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经济原因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经济原因任保秋长期以来史学界多数学者认为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李德军事指挥的失误、敌我力量的悬殊,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客观原因。笔者通过对中央苏区经济状况的考察、分析,认为除上述原因外,苏区经济在一次又一...     

对蒋介石“三分军事 七分政治”方针的剖析

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这一主观原因外,是否还有别的因素?笔者认为,国民党实行新的“剿”共方针,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能忌讳这样一个事实,即国民党从第四次“围剿”开始,采取了一套全新的方针,这就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由于种种     

省委巡视员二三事

我从钟祥县委书记调省委当巡视员,是1931年7月上旬。这时正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失败之后,又集结大量兵力准备进行第四次围剿。敌人为了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改变其策略,倾全力先进攻鄂豫皖,再进攻湘鄂西,两处得手后,即回师南下。红四方面军机动灵活,为保存实力,主动撤离鄂豫皖苏区,挥师北上。敌人在肆意践踏鄂豫皖苏区后,又扑向湘鄂西苏区,企图消灭湘鄂西红军。在这紧急关头,各革命力量理应同仇敌汽,精诚团结,以对付敌人。可是事实恰恰相反,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夏项却借抓住被俘人员张钩侯离间…     

将台堡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1934年1月,蒋介石集中100万军队,发动第五次“围剿”,企图一举消灭红军。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从1934年10月起,红二十五军和红一、二、四方面军相继被迫离开瑞金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长征。     

朱德周恩来胜利指挥第四次反“围剿”

萧克同志说：“过去讲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的历史时,讲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是毛泽东指挥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是从共产国际来的李德指挥的,遭受了严重失败;而第四次反‘围剿’不讲谁指挥的,只讲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思想影响下取得了胜利。”萧克明确地讲：“第四次反‘围剿’是周恩来、朱德指挥的,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是历史事实,要如实讲。”(见《纵横》2000年第11期,蒋杰：《萧克指导我们正确评价历史》)本文告诉你的就是这一段历史的真实：     

五次蒙受奇冤的陈毅

陈毅元帅文武兼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大业中功勋卓著。他直声天下,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然而却一生5次蒙受奇冤。苏区肃反运动中的“AB团团长”1930年10月,正在进行艰苦的反“围剿”战役的红一方面军,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在给     

红军第一支北上抗日先遣队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从苏区的西南方向突围,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次战略转移之前的3个多月,中央派出一支部队,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从中央苏区的东部出发,向闽、浙、赣、皖诸省国民党后方挺进。这支部队,就是红军第一支北上抗日先遣队。     

陈赓大将一次鲜为人知的传奇经历

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而被捕 1931年9月,陈赓被党中央派往鄂豫皖红色区域。他于10月初到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第13师38团团长。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成立,他被调任第12师师长。1932年9月,他又被调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 自1931年11月以来,陈赓率部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第三、四次反“围剿”作战。1932年9月5     

接李德进苏区——访当年执行任务者卓雄

接李德进入中央苏区,是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之际。 30年代初,中共临时中央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上海。第四次反“围剿”前后,临时中央迁至中央苏区。 当时,临时中央领导人进入苏区有两个途径,一是浙赣陆路线,二是从上海经香港到汕头的海上线。由汕头经潮州、大埔、永定再到苏区上杭、长汀、瑞金是水陆兼行。这条线是中央政治保卫局交通科建的。具体负责人叫陈泮年,绰号陈胖子,他是交通科长。这条通道跨苏区、半游击区、白区三段,大埔三河坝以下是水路,以上则是山区。     

长征途中的李达

正李达是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后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的。1932年2月,他从红五军团调至湘赣苏区,一年之内便由连长提升为红八军参谋长;红八军改编为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后,又任第十七师参谋长。他参与指挥了保卫湘赣苏区和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的许多次战斗。红军长征做先导1934年,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不得不酝酿战略转移。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转     

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是在毛泽东同志受王明路线排挤而离开了红军的情况下,由周恩来、朱德同志领导的。他们指挥红军同国民党蒋介石的四、五十万大军作战,吸取了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首创我军大兵团伏击战法,连续歼敌三个师,缴枪万余枝,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毛泽东后来称赞这次战争是一次“大胜仗”;他一九三六年在延安还对     

大别山苏区三县名称的由来

<正>大别山是“红军的摇篮、将军的故乡”,全国“十大将军县”中,大别山区就有5个：红安县、金寨县、新县,还有大悟县和六安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受张国焘错误路线影响,红军第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人民虽然进行了英勇斗争,但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红军主力部队被迫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向川陕边进军,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军队趁机占领大别山苏区的金家寨、新集、礼山等地,     

刘少奇对长征准备工作的贡献

在惨烈的第五次反“围剿”中,虽然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作战,人民群众大力支援。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是,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军事指挥,使这次反“围剿”连连失利,败局终铸。1934年4、5月间,红军主力曾准备撤出中央苏区,可到了9月,中央才真正作出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1934年7月初,刘少奇临危受命,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他审时度势,顾全大局,对长征的准备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     

新县县名的由来

1947年8月底,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率领下,渡过淮河,在大别山实行战略展开。8月28日,六纵一部解放了经扶县城—新集。新集,曾经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鄂豫皖苏区的首府。在1932年秋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中,苏区损失六分之五,新集沦于敌手。同年     

鄂豫皖苏区白雀园肃反

发生在1931年鄂豫皖苏区白雀园的大肃反,是一场“红色内讧”。其时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中共中央,在苏区和红军内大抓改组派、第三党。当时鄂豫皖根据地领导人张国焘,借机大搞肃反,对持不同意见的红4军将领狠下毒手,其祸延至地方,数千上万人死于这场极其荒谬和残酷的内斗中。详见《鄂豫皖苏区白雀园肃反》一文。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

1933—1934年国共间的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是一次拥有各自疆界、政权和社会组织的两个政权之间具有总体战性质的战争,战争以中共的失利而告结束。中共失利的原因,除广为人知的军事政策的不智外,还和交战另一方国民党方面战略战术的变化有关,而中共军事政策错误本身,除“左”倾主观因素外,也和对手的压力和逼迫密切相关。作为一场国民党方面发动、中共被迫应战的持久消耗战,苏区人力、物力等作战资源难以应付持久消耗的需要,而“左”倾领导下中共政治资源的削弱,进一步限制了中共作战能力的发挥,这些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了战争的最终成败。     

关于“陈毅亡妻肖菊英之死”的作者答疑

转来的汪世扬同志对我写的《陈毅赋诗悼亡妻肖菊英》一文中有关肖菊英牺牲情节的质疑,收悉。现将有关情况简答如下。肖菊英烈士是我的亲表姐,她聪慧秀丽,生性好强,深得家人及其姑父即我的父亲的钟爱。有关肖菊英的生平轶事,我主要是根据母亲、舅母、表哥和钱益民（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菊英的同学和战友）等革命老同志提供的片断情况整理的。肖菊英牺牲时的背景是：1931年7至9月,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与此同时,赣南苏区的红军队伍里,“左”倾路线盛行,“肃反”抓“AB团”不断扩大化。1926年年仅15岁…     

遵义会议未批评“左”倾政治路线原因新探

遵义会议未批评“左”倾政治路线原因新探王涛一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遵义会议,是对统治中共多年的王明路线的挑战和突破。然而这个会议对于当时＂左＂倾政治路线,并没有给予应有的触动和批评,反而给予肯定。遵义会议的《决议》认为：＂一年半反对＇围剿＇的...     

《遵义会议决议》到底是怎样起草的

《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是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军事路线的第一次全面批判,也是对中国革命战争中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思想的第一次系统论述。它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一直得到公认的。但是长期以来却没有人提到它的起草者是谁,甚至曾误传为毛泽东。建国后编《毛泽东选集》时,有人提出将此文收入,遭到毛泽东本人的反对,说那是张闻天起草的。     

红军长征过威信

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领导中央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3次大规模“围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进入中央苏区后将毛泽东同志排斥于党和红军领导之外,推行完全错误的战略和政策,从而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6万人被迫撤离中央苏区。长征途中,以博古(秦邦宪)为总书记的临时中央在军事上又犯逃跑主义错误,把战略转移当作大搬家,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11月下旬开始的湘江之战,由于死打硬拼,中央红军损失过半,仅剩3万余人,处境危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