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汉书》对“西夷”认知的差异

《史记》《汉书》同载张骞出使西夷西的史事,然而两书在文本上出现了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地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就是"传写讹舛、文义无关的窜改",另外就是《汉书》有意修改。对于《汉书》有意修改的地方,详加分析,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因为对西夷舆地情况认知不准导致的,如文中所辨析的"西南夷""灵关""通邛笮""出莋"都属此类。另一类,因汉中央王朝对西南夷控制的加强而导致西南交通的演变,使得《汉书》有意对于《史记》进行合理的调整,如"出徙、邛""出僰"都属此类。两书文本上的差异同样也反映出两汉时代对"西夷"认知的不同。     

汉“邛都南山出铜”地考

邛都是汉代越嶲郡郡治所在地中的一个县。该县始设于公元前111年,为汉武帝通西南夷后所置。其地北接巴蜀,南通滇池、洱海,交通便利,盛产稻谷,自西汉中叶以来一直是川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且为兵家所必争。 有关“邛都,南山出铜”的情况,虽然《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和《华阳国志·蜀志》等,早有所载。然长期以来,史载的“南山”究竟在今何处,其地又是否真正“出铜”?却是一个颇有争议而又一直未能得到证实和解决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既直接关系到对汉代冶铸史的研究,同时对本区的早期开发和“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     

“南夷夜郎”两县考

《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记载了汉武帝对西南夷措施的变化。“南夷夜郎两县”是指在南夷夜郎的地城中设置两个县。“南夷夜郎”不是县名。这两个县是汉阳县扣朱提县。     

论李翕黾池五瑞画象及“修崤嵚之道”题刻

自宋人金石学论著已可见李翕黾池五瑞画象与"修崤嵚之道"题刻,刻于《西狭颂》摩崖之前。此石刻在《隶释》中列于《武都太守李翕西狭颂》与《李翕析里郙阁颂》之间。另有《隶续》卷一一《武都太守李翕天井道碑》。作为共同出现"李翕"姓名的四种石刻,形成重要交通史料中特殊的组合,值得研究者重视。李翕"昔在黾池,修崤嵚之道"的交通建设功绩在武都的宣传,与武都地方特殊的交通形势有关。李翕任军政长官期间,或许是武都地方交通发展较好的历史阶段。实际主持交通建设工程的仇审的事迹,因石刻资料而得以彰显。     

永登县汉代长城遗迹考察

据史籍记载,汉武帝时为防范匈奴,曾在河西地区设置边塞亭障。《史记·大宛列传》云:元狩间"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令居,在今甘肃永登境内。但是在这一地区是否存在汉代长城,它的走向和具体建置怎样,多年来史学界和考古界都存在着较多的争议;历史地图绘制者亦不敢贸然推定。自1984年以来,我们结合文物普查,多次对永登县境内的汉长城遗迹进行了实地考查,现将考查结果报告如下。     

贵州史地研究的重要成果——读王燕玉先生《贵州史专题考》

贵州是多民族杂居地区,有悠久的人文历史和复杂的自然面貌。早在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就在《自序》中说:“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视包括贵州在内的西南地区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嗣后班固著《汉书·西     

说沚与■及沚■——卜辞复合人名研究举例

殷卜辞习见之舌方,从工从口,读为西夷之邛。卜辞记址■伐巴方之事特夥,以是推知沚地必近蜀境。沚从止声,可读为■,即徙字。徙即《司马相如传》之斯榆的合音,是川北一大邦,为汉代对外交通要道。■从示声,可读为氐羌之氐。沚■犹言沚氐,即徙地之氐。《北史·氐传》云:“氐者,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秦汉以来,世居岐、陇以南,汉川以西,自立豪帅。”     

张廷玉《明史》重要拟稿徐氏《明史》试探之二——撰写简练得体张廷玉《明史》开路先锋之发现

徐乾学在清修《明史》时担任总裁官,其将很大部分列传初稿由繁改简,成98卷本《明史》一部,此部《明史》亦称《明史列传》。其书以简练为特点,并为王鸿绪、张廷玉等所继承、发扬光大,形成横云山人《明史列传稿》208卷、抄本《明史列传稿》162卷、《明史稿》310卷及《明史》332卷等简练本系统《明史》拟稿及《明史》定本。此系统与现存定本《明史》撰写初期形成的《明史列传》313卷、《明史》416卷、《明史列传稿》267卷等繁富本系统《明史》拟稿,鼎足而立,且以其符合一般正史之写法,其系列中之定本《明史》332卷名列史书经典系列"二十四史"之中,并声誉满天下。徐氏《明史》为撰写简练的定本《明史》的开路先锋,徐乾学在史学史上的贡献不可忽视。徐氏《明史》长期隐身埋名,不为世人称说。近年被纳入《明代史籍汇刊》影印出版,始为史界所注意,但其流传、价值等不见谈及,有待加强研究。     

当前凉山文博事业发展思路初探

一、凉山文物事业简况及发展优势凉山历史悠久,很早以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历代中央王朝都在凉山设置郡县进行管理。据史料记载：“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西汉武帝使司马相如“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邓都”（《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唐、宋、元、明、清历代王朝在凉山都先后设置了郡、州、司、府以及路、卫、厅、县等。凉山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有、汉、藏、回、蒙、苗等十余个少数民族,族是凉山的主体民族。凉山各民族都有其丰富的文化积淀。在加强民族地区文物保护工作中,我州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善文…     

凉山文物札记

地处川西南边陲的凉山地区,历史悠久,远在距今三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里生息繁衍。秦统一巴蜀后,便在凉山一带推行郡县制度,司马相如指出过“邛、笮、冉(马龙)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由于秦朝短促,郡县制度没能巩固下来,“至汉兴而罢”。西汉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汉武帝以蜀人司马相如为中郎将“通灵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首开西南边疆。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越西郡,开通了祖国内地与西南边陲的重要交通孔道,更加密切     

张骞西使研究概述

张骞西使是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 ,对丝绸之路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史称“凿空”。然而 ,《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等对张骞西使过程中的一些史事却缺而不载 ,或语焉不详 ,给后人研究张骞西使带来了诸多困难。从 1 9世纪末年以来 ,国内外诸多学者对张骞西使的路线、出使时间及与之相关的大月氏居地、西迁时间等问题展开了研究 ,由于理解、推断的差异 ,众说纷纭 ,观点歧异。现就有关研究概述如下。一、张骞西使路线对于张骞西使路线 ,《史记·大宛列传》仅载张骞等“俱出陇西。经匈奴 ,匈奴得之 ,传诣单于……居匈奴中 ,益宽…     

居延汉简及其研究概述

居延地区泛指甘肃省金塔县和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的黑河流域,考古资料证明,居延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该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汉简,这些史料都与西汉武帝开发河西四郡、反匈奴、通西域等重大决策有关,堪称汉代档案库。     

四川西昌东坪汉代冶铸遗址的发掘

东坪遗址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南40公里的黄联关区东坪村一带,处在川西南山地金沙江水系安宁河中游东岸的二级阶地与螺髻山摆摆顶西麓冲积扇交迭的台地上,成昆铁路在台地下西面通过(图一)。这里属于横断山地区南北“民族走廊”的一部分,自古以来为巴蜀通南中及中国通东南亚各国的要道。这里古代为邛都夷故地,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设越(奚谷)郡,治邛都县(今西昌市)以后,得到全面开发。     

读《史记·西南夷列传》——试论汉武帝的西南边疆民族经略

本文通过《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汉武帝四通西南夷的历史过程,从夜郎与滇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战略地位来解读"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最小,最宠焉"的历史原因,以此揭示汉朝统治者各民族大一统的边疆观。     

汉代轮台屯田的上限问题

汉代轮台屯田的上限问题施丁我国学者近几十年来对于汉代西域轮台屯田的上限问题,存在分歧意见,主要是两说：一说以为始于汉武帝伐大宛之后①,一说以为始于汉昭帝始元年间②。意见纷歧的缘由,主要是对《史记·大宛传》和《汉书·西域传》有关记载的理解不一而引起的。...     

佛教蜀身毒道传播说质疑

近年开展的《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研究,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南方实际存在着一条佛教由印度经缅甸、云南、四川(早期)传入的路线,即所谓“蜀·身毒道”.对此,我曾就有关的基本中料进行认真的考(?),感到有些问题还难于作出合理的解释,因为它牵涉到此次讨论的根本问题——中国南方早期佛教造像的传播途径,无法回避,故检要点质疑.一中国史籍最早记载蜀、身毒道并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其《西南夷列传》称:     

茅台酒与蒟酱辨

一九八六年《纵横》五期《名酒之冠茅台酒》及《贵州地方志通讯》五期《茅台酒史略》两说文:“西汉武帝年间,仁怀出产甘美可口的果酒枸酱。”此说不实。《史记·西南侯列传》说:“独蜀出菏又。”“经夜郎行销南越,”“汉     

盂县交通运输史志年鉴编纂工作省内夺冠

近年来,山西盂县交通运输局以建立"文明、敬业、和谐、进步"的集体定位,以创一流交通运输局为目标,全方位、多层次开展交通文化建设工作,先后编辑出版《盂县交通年鉴》共六卷、《盂县路谱》《盂县公路交通史》《盂县村村通水泥(油)路工程建设志》《中共盂县交通历史大事记述》《历史的跨越——盂县交通建设五年回顾》《路的记忆》等志书。编纂完成了80万字《盂县交通运输志》《盂县交通运输志.人物篇》,已报山西人民出版社审定,该志是一部研究盂县交通历史,了解盂县     

甘肃地区先秦时期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甘肃与新疆、内蒙、宁夏和陕西北部等地区接壤,沿着这一地区自西向东向西前进,历来是沟通中原与北方民族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传播通道。在距今4000年左右直至汉代,甘肃地区一直呈现出与不同文化圈之间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现象,使甘肃本土文化表现出多元文化的特征,为汉代以后东西方之间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出土五铢钱看汉朝治下的云南民族经济与文化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发兵征服滇国,滇王举国降,获授"滇王之印",汉朝在滇国设置官吏和郡县[1]。由此滇国并入汉朝,比同汉朝郡县制度下的诸侯王国。在目前发现的云南石寨山文化(又称滇文化)的诸多墓葬遗址中,都发现了不少来自于汉代中原输入的经济文化因素,体现了武帝以后两汉王朝对云南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诸多影响。在这些输入性的经济文化因素中,汉朝的货币五铢钱(含王莽钱币)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