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OI大数据的资源型城市功能区识别方法与实证——以辽宁省本溪市为例

精准识别城市功能区对于优化协调城市人地系统，完善城市规划及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选取公众认知度和地物一般面积对行业POI数据核密度进行加权，构建城市功能区定量识别方法，以本溪为例，输出城市功能区分布图并开展分析。结果表明：①考虑公众认识度与一般面积的核密度加权方法具有更高的实际性和准确性；②本溪市中心城区受地块大小、交通等因素影响，形成“多中心”组团、“单一-混合”功能区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应进一步完善本溪新城区公共服务体系、优化旅游业产业链条，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进程。     

以大数据为支撑的智慧城市建设研究

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以传感技术为代表的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普遍应用于智慧城市建设中。信息化、数字化及智能化为城市发展提供新的路径,不仅创新改革原有设计经济生活方式,而且促进人们对空间新的认识。智慧城市为人们带来便捷同时,挑战同等存在,如环境污染、能源紧张、人口老龄化等,均阻碍城市良好发展。以大数据为支撑如何高效解决此类问题,是目前急需思考问题。本文就以大数据为支撑智慧城市建设展开论述。     

大数据时代的图书馆服务初探

随着IT技术的发展,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数据的集成处理、新技术开发与利用都为图书馆的发展与服务带来了新的契机。大量数据信息为图书馆决策提供了数据支持,图书馆服务也随之在服务方式、途径等做出相应改变。当下,大数据时代对图书馆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图书馆想在新时代有所建树,必须在基础设施、管理体制上做出新的要求,增加图书馆服务的创新意识,从而提升图书馆整体竞争力。     

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数据开放:过程、困境与路径

大数据时代,信息数据成为重要的社会资源.在我国,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意识逐渐增强,政府与公众间互动的社会舆论呼声越来越高,建立更为科学规范、高效互动的政府数据开放制度是顺应时代的潮流.在此背景下,本文围绕国内关于政府数据开放研究展开综述:什么是政府数据开放?政府数据开放过程有哪些?当前我国政府数据开放面临怎样的困境?大数...     

大数据时代下图书馆的影响与挑战之我见

近年来图书馆技术发展热点层出不穷,数字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机构知识库、移动图书馆、云计算相继成为研究热点。当前图书馆在大数据的大背景下面临着资源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用户需求和使用行为的改变和图书馆自身不适应等多方面的挑战。本文对大数据时代的特征和内涵进行探讨,从中分析图书馆在新时代所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建设策略。     

大数据时代下的智慧图书馆建设思考

如今,大数据在各领域得到广泛运用,依托大数据,智慧图书馆建设步伐将进一步加快。本文将具体从互联网图书馆、高效图书馆、便利图书馆及掌上图书馆几个方面阐述大数据时代下智慧图书馆建设途径,以充分体现大数据时代下对智慧图书馆建设的推动作用。     

大数据时代职业教育管理的改革与创新研究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传统的职业教育管理面临新环境、新挑战、新问题,深化改革与创新成为发展的必然路径。本文分析现行职业教育管理的发展现状,基于大数据时代的特点,提出职业教育管理的改革与创新策略,以构建新型的职业教育管理模式,推动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浅谈大数据时代的小学教育语文教学创新问题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纵深推进,不仅使教师的授课理念发生了新变化,更对教师的施教水平与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更高标准。尤其是在大数据时代下,为了促进教学的与时俱进,为学生的未来与学习与发展夯实基础,教师应注重教学创新问题,加强自身的信息化教学能力,为学生营造生动而富有活力的语文课堂。基于此,笔者结合自身教学实践,立足于新时期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新变化,展开对促进语文教学创新的有效策略探究。     

大数据时代旅游酒店管理的探索与实践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旅游产业面临现代化转型的需求,旅游酒店作为其中的一部分,需要根据时代发展趋势和实际情况,优化其管理模式和经营策略。本文主要从缺乏完善的服务管理体系、管理队伍素质不高、缺乏对现代管理手段的应用、品牌建设重视程度低及跨行业合作难度大几个角度出发,阐述大数据时代旅游酒店管理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希望能够有效提高大数据时代旅游酒店管理水平。     

大数据时代的人文地理研究与应用实践

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带来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改变着区域或城市空间组织及居民行为,流空间成为人类活动的主要载体,并使得人文地理学理论与方法面临革新。本文在梳理国内外文献基础上,认为大数据时代的人文地理研究开始更加注重自然与人文学科间的融合、数据密集型研究方法的革新、以居民活动为主体的人本科学性,并构建了人文地理学及其主要分支学科在大数据时代研究的总体框架。同时,也提出了大数据面向空间规划方法和技术、居民个体行为决策优化、企业运营决策、政府宏观政策制定与管理等方面的应用方向。     

南京市区活动空间总体特征研究——基于大数据的实证分析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人作为信息化的主体,随着移动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信息通信设备的日益普及,人们在网络中遗留的带有地理空间信息的大规模"痕迹"成为重要的研究数据,并开始被地理学者广泛关注。本文尝试通过借助新浪微博,引入位置服务签到大数据分析南京市区活动空间的总体特征通过与基于城镇人口的空间等级对比研究发现活动空间等级的依赖与极化并指出信息时代下距离的二重作用是导致空间极化的最主要原因。     

大数据背景下国内人文地理研究进展与方法审视

通过梳理人文地理领域杂志近年大数据文章解释其与大数据应用的关系，强调其应用给人文地理学研究带来机遇和挑战：①大数据作为研究方法，不能代替传统人文地理研究范式，而是对现研究方法的补充。大数据和小数据需对话交流；②大数据本身是一种话语权，嵌入人文地理研究系统。保证人文地理学多样性，避免过度依赖大数据，需在批判角度审视和运用；③需关注大数据对于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和思想的影响；④运用大数据解读地理和空间过程复杂性的同时，应看到大数据应用对公共服务的潜力，思考其结果如何更好的服务社会。     

基于网络大数据的城市内部便利性供需空间特征研究——以南京市中心城区为例

基于便利性的城镇发展战略对于新型城镇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着眼于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围绕供需维度构建便利性测度体系,以多源网络大数据为支撑,分析南京市中心城区便利性的供需空间特征。结果表明,中心城区便利性供需关系多样,空间分布大体类似,倾向于多类聚合分布,并呈现较为明显的圈层集聚特征;主城便利性多供小于求,副城则以低供需平衡及供小于求为主,各公共活动中心便利性发育水平不一;中心城区整体便利性供需水平不高,其空间分布在数量及连续性方面均呈现低供需平衡、低供-中需以及中供-低需依次降低的模式。     

基于腾讯位置数据的中国城市居民航空出行时空特征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航空出行成为居民出行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影响着城市格局。本文基于2019年4月28日—5月10日国内215个机场的腾讯定位请求数据,分析中国城市居民在工作日和五一假日两个场景下的航空出行时空特征,进而探究其与城市格局的关系。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居民航空出行在空间上,总体呈现东部沿海高于内陆地区,且中部地区相对较低的特点;②在时间上,多集中在工作日,且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市更偏向“工作日优势型”,而中部地区及西南部地区的非区域中心城市更偏向“假日优势型”,并呈现以24小时为周期的下降、上升和波动的日变化,与工作日相比,五一假日提前2小时进入波动期,且居民假日航班时间选择更偏向在下午3点和晚上8点前后;③在工作日和假日两类场景下,所呈现的聚类等级分化与其所在城市规模之间关联性较强,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城市金字塔的规模等级分布特征。     

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形态转变的模式和过程中看中国的城市转变

新的城市和经济的发展正在改变着中国城市基本的自然形态和结构。在城市发展的过程当中,能折射出国家动态的经济,社会和政策条件的新的模式正逐渐取代了由浓厚的意识形态所形成的带有鉴别性的模式。论文提供了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形态转变的模式和过程的分析。重点谈到了土地使用的专业化,交通循环和建筑的高度,规划的过程,城市的更新及房地产市场的私有化等问题。20世纪见证了,中国大城市外形和构造的戏剧性改变。中国城市国际化的趋势日趋明朗化。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性,表明了中国城市的将来仍然与众不同。     

面向城市基调管控的建筑群色彩感知和意义理解分析——以北京故宫建筑群为例

北京新一轮总体规划提出保护城市色彩基调。本研究认为该任务的目的是保护色彩基调对于人的文化意义，因此从新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提出问题，人们对城市色彩的感知和意义理解之间是否有联系?研究以北京故宫建筑群为研究区域，运用眼动实验调查人们对色彩的感知，以结构性访谈法了解人们的色彩意义理解，目的是探究文化在感知和认知中的作用，以及眼动实验方法在反映色彩意义理解结果的可行性。结果显示色彩感知与意义理解间两者无统计上的相关性，眼动指标无法解释被试对色彩意义的理解。研究结论是被试对色彩的理解具有“整体依赖”的特点，实践性建议是具有文化认同的城市色彩可以保留，同时允许主体对城市色彩有多角度的感知和积极理解。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城市时间活力模式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南京市中心城区为例

本文基于手机信令数据从时间维度诠释城市活力的概念,并构建其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从活动强度、活动混合度、活动联系强度三个维度测度城市活力,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一日24小时的城市活力时间序列进行聚类,得出五种城市时间活力模式,并构建计量模型分析社会经济和建成环境对不同时间活力模式的影响。主要结论有：(1)南京市中心城区城市时间活力模式可分为高活力波动型、高活力稳定型、中活力波动型、中活力稳定型和低活力稳定型五类;(2)不同时间活力模式在空间上的分布具有一定规律,高活力波动型时间活力模式多位于区域就业中心与公共服务、商业服务中心附近;(3)影响因素方面,居住人口密度、年龄结构、经济水平、交通区位、功能性质、开发强度均对高活力波动/稳定型街区的形成有促进作用。研究从时间维度扩展了城市活力的研究视角,可为探索城市时空间规划、保障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CULTURE‐LED DEVELOPMENT AND CONFLICT OVER URBAN SPACE: REIMAG(IN)ING ST PETERSBURG,RUSSIA

Culture‐led projects have long been part of strategies to regenerate cities in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es. In recent decades those projects also have become a focal point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post‐socialist cities. This study argues that an attempt to reimage(in)e the city of St Petersburg through its culture‐led flagship project, Mariinsky Theatre–2, has generated significant changes not only to its built fabric, but also to its social fabric. In the context of a post‐socialist city,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the urban space of the historical centre is being contested by its urban users, often on the basis of differences in perception, including the impacts of the culture‐led project on those perceptions. Civic awareness about social exclusion and inclusion in urban space is on the rise in this post‐socialist city.     

URBAN NETWORKS AND GOVERNANCE IN CITY‐REGION PLANNING: STATE‐LED REGION BUILDING IN NANJING CITY‐REGION,CHINA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wards a more market‐oriented economy and entrepreneurial governance, local authorities have attempted to create new cross‐jurisdiction regional entities to enhance their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making city‐region plans or regional strategic plans in China.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process of region building in China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Nanjing city‐region. We argue that region building is a state‐led regional project in China, not a spontaneous process. City‐region planning has played a legitimacy‐seeking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egions. Based on the discourse provided by the city‐region plan, associated city networks are being created as a mechanism for plan implementation and regional coordination. This signals that regional planning is entering the stage of regional institution building. By assessing the capacity of regional institutions, we argue that the newly‐emerged regional institutions or urban networks have facilitated regionalization in terms of the increasing involvement of non‐state actors, the formation of regional coherence and identity and the enhanced inter‐city co‐operation. However, it is still difficult to establish effective regional governance due to competing local governments, the arbitrary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the fragmented planning func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