绚丽的裂变之光——回忆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三强

2006年6月28日,是杰出的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我国原子能科学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约时奥·居里夫妇的入室弟子钱三强先生逝世14周年。回想起他对中国原子能科学成就的功绩,尤其是他在晚年对出版事业的关怀和支持,让我深深怀念、终生难忘。难忘往事从“红领巾”时代起,钱三强先生就一直是我心中十分仰慕的科学家。那是在1964年10月16日,我当时还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从《中国少年报》上看到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后,知道钱先生是中国的核物理学家。看到我国有那么杰出的科学家为中国…     

钱三强三次受挫

因写作《裂变之光》,我与钱三强有过几年密切接触。1986年春,当书稿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发稿以后,我向他告别的时候提出：“你是对党忠诚、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几十年来,你认为共产党还存在哪些弱点、问题,存在哪些急待解决的弊端？你对党的感情很深,意见会更有价值,如果你愿意谈,我很想听听。如果不方便,也不必勉强。”     

陈逸飞本身就是神话——忆对陈逸飞的最后采访

逸飞先生驾鹤西去竟已15周年了,要不是朋友提醒,我几乎忘了,因为我的手机通信录上还保存着他的号码,好像他并没有走,还是那样不知疲倦地在忙着他的大视觉,他还会随时打电话给我……我在网上搜索自己写过的有关他的文章,没想到居然搜索到一篇1998年发表在《焦点》杂志上的文章,题目竟然是《陈逸飞的活法》。记得那时我给某报采写了一篇《陈逸飞:寻找曾逃亡上海的犹太人》的长篇通讯,说的是陈逸飞拍《逃亡上海》和《上海方舟》这两部电影中的动人故事。     

钱三强与何泽慧:大写的科学恋歌

居里夫人是世界上第一个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女儿伊雷娜·居里继承了她创建的居里实验室后,和丈夫约里奥也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清华学子钱三强师从小居里夫妇,与妻子何泽慧同进居里实验室工作,因夫妇俩发现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回国后,他俩为中国的核科学事业,特别是原子弹、氢弹的成功爆炸立下了不世之功。     

《中华书局百年沉浮录》读后感

2006年11月《中华遗产》杂志编辑陈旭同志来我家采访,提到《中华遗产》上将刊登一篇《中华书局百年沉浮录》(下称《沉浮录》),要求我对他所提出的问题逐一回答。我将他要看的纪念父亲的材料取出给他看,他选了一些材料复印或拍照,临别时,我要求他在文章发表前给我过目,但并没如愿以偿。2007年3月友人告诉我《沉浮录》已发表。经联系我收到该期杂志。读     

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壤所了解的钱伟长先生

和大家一样,我了解钱伟长先生是从“三钱”开始的。1956年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时,钱老和钱学森、钱三强这三位科学家因具有超前的战略眼光,被周总理赞誉为“中国的三钱”,从此成为当时年轻知识分子的楷模。幸运的是,我与钱老有过共事、交往27个春秋的经历。去年7月30日,他永远离开了我们。我是在南方考察期间突然得知这一噩耗的,     

朱光亚与新中国核科技事业

2011年2月26日,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在北京逝世。在20世纪80年代,这位青年时代曾远赴重洋学习研制原子弹,最终却在自己的祖国圆梦的核物理学家,曾经对我详细地讲述了他从事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心路历程,至今想来,仍然让我感慨不已。     

回忆我当侯老研究生的时候

侯外庐同志是我国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的渊博的学识在国内外学术界早已享有盛誉。当我跨进大学门槛的时候,对侯老的名字已经不感到陌生。我初次读到的侯老的论著,是他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封建主义》一文(发表于《新建设》1959年第4期)。侯老在文章中提出并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封建制     

"玉器时代"之我见

本文写于八年前,针对的是陈淳先生的《中石器时代研究随笔》（《中国文物报》2000年3月15日第三版）。作者在他的文章中指斥“玉器时代”是“时髦”而且“毫无意义的概念”。文章一面鄙薄玉器时代及其研究者,一面标榜自己关注的对象是“非同寻常”的“重要课题”。我认为这种一元价值观对于学术研究十分有害。我的文章要点在最后一段,自认为是点穴之笔。     

伊罗生: 在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卷进中国革命漩涡的美国记者

兰德的伊罗生传记最早知道美国记者伊罗生的名字,是因为他和鲁迅的关系。从《鲁迅全集》中知道,当年他曾在鲁迅指导下编选、翻译过一本中国现代小说集《草鞋脚》。后来在撰写刘尊棋的传记时,我才第一次较为清楚地了解到伊罗生在中国的大致活动情况,了解到他曾在上海创办了一本英文刊物《中国论坛》,专门发表左翼作家的作品和中共地下党提供的文章。当时在北平被捕入狱的薄一波、刘澜涛、刘尊棋等人,便是从《中国论坛》上得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的消息的。狱中支部     

《一个和八个》:郭小川的半生心结——从长诗到电影到话剧

从话剧《一个和八个》说起埋头于教学工作的我,在2006年4月里的一天,见到了中国国家话剧院的青年导演韩杰。这位在我父亲郭小川过世以后才出生的年轻人,居然已经用了五年时间雕琢修改郭写于1957年的长诗《一个和八个》,一心要把它搬上话剧舞台。为此他几次辞掉执导外国话剧的机会,使这部话剧成为他的导演处女作。他说,国家话剧院应当是中国的名片,迄今演出的却多是外国剧目,他希望《一个和八个》能够成为国家话剧院的保留剧目,成为中国的一个经典悲剧。长篇叙事诗《一个和八个》恰巧也是我最珍视的父亲作品,相比于他的《甘蔗林—青纱帐》《…     

司机眼中的黎澍老人

记得黎澍先生去世多年后的一天,在一次聚会上我遇见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黄春生,他给了我一本《黎澍十年祭》。当时小黄对我说：“其实你也可以写一写黎老,你给他开了那么多年车,他的为人、思想,     

追思“三钱”(连载一)

<正>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3人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我国科学家中成就卓越的"三钱"。2010年7月30日,"三钱"之一的"力学之父"钱伟长辞世了;至此,中国"科学之父三钱"均已谢世。我感到幸运的是,我与钱三强、钱学森都有一面之缘,与钱伟长更在清华大学有5年的师生之谊。在上世纪50年代,我先后聆听过他们所作的报告。     

老友施拉姆

美国友人传来施拉姆先生的噩耗,使我非常悲痛,我们是研究毛泽东而结识的好朋友。1980年后,他多次作为这方面的美国学者来中国,以及我应邀到美国访问,我们都开门见山侃侃而谈,使我得益匪浅。2005年我88岁时,他为我写了一篇祝寿文章《李锐是我的朋友》,其中有对我的勉励之言:"我们每次见面,他的直率和富于挑战性的见解总是令我耳目一新。"毛泽东是20世     

读者来信摘登

贵刊2013年11期刊登的吴象口述、吴阿丽整理《悼于光远老》一文,提到"一次开会","这个会召开的准确年月记不准了,是社会科学院为他从事科学活动四十周年举行纪念座谈会"。这个记忆有误。于光远与钱三强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同学期间,就开始参加学术与科学活动,这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已经有半个世纪了。查《马克思主义研究》1987年1期刊载的刘士定、胡敬萍《于光远学术思想讨论会召开》一文,1986年12月12日至14日,理论学术界在北京召开了"于光远学术思想讨论会"。讨论会分     

杨福家和两弹元勋们

<正>因为专业研究,杨福家和很多献身中国核武器事业的核物理专家有过密切交往。这些专家后来有不少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成为世人景仰的“两弹元勋”。这些功勋科学家一般都比杨福家年长十几岁,有的不过只大几岁。他们亦师亦友,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钱三强提携引荐钱三强（1913-1992）是国际著名核物理学家,因与何泽慧一起发现核的三分裂而闻名于世。他担任二机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所长,主持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钱三强当时经常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讲原子能知识,闻名全国。他身居高位,待人却十分真诚谦逊,没有一点架子。杨福家当时二十出头,到北京出差去看钱三强,谈完话钱三强借口出去散步,坚持亲自送杨福家到车站。1960年钱三强到上海视察和指导工作,对杨福家领导下的“五八中队”的工作留下了深刻印象。     

平心论胡适

我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胡适。记得读小学时,家父赠我《胡适文存》第一集(共四册),这是一件意外事。我出身农家,家父一辈子当乡村小学教员,却家无一册藏书。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胡适的书,其意思大概是希望我学写胡适那样的白话文吧。那时我读不懂胡适的文章。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他的名作《文学改良刍议》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呢,所以当我看到他的《文存》时,完全不明所以。     

高小龙故纸暖人心

两年前,我在搜集民国时期著名大型画报《良友》的相关资料时,结识了导演高小龙。我原本也对他不熟悉,但听人提到他执导的作品后,着实吃了一凉。2000年北京申奥宣传片,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的短片《笔墨纸砚》、《历史足迹》,2010年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每一部我都印象深刻,难以忘怀。     

王芸生的历史感

前几年,因为写了一篇与王芸生有关的文章,我得以认识他的儿子王芝琛先生。我们见面时,曾谈起过当年大公报和王会生的一些情况。王芸生晚年与其子有过很深入的谈话,几乎涉及一切问题。王芝琛告诉我,王芸生１９４９年以后是一本小说都不看的,但在５０年代,他曾看过一本苏联小说,就是上下两本的《旅顺口》,看完以后气得脸都白了,很长时间一言不发。我对王芸生没有作过深入研究,但看过他一些文章和他当年为大公报所写的社评,总的感觉是,他是一个非常有远 见和历史感的人,他当年对中国发生的 许多大事的看法和评价,是很高明的。 …     

评刘节先生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刘节先生近年来发表的文章里,自称是:“我是学习历史的,”并自廉为“我的马列主义水平有限。”骤看起来,好像刘节先生企图用马列主义来研究历史的,但细看文章的内容,是用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来解释社会发展事实。难怪刘节先生在《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一文(《学术研究》一九六三年第二期)对历史科学中一些根本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论点之后,更引起国内学术界的注意和批判。我认为刘节先生的史学现点和方法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的,现在我只就他的《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学术研究》一九六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