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万佛寺石划佛教造像的源流

成帮万佛寺石刻造像是税图南方地区年代较早、题材丰富、往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批造像。这批造像数量多、保存较完好、年代序列清晰、雕造精美、题材丰富,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已为学术界广泛认同。然而,由干这些造像系清末（1644—1911年）以来陆续出土,且出土后几经辗转,给我们今天的研究带来诸多不便。     

成都万佛寺南朝佛教造像出土及流传状况述论

1882~1954年,成都万佛寺遗址曾先后5次出土南朝佛教造像。这批造像出土后经历了复杂的流传过程。1882年出土造像大多已流散至国外,其中所谓纪年最早的"元嘉二年"造像也需谨慎对待,故宫博物院藏元嘉二十五年造像似为唯一一件此次出土的造像。1902年出土的大同七年造像已不知所踪。1937、1953~1954年两次出土的造像有37件收藏于四川博物院,同时该院还藏有3件出土及入藏年代不明的南朝造像。1945~1946年出土的造像今已无法得见。碑刻文献中还记载有2件造像可能亦出自该遗址。     

四川汶川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

1989年12月,四川省汶川县出土一批南朝佛教石造像,因出土地点为唐代仁寿寺的旧址,故判断这批造像原供奉于该寺院。这是继1921年四川茂县出土南朝齐永明造像之后,又一次在岷江上游地区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因此具有重要意义。造像中有或为一释迦二弥勒佛的三佛题材,以及双观音的组合形式,这为研究四川地区南朝佛教造像样式、题材内容以及传播路线等问题提供了新的重要图像资料。     

甘肃宁县出土北朝石造像

1999年5月,甘肃宁县新宁镇出土一批佛教石造像,基本完整者89件。以北朝造像为主,还有少量隋唐作品,其中立姿菩萨像、背屏式造像和造像碑最具特色。这批造像是继山东青州、临朐出土大批北朝石造像后,又一批集中出土的北朝至唐造像,其时代、题材及造型和雕刻技法等,与山东的几批造像既有某些共同特征,又表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是西北地区早期佛教造像的重要发现。     

浅析青州龙兴寺出土北朝单体佛像彩绘佛衣式样

<正>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佛教造像的出土先后被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20世纪中国100项考古大发现",在新版的中国美术史教材中,也将其中最精彩的造像列为中国雕塑的代表作,(1)考古、艺术价值举世公认。这批造像是迄今为止国内出土贴金彩绘保存最为完整的一批,它的出现改变了曾以为古人以不敷色石雕为美的错误认知。造像上的贴金彩绘纹饰承载着大量重要的考古、科学、艺术等方面的信息,是珍贵的实物资料。     

陕西省长武县出土一批佛教造像碑

1972年,陕西省长武县出土一批佛教造像碑,其中有长武县马寨乡司家河村出土的北魏造像残碑4通;长武县昭仁寺内出土的北魏、北周、隋、唐造像残碑7通,石造像3件,造像残碑头及经幢各1件。现将这批资料整理简报于下。     

成都地区南朝石刻造像佛衣的类型

<正>清末至20世纪末,成都地区[1]相继出土多批南朝佛教石刻造像,并涌现出一系列研究探讨这批造像时代与渊源的文章,如《四川茂汶南齐永明造像碑及有关问题》[2]、《成都万佛寺出土佛像与建康佛教》[3]、《试论成都地区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4]、《四川南朝佛教造像的初步研究》[5]、《成都地区南朝佛教造像研究》[6]、《关于中国成都地区的佛教造像——以520~540年间造像为中心》[7]等。近年随着考古资料的刊布,揭示出的内容愈益丰富,特别是其中     

陕西三原县发现唐五代鎏金佛道铜造像

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陕西三原县渠岸乡三里窑村（今兴隆村）西,当地村民在挖土过程中发现了一批鎏金佛道铜造像,其中的6件现存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学系。据当事人讲,在遗址还曾出土有开元通宝、周元通宝等钱币。初步判定这是一处唐、五代时期的佛寺遗址。为了方便记录、叙述,对这批造像分别进行了编号,代号为SSX。     

新发现泾川窖藏佛教造像的初步认识

正泾川出土的佛教造像数量较多,年代跨度较大,造像特征明显,其来源较为复杂,下面试做分析研究。一造像题材特征及年代判定此批造像有明确纪年的只有2件,分别为北周天和六年(571年)佛立像(2013JCGH1∶75)和隋开皇四年(584年)菩萨像(2013JCGH1∶208)。虽然大多造像无纪年,但整批造像特征相对鲜明,据题材内容、造像特征等,初步分为五期。第一期为北魏—西魏期,分为早、晚两个阶段。早段以背屏式造像、龛像为主,数量较     

唐县寺城涧村出土石刻造像

<正> 1964年1月,唐县寺城涧村出土了六朝以来石刻造像一批,计15件。这批石刻造像的特点是形体小,保存完好,一部造像的底座上刻有纪年铭款。1965年2月,在该处的不同坑位又出土了一批石刻造像,计12件,除了少量造像有铭款外,一般形体大,保存不佳。两批石刻造像计27件。原河北省文物工作队,根据这一发现线索,即派员对石像的出土地点,先后进行了两次调查。确认造像出土地点系一古代寺院遗址,造像是由于某种原因,在当时寺院附近做有意识的埋藏。     

陕西长武出土一批北魏佛教石造像

1996年7月,陕西省长武县丁家乡直谷村发现一处佛教石刻造像窖藏,共出土砂岩质地的佛教造像24件。近半数刻有明确的纪年题记,多为北魏时期的作品,包括太和、景明、延昌等纪年。形制为背屏式高浮雕和背龛式高浮雕,题材多为一佛二菩萨二尊像。其中一件延昌二年(513年)造像,主尊为交脚坐弥勒,雕刻精美,彩绘尚存。这批北魏佛造像数量较多,时代较早,保存基本完好,是近年陕西佛教考古的重要发现,对研究北朝至隋关中地区佛教发展及造型艺术有重要意义。     

四川忠县三国铜佛像及研究

1981年5月,在四川忠县涂井发掘了一批蜀汉时期的崖墓,出土文物3600余件(其中钱币3000余件).这是四川三国时期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近年对这批文物深入观察.我们发现5号墓,14号墓出土铜树树干上的人像,均是佛像.这些铜佛像经正式发掘出土,5号墓未曾被盗掘扰乱,器物保存入葬时原貌,具有明确的器物共存关系,有比较准确的年代特征.是三国时期极为少见的佛教造像之一,这批铜佛像共计14件,据目前资料,它是我国汉魏时期数量最多的一组佛像,又是三国时期一组有确切年代的佛教造像,对早期佛教研究有重要的价值,现将佛像情况及其有关的一些问题分析介绍如下.     

辽宁喀左卢家沟出土佛教造像年代及相关问题

正2006年7月及2012年8月,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简称喀左县)文物管理所从喀左县南哨镇卢家沟村先后征集到14件石质佛教造像(见本期《辽宁喀左卢家沟出土佛教造像整理简报》,以下简称《简报》)。本文以这批造像残件中主题明确的8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型式划分基础上,通过与相关佛教造像进行对比,对其制作年代及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一喀左所处的辽西地区主要包括今辽宁省     

广元出土佛教石刻造像

广元市豫剧团基建工地曾出土佛教石刻造像13尊,时间从北魏至唐代,其中北魏延昌三年造像、北周刘约造像碑对研究广元北朝石窟的分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吴桥县新场村出土石刻造像

吴桥县新场村出土石刻造像卢瑞芳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吴桥县于集镇文化站派人到该县文化馆报告新场村挖出４件石刻造像。吴桥县文化馆得知此消息后,立即派文物干部马云魁等同志前往现场进行实地调查,并将出土的石刻造像运回县文化馆（今吴桥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收藏。这批...     

广西上林出土佛教铜造像

1977年8月,广西上林三里镇三里村村民在附近山上劳动时,于距地面约20米高的山崖平台处,挖得一批共18件铜佛像。现存上林县文物管理所。上林发现的这批铜佛像,是目前广西地区已知唯一一批数量较大,时代较早的出土铜佛造像,对研究佛教文化在广西的传播、发展有重要意义。我国早期造像的成批发现,多见于北方山东、山西、河北、甘肃及内蒙古等地,而南方地区较少见,华南一带更几为空白。故这批出土造像的资料价值弥足珍贵。     

河北曲阳县出土石造像

<正> 2001年12月13日,曲阳县糖酒公司、食品公司在进行基本建设施工时,发现15件汉白玉石造像残件,上交到曲阳县文物保管所。经调查,这批石造像出土于距地表约2米深处,原为永宁寺遗址,与修德寺相距不远。从这批造像的石质、造型、纹饰来看,与修德寺石造像基本相同,造像时代大致为东魏、北齐、隋、唐等。现分别介绍如下:     

龙兴寺佛造像及青州北朝石刻艺术探析

<正>说起青州的北朝石刻艺术,大家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龙兴寺佛教造像。这批1996年面世的石雕作品以其精湛的石雕工艺,集珍贵的佛教、艺术、历史价值成为轰动学术界的重大发现。实际上,除了龙兴寺佛教造像,青州出土的北朝石刻作品仍有其他许多值得研究的方面。除此之外,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于龙兴寺造像石刻工艺本身的研究还流于表面。本文拟结合几件典型的龙兴寺造像及其他出土材料,对石刻本身所采取的加工工艺进行初步概括,提出自己的问题,希望抛砖引玉,得专家指正。     

土豪的奢华与慕汉——馆藏明代壮族土司的金饰品

<正>广西博物馆收藏有广西宁明县明江镇一座明代土司合葬墓出土的一批金饰品。这批金饰品种类丰富,款式多样,题材各异,工艺精湛,代表了明代金器加工的较高水平,是研究明代手工业和壮族土司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奢华:精美饰品与高超技艺广西宁明县明代土司合葬墓出土的金饰品主要有金戒指、金手镯、金簪、金花、金饰件等,计有45件(组)。     

岷江上游的唐代经幢和造像碑

四川汶川县出土的唐代造像碑与经幢,以及佛教石刻造像数件,为研究四川地区南朝以来佛教造像样式、题材内容、传播路线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