湾为例,比较分析了台湾方志与大陆方志之间的传承渊源与密切关系。认为,清朝时期台湾所修方志跟中国大陆是一个体系,无论是修志宗旨,还是体式与编纂方法,在大陆方志体系中都能找到其源流。     

清代史官议叙制度考略

史官议叙制度是清代文官奖励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以激励参与纂修史书的史官。清承明制,将议叙范围扩大,运用于史馆修史,形成修史机构议叙管理机制。嘉庆朝编《大清会典》,又将史官议叙法规化。议叙内容根据史官出身和品阶不同相应有差,包括加级加纪录、加衔、提前开复、获得选官优先权等多种。终清一代,史官议叙制度吸引了大批士人主动投身到修史活动中,有效保障了清代大规模官方修史的顺利进行,并由此带来士人职业观念上的积极变化。     

清代道员职衔考述

道员,源自明代藩臬佐贰,各道设置之初,其独立性远不及后世,均各带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两司职衔守巡各地。入清后,仍沿其旧制,诸道职衔、品级各不相同。随着道制的完善,道员的地位、作用日趋固定,遂有乾隆十八年停直省守巡各道兼两司职衔之举,同时定其品秩为正四品。自此之后,道员不再是藩臬佐贰的统称,而成一独立职官名称。道员职衔经历了一个从各道坐定职衔,到以一定原则兼衔任缺,再到逐渐弱化兼衔意义,并最终去兼衔定品级的过程。     

清代史馆制度的特点

和前代相比,清代史馆制度有自身的特点。顺康时期,清朝官方就形成了以常开、例开史馆为主干,以阅时而开、特开史馆为辅助的史馆格局,这种史馆格局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灵活性,功能完善,相得益彰,在清廷的政治运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代帝王对史馆修史的干预更加全面,皇帝亲自确定修史项目,对史书修纂的内容进行全面指导,时常过问史馆的管理,并形成了史书修纂次第进呈御览的制度,一切仰承圣裁,保证了帝王意志在史馆内的贯彻执行。清代史馆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官方以制度化的方式规定了史馆内满汉纂修官的员额和比例,保证满人参与修史。清代史无专官,但史馆从组建、管理到史官选任、资料征集等,都有一整套严格而又灵活的运作机制。     

清代科布多官学考

乾隆三十二年,清廷在漠北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两地设立官学,要求蒙古王公按季入班学习,后改为一年六班,每年选取二十余人,学习内容为满蒙文翻译、法令、办事程式和礼仪等。该官学不在清朝学校系统内,不分等级,不考核,不参加科举,无专门教习和统一教材。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官学脱胎于蒙古王公在衙门的值班制度,是值班制度的副产品。清朝在科布多设立官学的目的是让各部王公入班帮助参赞大臣处理事务,顺便学习满蒙文翻译和起草文件,以更好地协助参赞大臣,进一步在中央边疆治理中发挥作用。至清末,因清政府财力吃紧,再加上官学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而被裁撤。     

Uprisings,Migrations, and Ethnic Identity： A Study of the Kaxabu in the Taiwan Borderland during the Qing

The earliest written record of the term “Kaxabu” dates to the 1908 survey report by the Japanese scholar Ino Kanori. In his study of the Pazzehe tribe in central Taiwan, he wrote： “Kaxabu was the name given by the Pazzehe to Daiyao＇puru, a small division of its ethnic group.” During the Qing era, the Pazzehe was called the Anli group by Chinese speakers in Taiwan, while the Kaxabu were named Puzili she （the Puzili tribe）. Since the Kaxabu originated from the Pazzehe, thus in determining the time when the Kaxabu became distinct from the Pazzehe and in explor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we will also elucidate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before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Using Q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travelogues, expedition-records, newspapers, data from fieldwork, surveys, and interviews, this study traces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Qing court into tribal relationships in central Taiwan, beginning with the Dajiaxi she Incident （1731-32）, it touches on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of the Kaxabu/ Puzili she in their migrations in order to shed ligh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wo distinctive identities-the Kaxabu and Pazzehe/Anli group. The analysis also reveals the impact of uprisings and migrations upon the border area surrounding Qing Taiwan, as well as problems of ethnic identification and geography.     

清代八旗世爵世职群体的入仕考察

有清以武功定天下,后金奠基立业中形成的八旗世职集团,一开始就是这一隆兴政权的实际主宰.天聪时,部院等文职衙署设立后,他们又充斥并操纵部院要害部门,直到顺治中期,以世职集团为核心的清初政局还呈现着鲜明的贵族政治特色.顺治以后,八旗世爵世职及其子弟任官的特权仍通过一些制度体现出来并得以历朝相沿.     

清代史馆的人员设置与管理机制

清代史馆是中国古代官方修史机构发展的最后阶段,它们充分吸收此前历朝设馆修史的经验,在人员设置、组织管理等方面都有着较为完善的制度。在人员设置上,各史馆之间相互参照,按分工不同分为管理人员、纂修人员、佐修人员和勤杂人员四大类。在人员组成上,汉人、满人等都占一定的比例,纂修人员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在管理上,清代史馆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制定史馆规章,建立考勤考绩制度,严格奖惩制度,提高了修史效率。同时,清代史馆在管理上也存在很多缺陷。     

夏同稣与丘逢甲的交往——以诗作与题字为证

祖籍贵州麻江的清末状元夏同锑与台湾诗人、抗日志士丘逢甲相识于潮阳,重聚于广州。在他们交往期间,留下许多诗作与题字。这些诗作与题字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同时也可勾勒出他们交往的经过。     

由脱序到整合:清末外省财政机构的变动

清季外省财政机构通过裁局改制,经历了由纷乱无序到财权相对统一的重要转变。裁局改制前期注重节流主义,后期相对重视制度改变。光绪末年的财政改制主要是督抚司道的自发调整,宣统年间则是来自清廷“裁局改制”谕旨和度支部的督催。外省督抚虽遵照谕令实施变革,但却力图控制财政实权。度支部统一财政、强化各省藩司实权的愿望受到督抚的表面应付,实难如愿达到目的。由于机构整合过程中受到各种制度和人事影响,通过改制设立的省财政机构明显存在新旧杂糅的特征,在分科办事、职员构成和运行习惯上,未能与旧传统彻底区分。清廷和各省在财政机构的改制上,尚存在着“能力”与“努力”的各种约束,改制结果并不纯粹是积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