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耻感形成的心理机制及培育路径

耻感作为一种道德情感,是个体基于一定的道德标准因自己言行受到他人或社会群体负性评价而产生的痛苦心理体验,其形成具有一定的规律可循。耻感的形成也遵循知、情、意、行的思想品德形成规律,通过对耻感形成的心理机制的分析,深化对耻感的认知,探索耻感培育路径,从而在现实生活中引导人们加强道德修养,做到知耻明辱。     

论耻感教育与社会风气

“耻”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备受关注,耻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风气是耻感培养的现实伦理环境,加强耻感教育对于提升社会风气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日本——固执岛国的动感文化

对于日本文化的特点,可谓众说纷纭。仅对日本文化类型而言,至少有欧美学者的“耻感文化”、日本学者的“杂种文化”或中国学者的“多元文化”等不同表述。作为世界文化之林中一枝独秀的奇葩,     

春秋君主与他们的宠物

几个国君都好宠物,然赵简子与秦穆公不以宠物为重而以人为重,这就难得了。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被看作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典范。而在传统士人笔下,历代君主好色嗜酒之类的个人行为作为百姓民生的对立面,多被载入典籍,以为后世鉴戒。不过,从春秋时期几位君主的事     

银雀山汉简《曹氏阴阳》研究

银雀山汉简《曹氏阴阳》是一种专门介绍阴阳学说的古代典籍。现存竹简百余枚,内容有天地阴阳、日月星辰、四时、山水草木、农作物、动物、人事活动、哲学思想等,是研究传统文化与古代思想的重要典籍。     

从《菊与刀》看日本的道德观

《菊与刀》成书于二战尾声,是一部由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撰写的有关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研究报告,对研究日本文化具有深远意义。文章通过分析《菊与刀》这本书中所描写的日本人的耻感文化、阶级观念,来阐明日本的道德观,进而解释他们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     

试论典籍注释的性质

古代典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典籍注释对于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重要意义。加强典籍注释工作,建立典籍注释理论,应对典籍注释的性质有正确的认识。典籍注释虽形式上依附于文本,为典籍作解释,但却是一种特殊的传播方式,是逆向的溯源性传播和顺向的累进式传播的统一;更是一种特殊的著述方式,是有限性著述和间接性著述的统一。对典籍注释性质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可以提高注释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建立科学的注释学学科,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城乡迁移背景下“消极”地方感研究——以广州市棠下村为例

在对国内外地方感的各种概念辨析梳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特点及实例研究对地方感给予了重新解读,提出"消极地方感"的概念。研究指出:(1)地方感是人对地方的一种综合性情感体验,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而地方依恋、地方依赖、地方认同、地方疏远、地方厌恶、地方恐惧等均属于地方感的某一类表现形式;(2)城中村被周边繁华的都市环境围绕,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其居住环境繁杂、邻里关系淡薄,城中村移民缺少地方情感的依附,形成一种"无根式"的消极地方感;(3)移民在无法融入迁入地的同时,由于无法接受迁出地的变迁与衰退,而在心中形成另一种"失根式"的乡村消极地方感。     

古代典籍分类中之事物分类法探源

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借助典籍分类学而条分缕析,知其流变。事物分类法是古代典籍分类学所应用的主要分类法之一,其表现形式即为中国古代特有的类书。然而在类书问世之前,事物分类法已在典籍分类学中存在了很长一段时期。考查类书产生之前古代典籍分类中事物分类法的状况,探讨事物分类法在典籍分类中的应用及其流变,对前类书时代的事物分类法作一全景式描绘。     

如“菊”恬淡静美，如“刀”凶狠决绝的日本民族——读《菊与刀》

《菊与刀》是美国文化学者鲁思0本尼迪克特的一部研究日本文化类型的著作。本书被认为是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必读本,是社会科学研究直接运用于政治实际操作的杰出例证。本文试从等级制度与耻感文化两方面认识和了解日本民族。     

从分子生物学角度看河北蔚县三关墓地古代居民的遗传结构

河北蔚县三关墓地作为一个文化类型从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利用线粒体DNA方法研究其遗传结构,发现蔚县三关墓地古代居民在母系遗传上与现代东亚人群的亲缘关系较近。在与古代居民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三关组与姜家梁、喇嘛洞古代居民聚为一支,而与拓跋鲜卑位于两个不同的分支上。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在此地区母系遗传关系较近。夏家店下层文化壶流河类型的古代居民对于今天北方汉族的形成有一定的基因贡献。     

广西那坡感驮岩遗址古稻研究

用欧氏距离比较、粒型判别函数等方法,对广西那坡感驮岩遗址出土的110粒完整炭化稻米,经过复原为新鲜稻谷后,通过综合分析认为:感驮岩古稻属于倾粳稻类型的栽培古稻群。在判别函数和距离测定数据指标上都属于粳稻类型。在形态上最近于粳稻,与普通野稻最远,表明己是栽培稻。该群古稻与参照系差别较大,粒型大而重。     

关于“夜郎文化”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被认为属于"夜郎文化"的威宁中水、赫章可乐、普安铜鼓山等遗址和墓地的出土遗物的对比研究,指出过去所认定的"夜郎文化"实际上是包含了三种不同的青铜时代文化类型,由此得出的"夜郎文化"并非严格上的考古学文化,而仅是一个大杂烩。     

牡丹、牡丹谱与晚明亳州社会——以《亳州牡丹史》为中心

晚明时期的亳州是牡丹种植与赏玩的中心,这一时期关于牡丹的集大成之作是薛凤翔的《亳州牡丹史》,略考书中人物约有54位,包含了焦竑、袁宏道等名士,也有不少园丁花户。因此,这本牡丹谱勾勒了晚明亳州的"牡丹交往圈",从中可以发现牡丹在亳州社会起到了相当重要的粘合作用,它不仅维系了士人的关系网络,而且使得下层百姓也能与地方士人进行相应的交往活动。《亳州牡丹史》所体现的这种"社会史"价值也反映了当时士人的"阶层感",他们需要通过具体的"物"去构筑与往昔先人的联系,由此保持这种文化资本带来的社交网络,同时需要通过撰写诸如《亳州牡丹史》这样的著述来与下层民众所"区隔"。在这一背景下,关于"自然之物"的花谱也就不那么"自然"了,它们其实是士人彰显"文化权力"的一种途径。     

来信

当耻感不复存在学术造假,学历造假,竟然成了一种社会流行病,不免为之侧目。自思:当最起码的耻感都不复存在,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读书人原本是社会良心最后一道闸门,历史上对读书人总会有风骨、     

顺服与反抗:关于“天子地”故事的文化分析

"天子地"是中国民间故事很常见的一个类型。借鉴文化记忆的理论,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正统论"入手,尝试分析该故事类型作为一种"神话化的历史",如何深刻地反映了民间社会的双重文化记忆,即"作为顺服的回忆"和"作为反抗的回忆"。而风水术数作为一种象征文化系统或知识—实践体系,参与阐释和传达了中国"大一统"政治思想传统,进而左右了中国人在"事生事死"活动中的历史心性、行为模式。     

“旧邦新命”:冯友兰的中国现代化论

冯友兰的"新理学"以"共相"与"殊相"二分法分析儒家伦理,区分"五常"之人类一般道德的普遍性和永恒性,以及"五伦"之古代中国社会制度的时代性,把道德分为"可变的道德"与"不可变的道德",揭示了道德演进之"变"与"常"的辩证法。他运用"共相"与"殊相"辩证法,从社会类型的观点看中西文化问题,指出中西文化之异不在东方与西方之分,亦不在古代与现代之别,而在西洋文化属于一种以工业革命为基础的新兴社会类型,即工业社会。而中国文化则尚未经历工业革命。从生产方式论,西洋社会经过工业革命而从"生产家庭化"的社会转变为"生产社会化"的社会。而中国古老的家族制度则与其前工业社会的"生产家庭化"经济结构有关。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冯友兰之社会理论独树一帜,其以共殊之分的类型论,深刻地把握了中国问题即现代化问题的本质。     

中国古代历史文献散佚释因

中国古代历史典籍颇丰,然而其损毁与散佚也是不计其数。本文从保存介质的缺乏、战乱和兵燹的破坏、统治阶级加强思想文化禁锢、外强侵略和个人思想观念等五个方面,对中国古代历史典籍的散佚原因做较为详细的分析。     

酒泉古代玉矿历史文化意义初探

自2007年来,酒泉相继发现了马鬃山和三危山两个古代玉矿遗址,对于研究酒泉乃至河西走廊在古代玉石生产、流通方面有着重要意义,对于考证骟马文化在河西的发展、印证中国古代典籍中关于"禺氏之玉""窜三苗于三危"等历史记载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地方志旅游资料的价值及其利用

地方志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在我国存在的年代较为久远,早在古代的时候,我国历史上一些地理方面的大家就对我国各地方的一些地理环境的特点进行了记载。在我国的典籍中,有关于地方志的典籍占了总典籍的十分之一,其数量之多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地方志的重要性。每个历史时期对地方志进行记载的内容都有所变化,但大多都比较重视地方志的资政功能、存史功能和教化功能。地方志在我国从产生到现在最少也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地方志对现代研究古代的一些文化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将对地方志旅游资料的价值进行具体的分析并分析其利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