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洋務争論者的共同意義世界——以甲午前的鐵路之争爲例

甲午前中國人對引進鐡路與否的争論,常被研究者視爲中與西乃至先進與落後的對立。但由於此時西方尚未被樹立爲全面典範,洋務的倡導者和反對者其實能大致分享一個共通的意義世界,這恰是在以往研究中常被忽視的。本文通過考察鐵路資敵、擾民、失業所關係到我主彼客的軍事形勢、道本器末的認知框架、國家應否積極作爲的角色認知三個議題,指出争論者的觀點差别更應被看作在共同的意義世界和思想時空中做出的不同選擇。     

秦漢六朝的生日記憶與生日稱慶

本文探討秦漢六朝以來生日記憶與生日稱慶習俗産生的背景與過程。从秦代到1911年,官府戶籍登記制度只要求記錄百姓的生年或年齡,未具體到生月與日。生日記憶與稱慶主要流行於家庭、家族乃至親友的範圍內,與國家制度無關。各種資料顯示,對死者的生日記憶宋元以後纔開始普遍化,此前僅見零星記載,多見於皇家,應與存在嚴密的檔案制度有關。反而是"卒日",自先秦以來一向受到重視。不過,算命術的流行表明,生日記憶實際早就存在,且根植於本土的傳統,只是目的主要在於了解子女或自己的命運,尚未見到慶生的事例。由單純的記憶轉變爲年度性的慶祝,最早見於南朝末年江南地區,應是受到佛教佛誕(多爲四月八日)活動的啓發,同時,在成佛信念的引導下出現的。到唐代,生日稱慶則自下而上,由民俗而發展成國家慶典。     

新出《唐曹懷直墓誌》所見安史之亂前後粟特武人動向研究

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館收藏之《唐曹懷直墓誌》,爲新近出土的唐代禁軍粟特武將墓誌,詳細記載了曹懷直的先世源流,自曾祖以下的家族世系,曹懷直本人於安史之亂前後在禁軍、隴右軍中的仕宦經歷。該墓誌爲研究唐代宮廷宿衛系統中,粟特武人世家之仕履升沉、政治立場及其與唐皇室之間的政治隸屬關係,提供了重要文物資料;也反映了安史之亂後,在朝野上下極端憎惡粟特胡人的社會環境下,忠於唐皇室的粟特武人,其族屬意識的變化。     

“傳奇”文體名義的因應

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傳奇"一詞先後被賦於三種文體意義:唐人小說、元人雜劇、明清的文人南戲。而它們在當時皆有各自被普遍接受的通用名稱,分別是傳記(或"雜傳記")、雜劇、南戲,所以,以"傳奇"賦名之,相對於那時的通用稱名來說即屬於"改稱"。對於同一種文體來說,"傳奇"稱名與當時的通用稱名所基於的立場和觀念是不同的。而對於這三種文體來說,它們被賦名"傳奇",所基於的觀念和立場,所着眼的文體屬性和價值是前後相承、密切關聯的。在此過程中,"傳奇"一詞在文體歸類意義上被注入了兩個重要的內涵:一是强調這三種文體的文學屬性,二是彰顯與通用稱名所蘊含的觀念的對立。     

義熙年間劉裕北伐的天命與文學——以傅亮《爲宋公修張良廟教》、《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爲中心

義熙年間劉裕的兩次重要的北伐,一是對鮮卑族的南燕,一是對羌族的後秦。前者史書多稱"廣固之役",當時文筆表策,均出王誕之手;後者之軍中文書則多由北地傅亮掌筆。義熙十二年至義熙十四年,劉裕北伐軍攻陷天下之中洛陽、長安,傅亮爲此撰寫了《爲宋公修張良廟教》與《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結合義熙年間北伐後秦行軍的地理位置變化,可考證"二教"的具體撰寫時間;今將"二教"置於劉裕身分"宋公"、"加九錫的宋公"、"宋王"的關鍵節點再加以文本詳考。在宋初"經史之學"向劉宋中葉"詞賦之學"的演進途中,傅亮是一位非常有標誌意義的人物,他在文學史甚至是在中古政治史上的地位應該得到重新審視。     

朝鮮漢文小說《林將軍傳》成書、版本考述

《林將軍傳》是朝鮮小說史上最爲著名的歷史演義小說之一,由於朝鮮將軍林慶業反清尊明、蒙寃死亡的生平事迹富有傳奇色彩,此書在朝鮮半島廣爲流傳。筆者在梳理林慶業傳記史料的基礎上發現,朝鮮英祖年間,《林將軍傳》小說最早以諺傳的形式在民間廣泛流傳。現存的漢文本小說出現於諺傳本之後,主要分爲兩個系統:一是諺傳小說的漢譯本,一是無名氏獨立創作的漢文小說。本文以韓國所藏九種《林將軍傳》抄本作爲研究對象,比勘諸本異同,考證其相互關係,對漢文小說《林將軍傳》諸抄本之間的關係做了較爲系統的辨析。     

劉廣之亂與晚唐昭義軍——兼論唐代藩鎮變亂模式的演化

新近刊佈的《李裔墓誌》爲研究晚唐昭義軍的劉廣之亂提供了重要的新史料。在會昌伐叛成功三十年後,劉廣仍能以劉稹之後的名義號召起事,證明唐廷此前的善後措施並不成功。出土的墓誌材料也表明,李德裕雖然誅殺了劉稹家族及其親信,但無法真正改變昭義軍的結構,正是劉氏統治昭義時期的厚加賞賜造成了昭義軍的"驕兵化"。中晚唐的藩鎮變亂可以畫分爲"政治性反叛"與"經濟性騷亂"兩種類型,前者以割據自立爲政治目標,劉稹之亂便是典型的案例;"經濟性騷亂"發生的頻度在晚唐日漸提高,反映"驕兵化"藩鎮將士自利性的訴求。會昌伐叛成功後,昭義呈現出"經濟性叛亂"頻繁發生的局面,與前期有了顯著的變化。     

清代軍機章京的考選

軍機章京是軍機處辦理日常事務的司官,負責每日擬旨、協助處理奏摺、編修重要檔册。軍機章京的選用,有着較爲嚴格的程序:先由内閣、六部堂官從本部願充章京的司官中選送,再由軍機大臣試以傳統經史論題,並據書法、文義區分等第,經初步録取後引見、記名、候補。章京考選制度,從嘉慶十年(1805)至光緒三十三年(1907),持續百年之久。由於章京有着三年一度的"異常勞績"保獎,且長期與軍機大臣相處而關係密切,甚至還有可能得到皇帝青睞,升遷比普通京官迅捷,仕途也更爲寬闊。不過,因其工作内容及考試側重所限,他們缺乏大視野及專業知識的訓練,即便日後身居宰輔,也少有全局性的改革建議及施政舉措。軍機章京的考試選拔的缺點,是清代選官制度之弊的一個縮影。     

疆土爲大局之所繫——張之洞與中越勘界

中法戰爭中,時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主持軍務,坐鎮後方,指揮調度,取得鎮南關——諒山大捷,爲時人和後人所津津樂道。但是,在這場戰爭尾聲的中越勘界中,他的作爲卻較少被人關注。其時張之洞奉命會勘中越邊界,雖然並非主事者,但敏銳地認識到勘界事關國家安危與領土主權,任務重大,影響深遠,不容有失。他着眼全局,不僅勘界前密陳機宜,建言獻策,而且對於所轄廣西、廣東界務尤爲究心,協助勘界大臣鄧承修較爲順利地完成勘界任務,充分體現了他的愛國主義情懷。張之洞也見證和體驗了對外交涉的艱辛與無奈,認識到涉外事務與國家的强弱有關,並趨於理性務實。這對其完成從詞臣到疆吏、由清流入洋務的大幅轉身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蒙元時代的杜甫記憶——以至元三年追謚杜甫爲中心

《元史》中有順帝至元三年"謚唐杜甫爲文貞"的記載,本文基於對元代大量文獻包括方志的考察,首先,對請謚人也速達兒的身世作了考證,指出他是蒙古後裔,曾爲官三朝,致仕時升授秘書大監,最後歸隱於四川果山。其次,通過對也速達兒在同一時期主持的其他文教事業的調查,説明他爲杜甫請得謚號,與他立學宫、建書院、遍行東南收書以及鑄禮器等一系列壯舉是同步進行的,這在當時就是一個引人矚目的文化事件。再次,通過對請謚與追謚的時代背景的多方面考察,説明爲杜甫請謚,與順帝朝罷免伯顔這一極其重要的政治事件有關,並關涉元代後期的文化重建。最後,通過對虞集、貢師泰等一批文士,在也速答兒請謚杜甫及大興文教過程中起到的作用的考察,説明這一請謚及追謚在元代文學史上的意義。     

學習“清理文物工作的一些辦法和經驗”“談文物登記編目方法”及“文物的分類、編號及處理程序”後的體會

江西博物館籌備處在今年一月正式成立。成立以來,主要是進行了革命文物等資料的蒐集工作。由於工作人員少、缺乏經驗,對這些已經蒐集到的资料,還沒進行整理、登記和編目。因此,有關博物館工作的方法與經驗,是我們感到迫切需要學習的。在接到‘文物參考資料’三十二期和學習的通知後,我們就開始展開了對這幾篇文章的學習。先由每人仔細閱讀,然後在集體業務學習時間内進行討論。討論時,雖然很想聯系我們的實際工作來談清理、登記、編目,但是由於缺乏實際經驗,所以     

從水德到木德——前秦建立與權力更迭中的合法性訴求及其運作

通常認爲前秦繼承前、後趙法統而在五德次序中自居木德。然而苻健建構政權時,極可能自居水德,在五德次序上承西晉而否定前、後趙。苻氏原與前趙相敵對,在短暫歸附的幾年中與其關係亦十分疏離。石虎時期,苻氏雖主動歸附,但在其歷史敍事中,苻氏爲石虎父子所猜忌,缺乏君臣之義。苻氏居木德始自苻堅。苻堅爲解決合法性不足的問題,行"内禪"、造圖讖、重建歷史敍事。苻堅改居木德,改"蒲"爲"苻"以應"艸付應王"圖讖,隱含以木承水的"内禪"之意。前秦建立及苻堅奪權的歷史經由苻堅的敍事重建,形成車頻《秦書》、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以至於《晉書》相關載記的敍述傳統。     

東漢地方神祠的信仰形態——重讀六通元氏碑刻

保存至今的六通元氏縣東漢碑刻,是三公山神祠、封龍山神祠、無極山神祠、白石神君祠等山神祠廟之碑(其中一通位於總祭性質的西門外神壇)。這些碑刻由地方官府主持建立,記述的也主要是神祠與官府的交涉。但實際上,這些山神祠更爲日常性的信仰圖景,用於廟巫和周邊地域民衆的祭祀祈禱活動。官府只是在特定場合下介入,一方面是祈雨禳災需要和長吏的德政追求,一方面可以藉此凝聚官府與民衆的關係。官府祭祀提升和强化了神祠的信仰權威性。民衆祭祀分爲個人和集體性兩種,後者包括血緣性家族和超越血緣的地域性羣體兩種結合方式,與早期道教組織和佛教邑義有着内在的共通性。     

鄉飲酒禮上的遵與僎

據禮書記載,在先秦的鄉飲酒禮上,有一種參與者稱"遵",還有一種參與者稱"僎"。前者見於《儀禮·鄉飲酒禮》及《鄉射禮》,後者見於《禮記·鄉飲酒義》。多數人的看法是把遵、僎認作一事的,二字被認爲是通假關係。但哪一個是本字,學者有異説。人們繪製的鄉飲酒禮圖,也相應形成了兩個類型:以《儀禮》爲本的禮圖取"遵",以《禮記》爲本的禮圖取"僎"。進而遵或僎的具體身份是什么,也造成了若干經學糾葛,諸説紛紜,並影響到了宋明清王朝的鄉飲酒儀注。有一種觀點認爲,"遵"是到場觀禮的高官,而"僎"爲幫助主人行禮的屬吏,把他們混爲一談是鄭玄注造成的,二者以區别開來爲好。本文把初步梳理提供給相關研究者,以供研判參酌。     

選用與剪裁:從《通典·刑法典》看杜佑的法律思想

本文從杜佑對所引史料的選擇和剪裁入手,探討杜佑的法律思想,發現杜佑論述“刑制”歷史時,所引資料均删去了有關“以禮化民”等内容,不認爲“刑”後於“禮”而産生,對以德禮仁義治國持懷疑態度。這與一般認爲杜佑主張以禮樂治國的看法有很大不同。此外,杜佑詳細引用記録了當時辦案過程的史料的做法也極其少見,反映了他重實踐重程序重法典的法律思想。     

溫庭筠“江淮受辱”本末考

本文由《玉泉子》、《北夢瑣言》所記溫庭筠"江淮受辱"事件入手,通過《上裴相公啓》與《百韻》等詩、文敍事線索的互證和文義的層層抉發,指出其事發生在甘露之變後不久的開成元年(836);溫素與宦官爲仇,因王涯之薦謀職揚子院,且以所得錢財買妓爲妻,遭到麇集在揚州的宦官勢力的毫不留情的人身攻擊和令溫生前身後揮之不去的誣蔑。本文力圖澄清有關誣詞,抉發兩《唐書·溫庭筠傳》有關文字的荒謬,重證溫的生年,肯定他對妓女的愛情。     

元代逃奴問題與國家權力

元代逃奴案件反映了元代社會的諸多特色,其中"軍驅"的逃亡與元代軍事制度乃至整個國家機器有密切的關係。在追捕逃奴的問題上,軍人通常能繞開地方政府,而普通使長則要受地方政府的限制。朝廷默許軍人追捕逃奴時有使用武力的方便,這是出於國家自身的需要。儘管朝廷也爲了使長的利益而制定逃奴問題的對策,但國家權力的支配遠遠淩駕於主奴關係之上。     

“右將軍”還是“右軍將軍”?——前後左右將軍與鎮衛四將之考辨

在兩晉及宋齊官制中,有前後左右將軍,又有前後左右軍將軍。前者是軍號,而後者是禁軍將領。這二者本來區别明顯,然而時人對前後左右將軍實有"前後左右軍將軍"的俗稱,造成了文獻以及墓誌中兩者的混淆,更導致了唐人普遍誤認爲這兩者是一官。南朝帶貼官制度的發展,也會對相關判定造成嚴重干擾,有時需要從具體的遷轉情況出發,纔能對這兩類將軍作出正確的區分。     

慶曆新義關涉古文盛衰的内在邏輯

慶曆時代是唐宋轉型的真正分界點。準確把握慶曆儒學"新義"的整體内涵,全面梳理慶曆"新義"延展流變的複雜軌迹,是關涉北宋文學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論題。慶曆學人在"棄傳從經"的義理闡釋、對"祖宗家法"的反思批判以及强化儒道實踐精神等各方面多有建樹,形成了内涵豐富的儒學"新義",並由此促成了北宋古文創作的初步繁榮。嘉祐以後,以"新義"的延展爲契機,在多元探索中不斷超越,成爲關、洛、蜀、閩、新等"宋學"流派漸告成熟的關鍵。與此同時,"新義"内涵的傳承與流變,也極大拓展了北宋古文創作的精神和藝術内涵。雖然"儒者之學"頗以"趨道"自負,但從經學探索與古文創作互動關聯的角度看,所謂"文章之學"與"訓詁之學"諸名公,更能憑藉其充滿生命活力和思想智慧的閑雅力作,彰顯"文與道俱"的自信與輝煌。     

五代時期的君主天命與星象改造——以梁太祖、唐莊宗即位的政治宣傳爲例

唐懿宗時期發生四星會聚於畢、昴的天象，分野爲趙、魏，懿宗令成德節度使王景崇披衮冕以厭勝之，《舊五代史·唐莊宗紀》認爲這是李存勗魏州即位之兆。僖宗時期，發生“木星入斗”的天象。《新唐書·天文志》將之繫於乾符六年(879),《北夢3)言》、《册府元龜》等則曰“乾符中”,並將之與王鐸問占、朱温天命建立起聯繫。根據計算，唐代後期確實發生了這兩個天象，但與史書記載時間並不吻合。實際發生過的天象，經過五代史官的改造，便成爲證明君主天命的有利徵兆。從這兩件史事中，可以一窺歷史記載的實相與變相、史官誤載的有意與無意之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