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旅京冀州商帮的收入问题初探——以五金商铺员工为中心

旅京的冀州五金商铺员工总体收入颇丰,但实际分配极不均衡,铺东馈送给伙友的勤劳金数额很小,远远低于股东或有人力股者每股所分红利数额,经理和有人力股份店员的收入主要依靠账期分得红利而非工资.普通店员的工资收入并不比其他行业高.     

清代晋商的人力顶身股

晋商是明清时期最大的商帮之一,从明初到清末在商界活跃了五个多世纪。晋商的经营之道在于＂以人为本＂思想基础上的制度创新,特别是在人力资源治理方面,晋商在经营活动过程中创立的人身顶股制度,是一种协调劳资关系、调动工作积极性的人力资源治理制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人力资本制度之一。晋商以此为基础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人力资本治理和激励机制,对于现代人力资源治理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用好人才,终极实现人才为企业目标服务的根本任务等方面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近代中国官员选任制度及其得失

近代中国在官员选任制度上,借鉴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参酌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经历了一个官吏管理制度近代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科举取士制公开招考,公平竞争的基本精神,制约有力的管理体系,文官考选制强化对官员选任制度的法律保障,实行考试录用官员以及根据国家建设和履行职责需要确定考试内容、方式等,为今日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同时,这些制度中存在的严重弊端,使它们被自我否定或无法实际实行,也给我们以警示。     

近代北京人口的职业结构

城市居民是城市文化的载体,人口职业结构的特征决定了文化传承的特点。因此,研究近代处于社会变革中的城市人口职业结构,对理解近代北京城市文化的特点很有必要。     

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创立与发展

警政的举办是清末中国走上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清朝最后十年间建立的警察与警察制度,是中国近代警政发展的开端,之后迅速发展,近代警察制度渐趋成熟与完备。虽其从性质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迥异,但其制度建设的成果和经验依然具有历史的借鉴作用。     

论近代英国版权制度的形成

近代英国版权制度形成早、影响大。它起源于都铎王朝统治时期 ,中经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 ,于 1 8世纪初期最终形成。欧美各国及世界其他国家都纷纷仿效 ,先后制定了自己的版权法。因此 ,对近代英国版权制度形成问题的探讨 ,不仅对我们深入理解当代西方乃至世界版权制度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而且对捍卫我国版权安全以及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英格兰敞田经营制度再认识

大村庄的定居方式是中世纪英国平原开阔地带盛行敞田经营制度的重要原因。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生产力水平下,敞田经营制度是一种有效率的产权安排,并且还具有分散风险的作用。近代早期虽然出现了圈地,并且从长期来看它确实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大幅度增长,但敞田经营制度并没有成为当时农业进步的障碍。     

西交民巷地区与近代北京华资银行业的发展

北京近代银行业的发展与西交民巷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西交民巷是北京历史上著名的古老街道,形成历史久远,近代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在上个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间,西交民巷见证了近代北京银行业的兴起和发展。     

近代国人关于新疆的认识

近代随着边疆危机的加深,国人围绕新疆的战略地位、民族与宗教关系、如何开发新疆等问题展开多方面的讨论.由于战略地位凸显,国人将新疆视为国家存亡的关键乃至亚洲地区安危之所系,并认识到民族与宗教是新疆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首要问题,全面开发新疆对稳定新疆及巩固国防意义重大.这体现了对新疆地位认识的逐步深化.     

近代中国辅币制度演变

按照货币学原理。进入流通领域的货币可分为本位币和辅币。本位币又称主币,辅币是主币以下的小额通货,其作用主要有：担任小额交易之媒介：应付巨额收付之余数;便利日常买卖之找零。辅币一般用贱金属铸造,其实际价值低于名义价值,国家以法令形式规定在一定限额内使用,具有有限法偿性。辅币是不足值货币,因此为防滥铸,不能自由铸造,而只准国家铸造。辅币制度是一国货币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北京供会研究

合会是一种民间合作互助组织,不仅在近代中国农村较为盛行,而且在像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也普遍存在.北京合会多而复杂,本文主要以供会为例,对其运作程序与基本构成、存在原因与生存状况、利弊及特点等进行探讨.北京供会的功能主要是解急救困,并与商铺有密切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市民与商铺的双赢.当然,北京供会也存在诸如与会人员携款逃跑、起会商铺服务质量降低等积弊.     

北京近代建筑砖石墙体的病害分析

为了尽量减少在修复工作时对历史建筑造成不可预估的破坏,修复前对建筑的病害分析是必不可少的。本文以北京近代建筑砖石墙面为研究对象,针对近代建筑的砖石墙面病害进行了调查研究,结合每类建筑病害特征,对其病害成因进行了简要分析,即病害分析。研究砖石墙面的病害成因,对寻求适宜的砌体病害保护修复方法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2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呈现出一种畸形的发展状况。近代史研究不被时人看重,但却有不少近代史著述出版。到1928年,通过对近代史史料的整理工作,由斯而发,罗家伦明确提出了要科学地研究中国近代史,开启了近代史研究的新局面;从史学史的角度对这些近代史著述的特点作出总结,知人论世,可以窥见20年代近代史研究的状况。     

清末民初北京地区的社会变迁与慈善组织的转型

北京地区的传统慈善组织在清末民初发生重大变化:数量上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趋势;救助功能方面普遍地由施养向教养转化;操作管理方式逐渐走上联合统一的道路。这些变化与北京地区在近代所具有的典型社会特征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一定程度上本文是对慈善事业研究的一种区域性探索。     

北京地名的伪俗词源举隅

地名语词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即地名的词源,大致可以区分为三种情形:符合历史事实的真词源,可能于史无征但大众约定俗成的颇具民间文学或民俗学价值的俗词源,以及以学术论著面目出现却既不符合史实也有别于俗词源的伪词源。在北京古今地名中,牛栏庄到六郎庄的渐变,广宁门与彰义门及广安门的关系,四川营与棉花胡同的命名缘由,正是对以上三种词源基本特征予以体现的典型例证。     

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依据研究重心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78年到80年代末,研究重点集中于思想家个案及政治思想史方面;二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研究重心逐渐转变为以社会思潮史及思想家个案为主;三是90年代末以来,研究重心集中于社会思潮史和学术思想史领域.正是在研究重心的逐渐转移过程之中,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广度不断拓宽,研究深度亦渐次深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复兴;9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史发展的新趋势,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勃然兴起.长期无人问津或受人冷落的研究领域,如近代科技文化、民间宗教、民间意识与观念、文化心态、公共空间领域、新词语与观念变迁等,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近代社会文化史正在成为史学新观念和新方法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史研究笔谈

The studies of urban popular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in recent years have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in China and abroad. The symposium, which is composed by Ma Min’s “Injecting vitality into the studies of urban cultural history,” Jiang Jin’s “Issues in the studies of urban popular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Wang Di’s “The microcosm of Chinese cities: The perspective and methodology of studying urban popular culture from the case of teahouses in Chengdu,” Joseph W. Esherick’s “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Urban space and urban culture” and Lu Hanchao’s “From elites to common people: The downward trend in the studies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on the perspective, trend, and methodology of the studies. Four articles of the symposium are translated by Yang Kai-chien and Jin Xueqin from Shixue Yuekan 史学月刊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2008, (5): 5–19; Joseph W. Esherick provides the English version of his article.     

A summary of the past two decades' research on non-governmental forces in modern China

Recent research on non-governmental forces in modern China, during its inception in the early 1990s, bore obvious influences from Western theories of civil society and the public sphere. By the late 1990s, this research began to pick up new momentum: the scope was expanded, findings were increased, essays and empirical studies came forth incessantly. During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esearch by Chinese scholars on the topic grew at an even greater rate. Aside from those academics who continued to borrow theories of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more scholars began employing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ociety and state” to tackle the many issues within the non-governmental sectors of modern China.     

1949～1952年北京市摊商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初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为严格管理和控制分散于城市各角落的摊商,北京市政府于 1950 年领导摊商建立了摊商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并逐步在管理中对其组织进行规范。摊联会筹委会的建立完善了政府对摊商的控制机制,开通了两者之间的信息渠道,使得摊商的各种行为逐渐纳入政府的规范。     

金坛三星村新石器时代人骨研究

三星村新石器时代墓地男女性个体比例约为1．69：l,男性明显多于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