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學異議者毛憲塑造“毗陵正學”的思想史意義

本文首先還原毛憲與王陽明及其後學的學術論辯,揭示毛氏從程子學說中拈出"主敬"學術宗旨,並試圖塑造由程子至自身的學術傳承脈絡,用以論證其學有正傳。其次通過分析毛憲《毗陵正學編》的史源,論證他運用楊時傳道南方途居常州講學的地方文化資源,刻意强調宋代常州諸賢的理學成就,淡化他們的文學成就,成功塑造了由程子至其自身的學術傳承系譜,這一系譜又經毛憲在道南書院的講學傳播給當地士人。最後指出,自陽明學衝擊原有理學格局始,各種地方理學文化資源得以發掘並與陽明學展開競爭,反映了當時理學學說多元並競格局的發展動向。     

投書與示法：唐宋古文家論文書牘的發生語境

中唐以後,科舉風氣漸盛,社會流動日劇,爲庶族文人通過讀書改變自身命運提供了良好的機遇。作爲文類的投書與答書,成爲舉子表述其文學思想,名家展示其學文、作文路徑的重要載體形式。在行卷風氣下的投書、贄文、答書及其文本間性,不僅搭建了低位者與高位者之間的文本對話,更是探究其文學思想之展開方式的關鍵所在。而北宋文人的投以應"答",巧妙地依托"投—答"這一文類間的競爭體制,借位韓、柳,在確保文學秩序相對穩定的情況下,維繫了唐代古文思想的傳承,推進了宋代古文思想的内在批評。通過對唐宋古文家論文書牘之寫作機制的研究,可重新認識其在整個古代論文書牘發展史中的意義。     

貶謫文化在北宋的演進及其文學影響——以元祐貶謫文人羣體爲論述中心

貶謫文化演進至北宋,在貶謫動因、受貶人數、嚴酷程度等方面,均表現出與唐人的若干差異,而貶謫文人自我保護意識的增强和努力走向超越的精神意向,與文學的關係最爲緊密。諸如文體選擇的謹慎性、情感表達的多層次性、作品傳播方式的隱蔽性等文學新動向,較爲有效地消解了高壓政策帶給文學的負面影響;而置身逆境的曠達心態和超越意識,作爲北宋文人共通的心理訴求,反映在審美情趣上,與"中和"接榫;表現在文學創作上,則與"平淡"、"樂易"同構。由此,人格、心態、文學,在精神上氣血相通,相輔相成。貶謫文化的内涵和構成,至北宋已臻於成熟和穩定。     

元明之際唐詩系譜建構的觀念及背景

宗唐復古是近世文學史上的重要思潮,代表了詩文領域重新體認傳統所建立的主流審美理想。本文以嚴羽詩論與楊士弘、高棅唐詩選本對盛唐的標舉,以及由此展開唐詩正變的區分、條理爲樣例,探究元明之際如何在地域文學與館閣文學的互動中,一步一步實現以音律與世次爲中心的唐詩系譜建構之歷程及其内在理路,進而顯現其引領明清詩學基本走向的文學史意義。     

李戡佚詩(上)

正李戡(783—837),一名天授,一名飛,字定臣,李唐宗室,久居常州,少孤好學。憲宗元和七年(812)舉進士,恥爲吏唱名而入場屋,未試而返江東,遂隱陽羨。文宗大和九年在洛陽,與杜牧有過往。開成元年,爲平盧節度巡官。二年,府罷歸洛陽,以疾卒,年五十五。曾著文數百篇,又集唐初以來古詩若干首,編爲《唐詩》三卷,均不傳。杜牧爲其撰《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     

葉恭綽與中國近代敦煌學

葉恭綽對中國近代敦煌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與其他同時代敦煌學研究者相比,其本人關於敦煌學的論著並不多,但其運用自己的社會地位和人際關係,積極提倡敦煌學研究,發起了我國首個敦煌學研究團體,推動海内外收藏敦煌寫卷目録的編製與刊布,致力於敦煌文獻的收集與保護。此外,還通過幫助、提SS■其他敦煌學研究者和研究機構來推動敦煌學的發展,在中國早期敦煌學的很多重要事件中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飲中八仙”之聚散與天寶文學走向

"飲中八仙"是天寶初期形成的文人羣體,嗜酒、狂放、風神、才藝等共同特徵,是該羣體得以形成的關鍵因素。其存在時間從天寶元年秋末到天寶三年春初,只有一年又三個月。"飲中八仙"中,除了李適之確實與李林甫有政治上的交鋒外,目前尚無證據表明賀知章、李璡、李白、崔宗之等人參與了李適之與李林甫的鬥爭。但是,"飲中八仙"的交往,使他們陷入了微妙的政治猜忌,最終被迫解體。"飲中八仙"的解體,對天寶文學的發展走向産生了深刻影響,具體表現爲三個方面:一,開元以來統治集團的尚文傳統在天寶時期逐漸失落。二,文人聚集方式發生了變化,天寶時期普通文人與執政的宰輔大臣之間相當疏離,他們更多散落在各地,形成大小不一、數量衆多的文學羣落。三,天寶文學的内容和題材與此前相比,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明治日本的漢學論與近代“中國文學”學科之發端

近代東亞學科秩序的建立,伴隨着學術勢力之升降,並以區域政治環境爲背景。明治日本＂支那文學＂學科的發端,不僅是西學分科觀念的産物,更可視作明治20年代國粹保存運動的延伸,受到起源於民間輿論的漢學經世論的影響。甲午戰爭爆發後,日本漢學再度遭到衝擊,學院派主張學術與政治分離,在野政論家則强調研究中國現狀。1890年帝國大學漢學科開始招生,湧現了一批既具備西學素養,又飽含政治關懷,從事於文明批評的少壯漢學者。他們在吸收歐洲東方學,開拓研究新領域的同時,更强調＂東洋學風＂干預現實的精神,内化了＂文明論＂的觀點,從而發明出一種傳授或建構＂中國文學＂的有效模式。     

嚴嵩與明中葉上層文學秩序

生前享有很高文學聲望的詩人嚴嵩,身後因其姦臣的政治身份,在明代文學史中處於失聲的狀態。其實,嚴嵩的文學研究價值,並不在具體的詩歌造詣,而在他作爲正德文壇新秀和嘉靖文壇領袖,在整個明中葉上層文學秩序變動中的關鍵作用,及其對於重新認識姦臣與詩人這兩種身份的典型意義。他早年游離於茶陵派與"前七子"之間的文學經歷,爲他晚年持文柄及處理臺閣與"後七子"的關係,提供了有益的經驗。而他晚年對"文柄"與"史權"的態度,又迥異於徐階、王世貞等人的常規思維。但他對日漸勃興的公衆文學世界中庶民書寫之力量,未有足夠的重視,以致一些異見文人借戲曲、小説等俗文學的書寫,繞過傳統的史官之筆,完成了對嚴嵩姦臣形象的塑造。此爲文學媒介變革對古代上層文學秩序與權力的重大衝擊,嘉靖、萬曆年間正是關鍵之節點。     

論“元祐學術”與“元祐敍事”

"元祐學術"不僅體現了北宋蜀學、洛學、朔學三大學派的某些相同的經學思想,而且輻射到了文學、史學、制度等多個文化層面,是元祐黨人用來排斥"荆公新學"、廢棄熙豐新法的理論依托。紹聖以後,"元祐學術"遭致嚴厲禁錮,也成了"紹述"新黨排斥政敵的一個專門術語。南宋士大夫在反思北宋覆亡的歷史過程中,卻以一種過於偏執的認同,以及簡單的二分法和柔性敍事的手段,展開了以"元祐學術"爲判斷標準的歷史敍事;並將"元祐學術"視爲宋代進入"後三代"的重要標志,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實,從"元祐學術"的形成與被禁,到"元祐敍事"的展開,均與朋黨之爭息息相關,典型地體現了宋代士大夫優劣雜陳、得失參半的政治文化性格。     

從“韓、李”並稱看晚唐五代至北宋中期古文發展的趨勢——兼論王通在儒學道統中地位提升的原因

晚唐至北宋中期的古文評論開始將韓愈、李翱並稱,這代表了"道統"觀念成爲古文發展鏈條中不可忽視的一股思潮。其中"道"的內涵發生了深刻的轉變,即從强調總體社會政治的人文教化而日益轉向於個人道德的修養成聖。到了北宋中期,這一轉變促使歐陽修在《讀李翱文》中提出了嶄新的士人精神,確立了心憂天下的道德理想,發展了士人個體人格中的道德性理價值,呼籲優秀士人積極入世,並以此延伸到政治時局中的具體問題,使得自晚唐五代以來"韓、李"並稱所蘊含的人文教化之道落實於士人的主體人格之上,實現了古文儒道思想的螺旋式上升。與此同時,王通能夠上升爲儒學道統譜系中的重要人物,是與"韓、李"並稱代表的古文道統成爲當時儒學思想的重要背景密不可分的。從這個意義上説,"韓、李"並稱無疑是當時古文發展乃至儒學文化趨向的重要標誌。     

慶曆新義關涉古文盛衰的内在邏輯

慶曆時代是唐宋轉型的真正分界點。準確把握慶曆儒學"新義"的整體内涵,全面梳理慶曆"新義"延展流變的複雜軌迹,是關涉北宋文學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論題。慶曆學人在"棄傳從經"的義理闡釋、對"祖宗家法"的反思批判以及强化儒道實踐精神等各方面多有建樹,形成了内涵豐富的儒學"新義",並由此促成了北宋古文創作的初步繁榮。嘉祐以後,以"新義"的延展爲契機,在多元探索中不斷超越,成爲關、洛、蜀、閩、新等"宋學"流派漸告成熟的關鍵。與此同時,"新義"内涵的傳承與流變,也極大拓展了北宋古文創作的精神和藝術内涵。雖然"儒者之學"頗以"趨道"自負,但從經學探索與古文創作互動關聯的角度看,所謂"文章之學"與"訓詁之學"諸名公,更能憑藉其充滿生命活力和思想智慧的閑雅力作,彰顯"文與道俱"的自信與輝煌。     

日本關西大學圖書館所藏《二李唱和集》識小

《二李唱和集》爲北宋李昉、李至唱和詩集,吴處厚《青箱雜記》卷一云昉"晚年與參政李公至爲唱和友,而李公詩格亦相類,今世傳《二李唱和集》是也",即指此書而言。此書爲今存宋人最早之文學總集,在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曾著録"二李唱和詩",後即罕傳,殆已亡佚。日本江户時期京都崇蘭館猶有宋本傳世(《經籍訪古志》卷六著録),並曾     

域外漢學與古史辨運動——兼與陳學然先生商榷

民國時期古史辨運動與域外漢學存在一定程度的學術關聯。古史研究者早年多受過新式西洋史教育,或在歐美大學接受學術訓練,不同程度受過近代史學觀念的洗禮,與舊式學者文人不同,信仰"三皇五帝"者自然越來越少。國内古史研究是國際漢學界有關中國古史研究學術鏈條上的一環,歐洲、日本、中國學界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動。中國學者已注意到理雅格、沙畹、夏德、馬伯樂、白鳥庫吉、内藤湖南諸氏的疑古論。夏德《中國古代史》對胡適、顧頡剛均有所影響,對古史辨運動的興起有推波助瀾之功。白鳥庫吉"堯舜禹抹殺論"在民國史壇頗有流傳,顧頡剛對其人其事亦有所知,然顧氏疑古論與白鳥之間並不存在學緣關係。有論者認爲顧氏疑古思想乃"剽竊"日人陳說,此一指控係牽强附會,並無實證。     

宋元至明中期嚴羽詩學接受的誤讀與還原

嚴羽詩學雖然借助《詩人玉屑》及元人詩法等的摘錄、轉引而獲得廣泛的傳播,但在宋元至明初較長的時間内都未能成爲詩學的主流,處於被肢解、被誤讀的窘境。明中期,以李東陽《麓堂詩話》的推介爲轉折,其詩學著作方始得以完整、準確的面貌呈現,並被奉爲詩歌理論指導的典範。由此一問題的文獻梳理,我們可以看到文學思想傳播過程中諸要素間所構成的緊張、互動關係以及文學典範之形成對於文學外部條件的依賴。     

國内圕(宀博)文物工作報導

圖書舘遼西省立圕成立兒童暑期圕該舘與青年團錦州市委會,爲解决兒童在暑期的讀書問題,在錦州市第四中心小學內籌設兒童暑期圖書館,於七月二十五日開舘。該舘設有一般讀物、文學、連環圖畫三個閱覽室,各室都有小學教師     

“錯誤的開端”：技術、環境與近代海河工程

本文從技術與環境的視角,重新審視近代海河工程的動因與效果。海河工程開展於新技術應用以及特定時期對技術和環境認知的背景下,也是近代中國通商口岸特殊政治生態的産物。海河在1853年到1860年間經歷了功能、地位的劇變,天津開埠後接待大量輪船,海河原有的自然條件成爲了發展航運的障礙。1900年後,西方人把持海河工程局,以建成深水輪船航道爲目標不斷改造海河,激化了航運與防洪的矛盾。最終海河被證明無法承擔航運和防洪的雙重功能,海河工程及其重要成果即距離入海口四十多公里的港口都没能長期存續。     

論李勣與廢王立武

李勣,曾用名李世勣,是唐初傑出軍事將領。傳統史學對李勣的評價很低,有的甚至徑直以"姦臣"相稱。關鍵是在唐高宗"廢王立武"事件中,李勣采取了支持唐高宗的立場。陳寅恪先生不以道德觀念評價歷史人物,認爲李勣支持武則天當皇后是因爲他們同屬於一個地域政治集團,這一觀點影響巨大。有學者棄用地域集團概念,轉用階層概念,認爲李勣與武則天同屬於"庶族地主"階層。考察李勣與唐高宗的關係發現,唐高宗長期信任李勣,在高宗的故臣中,李勣、李義府、許敬宗都是廢王立武的支持者。以李勣爲代表的高宗故臣在唐高宗與長孫無忌的政治鬥爭中的立場與作用,具有必然性。研究"廢王立武"事件,地域集團説和階層集團説,都有過度解釋之嫌。     

嵇康仙緣考——以《道藏》文獻爲中心

<正>魏晉名士嵇康,以神仙爲必有~①,"思欲登仙,以濟不朽"(《兄秀才入軍詩》)~②。又"性好服食,常御上藥"(《三國志》裴松之注引《嵇氏譜》)~③,志在養素全真,著"養生之論"~④。嵇康生平與道教之關係,前賢已有考説~⑤,至於其身後"仙緣"~⑥,則尚有剩義可述。兹以《道藏》文獻爲中心,結合幾處疑點問題,考論嵇康生前身後之"仙緣"。一"洛陽屍解"説與《神仙傳》魏景元四年(263)洛陽東市,嵇康臨刑,"三千太學生爲之請命"(《世説新     

家學傳承與唐宋時期士族的更新

本文以士族的家學特徵爲切入點,具體考察了科舉制度下文學、經學、史學和技藝作爲家學的傳承情況,借助社會分層和流動理論重新審視了士庶融合的歷史過程。試圖說明,科舉制度下仕途走得最順的不是文學"才子",而是有經學家傳的士族子弟;士族階層在唐宋時期不完全是衰落,而是分化,——有的衰落了,更多的人則憑藉世代相傳的家學優勢和優秀的遺傳素質、通過科舉制度繼續走着仕途,並且與庶族階層中的精英相融合,形成了新的士大夫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