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埠华警初设考

19世纪末20世纪初,哈尔滨警察有俄警、华警之分。俄警是指1899年沙俄在中东铁路附属地设立的俄国警察;华警是指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在傅家店(道外,1908年后改称傅家甸)设立的巡警。     

唐代明州初治地望考辨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王朝在今天的宁波地区设明州。关于明州设立时的治所,历来众说纷纭,主要有"古鄮城"、"小溪"和"三江口"三种说法。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和考辨,结合对考古发现与地理环境的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大历六年(771年)明州州治并不存在迁徙之举,长庆元年(821年)明州与鄮县治所互易。明州自设立之初便与鄮县同治一城,位于今宁波市区三江口一带。     

沧州铁狮子

在河北省和华北一带,在广大群众中有河北三宝——"沧州狮子、景州塔、正定大菩萨",或是河北四大——"沧州狮子,景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的说法,沧州狮子都被列为其中的第一个。铁狮子所在地的沧州,并不在现在的沧县,而是在沧县城东南四十里的沧州城内。旧沧州城又名"狮子城",就是因为有了这个铁狮子原故。     

“力战而死”还是“缒城而亡”——《明史·周遇吉传》史源问题及史事考辨

明末山西镇总兵周遇吉死于李自成攻取山西宁武关之役。传世文献记载周遇吉之死,主要有两种说法,即南明朝廷认可的"力战而死"说和山西宁武当地传诵的"缒城而亡"说。考核史料可知,后一种说法更接近历史事实。清代官方出于树立榜样、褒扬"忠烈"的目的,在《明史·周遇吉传》中选择了前一种说法,因为"力战而死"说可以将"忠烈"形象塑造得更为完美。《明史》颁布之后,"力战而死"说占据了主导地位,对"缒城而亡"说进行了覆盖,将之排斥于宁武地方文献之外。     

《赵城金藏》扉画新探

《赵城金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版木刻汉文大藏经北宋《开宝大藏经》的复刻本。《赵城金藏》于元朝大都补雕,并在赵城经坊中于卷首附加图画。以往学者将其命名为"释迦说法图",但是,释迦于何时何地说法并未明确,且该图与敦煌壁画、各地佛教石窟中之"释迦说法图"有很大差别,但与"释迦涅槃图"有相似因素。经笔者系统考证,该图为释迦牟尼在拘尸那迦城娑罗园双树涅槃之前向众弟子说法之图,故将其命名为"释迦遗教图"。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二元司法审理模式的形成与变迁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二旗的驻牧地是典型的农牧交错、蒙汉杂居区域。清政府在此处设理事同知与通判,隶属山西巡抚,由原来以蒙古都统为首的一元管理体制演变成都统与山西巡抚共同管辖的蒙汉双重管理体制。绥远城将军设立之初,并未过多参与到归化城土默特二旗的事务中。乾隆二十八年(1763),清朝裁撤归化城都统,土默特二旗正式由绥远城将军辖制,从前双重管理体制中地方最高权力的主角也从"都统—巡抚"向"将军—巡抚"转型。通过梳理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司法审理中蒙古官员与同知、通判以及都统、山西巡抚、绥远城将军之间司法审理权的变化,可以揭示该地区二元司法审理模式的形成与变迁。     

城濮之战地理考释

<正> 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晋楚争霸的一次重要战争,也是我国厉史上的一次著名战役。关于城濮之战所涉及的一些地点如缗、五鹿、城濮、有莘氏之墟、衡雍、践土等,传统的说法仍有待斟酌,本文即试重为考证。     

追寻“禹都阳城”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考古发现历程

<正>从20世纪50年代起到21世纪初,经过几代考古人的努力,终于揭开了距今4000多年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的神秘面纱:这里就是中国夏王朝的起始之地——大禹之都"阳城"!大禹治水是个不老的传说,在中国史上是否果有其事?夏王朝到是谁筹建的?是鲧?是禹?还启?都说"夏鲧作城",那么能否找出作城一二?鲧城找不出,能否找出史籍有载的"都阳城"或"启居黄台"?这些都是历史学     

风沙威胁不可怕 “榆林三迁”是谣传——从考古发现论证陕北榆林城的起源和地区开发

陕北榆林地区,正当毛乌素沙漠的南沿,经常受到风沙的危害。过去有所谓"榆林三迁"的说法,意即榆林自建城以来,为了逃避风沙的威胁,已经三次向南迁移城址。过去这一说法传播很广,并为一些中外地理学家所引用,做为我国西北部沙漠南移的证据。就是到了现在,也还有人未能分辨这一传说的真伪,客观上起了继续传播的作用。难道榆林城真的曾经向南不断迁移么?来自西北的风沙果真是不可抗拒的么?我国西北部沙漠不断向南侵袭的说法究竟有多少根据呢?面对这些问题,应该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弄清事实,揭示真相,以便更好地认识和改造自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杭州最早的金名片

说到杭州的名气,人们总是会说起两件事。一是拥有闻名中外的美景西湖;二是杭州市是南宋都城。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却忽视了京杭大运河在杭州历史上的作用。     

汤和“沿海筑城”问题考补

明代信国公汤和"沿海筑城"问题在明代文献及其以后撰著的明代史料中有不少分歧。对于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有五种说法,但只有其中一种是正确的,这就是洪武十九年二月以后到洪武二十年十一月之间。汤和所筑城池分布在"浙东西沿海"之地,不少明清文献所谓汤和在沿海所修筑城池分布于"登莱至浙江"沿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这一错误来源于郑晓等的错误认识,以后诸多文献承袭此说,遂一错再错。汤和所筑城池包括新建、修葺、扩建、改建等形式,五十九城是个实数。     

嘉峪关关城古戏台匾额考释

嘉峪关建关后,明、清两代过往嘉峪关的朝廷官员和文人雅士为其关城题词悬匾者为数众多,其中不乏精品力作。然而历经岁月沧桑,保存至今的匾额仅有11块,嘉峪关关城古戏台匾额就是其杰出代表。对匾额上的四字行书历来有"蒙正乾坤"、"义正乾坤"、"篆正乾坤"几种说法,从语言、书法、语境的角度对其考证和释读,认定其为"彖正乾坤"。     

从军城到商城:清代边境军事城市功能的转变——以腾冲、张家口为例

滇西的腾冲和直隶的张家口,都是因国家的军事需要而建立的军城。随着清代以后国家对内对外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又因商而兴,从军城发展成为商城。这种城市功能的变化,在清代有其典型意义,反映了城市发展的一种趋势,即城市经济功能的普遍增强,即使是位于边境的军事要塞,如果适应了国家区域经济要素流动的需要,也会发生功能的转变,腾冲和张家口就是因为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成为边防要塞的同时,也逐渐发展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从"城因军兴",到"市缘路起",再到区域经济中心,完成从"军城"到"商城"的功能转变和社会变迁,反映了清代一批城市的发展轨迹。     

黄鹤楼驾鹤仙人小考

正因山因仙,众说纷纭关于黄鹤楼的得名,主要有"因山说"和"因仙说"两种说法。其中"因山说"主要依据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吴黄武二年,城江夏,以安屯戍地也,城西临大江,西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该说法意在强调黄鹤楼所建的地理位置为黄鹄山,而古时"鹄""鹤"二字一音之转,所以黄鹄山又名黄鹤山。那么,在黄鹄山上的建的楼自然取名黄鹤楼。这一说法影响颇深,后世不少关于黄鹤楼得名的说法皆采纳之,如南宋学者张栻曾载,"黄鹤名楼,以山得名也。     

康生死前为何揭发江青和张春桥

"文化大革命"结束30年了,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人与事却依然耐人寻味.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一事,就是其中一件.对于康生此举的动机有不同说法:有说这是他惯于投机的本性使然;有说这是他"迫害狂"的本能反应;粉碎"四人帮"之初,有人甚至公开宣称,这是康生同"四人帮"有过斗争的证明.1978年,我曾在中央党校做"清查"工作,在整理"康生问题"的材料时,曾看到过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的有关内容.现就我所掌握的资料,谈谈此事.     

拜占廷帝国末代皇帝的最后传说

君士坦丁十一世是拜占廷帝国末代皇帝,败亡于1453年君士坦丁堡战役。围绕着他在城破之际的传说,不同的亲历者给出了不同的记载,"英勇战死"说有之,"仓皇逃亡"说有之,"上吊自杀"说有之,"不知所踪"说有之。"英勇战死"说虽然对于此役叙事来说最为完美,但大多属于推测;"仓皇逃亡"说和"上吊自杀"说有损末代皇帝的形象,也缺乏后续的证明;"不知所踪"说可能最真实地反映了城破时兵荒马乱的事实,加之没有任何幸存者目睹皇帝最后的活动,没有目击者确凿的证据证明他的下场,因此也是最客观的说法。这些传说的背后,反映出当时和后世人的种种动机,值得我们认真加以分析。     

汤和未筑金山卫、青村所、南汇觜三城

正近读刘景纯、何乃恩所撰《汤和"沿海筑城"问题考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2辑)一文明确注明其所述金山卫、青村所、南汇觜三城资料均引自正德《松江府志》卷9《城池》,称"金山卫、青村所、南汇觜城俱洪武十九年安庆侯(仇成)筑"。然而,关于此三城的兴筑,明代以降多种文献亦有不同说法,明人郑若曾《江南经略》卷4下(四库全书本)即载:"国朝洪武十九年始     

康熙朝黑龙江博尔德城八旗驻防始末

康熙朝黑龙江驻防八旗组建之初,一度曾有八牛录官兵驻于博尔德城。康熙三十一年,齐齐哈尔城两牛录达呼尔兵,受命移驻博尔德地方看守官仓。次年,因墨尔根城编练鸟枪兵,复有两牛录齐齐哈尔城达呼尔兵移驻博尔德。康熙三十三年,以喀尔喀蒙古贵族献纳的巴尔虎人丁编设的四牛录官兵,亦被派驻于该处。是年冬,清廷先后于博尔德派设满洲籍城守尉、防御等官,该处正式成为将军衙门辖下"城"一级地方行政建制。康熙四十年,为充实将军移驻齐齐哈尔城后极度空虚的墨尔根城兵力,博尔德八旗驻防撤销,所有八牛录官兵移归墨尔根。     

清代盛京等省的“城守”与“城”

顺治元年八月,盛京地区初步形成八旗驻防体系。康熙《盛京通志》将这些八旗驻防机构称之为城守公署,城守所辖区域为行政区划,与州县并列,代表着省级官员对"城守"制度的认同。同时,公文中的"城"逐渐具有城守辖区的含义。乾隆年间,官修《清朝文献通考》将东三省与新疆的八旗驻防区域称之为"城",记录为行政区划。嘉庆、光绪两部《清会典》将这些城守辖区规范为"城",城制成为与府厅州县制具有同样法律地位的地方行政制度。城守制与城制的重新发现,为研究清代地方行政制度、四省的八旗驻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     

襄阳城变迁考辨

传统观点认为,襄阳城一直位于今址不变。本文运用传世文献结合考古资料考证,襄阳城历史上曾有过四次变迁。襄阳县初设于武帝初年至成帝元延年间,县治袭自春秋战国之楚北津(戍);刘表于襄阳县城东另筑州治荆州城,延用至六朝时期,襄阳县故城仍为重要的津渡城,称为垒城;北魏后期至唐前期襄阳城再次东迁里许;明初又向东、向南分别扩建了约400米和200米,在东北角外扩建了一座与之相连的逻城——新城湾,其格局保留至今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