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纸币的发行与流通

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货币经济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它经历了从古代货币演变为近代货币的转折。清朝政府在纸币发行初始,信誉良好,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到中后期,由于列强的入侵,清朝政府的货币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促使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货币制度演变成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货币流通制度,使中国的货币经济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货币经济,直至最后清王朝覆灭。同时它催生出一个近代中国货币革命的新时代。     

苏联近十五年来社会经济地理的发展

从经济地理学到社会经济地理学是苏联经济地理学近十五年来发生的重大转折,它标志着苏联经济地理学在方法论和理论上上升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强化了它的应用价值,使它能积极有效地参与解决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成为近十年来地理学中最活跃的学科领域之一。     

近代中国经济民族主义的多质性——以铁路外债观为考察点

经济民族主义的载体是经济问题，但它又并非仅局限于中外经济关系的调整，而是服务于总的民族主义目标。挽回利权是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起点；均势外交是近代中国经济民族主义工具性特性的延展；将经济民族主义的旗帜指向国内政治，则是近代中国政治革新举步维艰的曲折表现。在近代中国，内政与外交、外交与外债联为一体，互联互动，使策略性、功利性运用民族主义成为可能，使经济民族主义发生了功能的异化，进而形成内涵上的多质性。它深刻地展现了近代中国在发展经济与维持民族利益之间的两难选择。     

空间迁移与地位变迁——十九世纪闽粤天地会与马来半岛华人秘密会党的比较

天地会的产生与发展是清代中后期社会经济变迁的结果。天地会成员的游民身份及其所从事的活动导致主流社会对它的压制和打击,其结果使它始终处于社会的边缘。而当它来到马来半岛后,则面对着一个政治统治薄弱、社会动荡不安以及经济处于开发之中的社会,这给它带来了很大的发展机遇,带有暴力色彩的秘密会党,凭着自身的实力,在实现空间位移的同时,也完成了社会地位的提升。     

扬州名漆工卢葵生和他的一些作品

扬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名的城市,尤其是自乾隆初年以后,由于经济、政治、交通种种关系,使它成为长江下游最繁华的都会之一。十八世纪末叶李斗所著的"扬州画舫录",详细记载了当地的风俗、社会以及技艺百工,使人想像到盛极一时的情     

教皇的迁居与阿维尼翁经济的兴衰

1309—1378年教皇迁居阿维尼翁,使其异军突起成为欧洲的财富中心。文章首先介绍了教皇迁居之前阿维尼翁的经济情况;然后通过介绍教皇的敛财途径,论述了教廷给阿维尼翁所带来的经济繁荣;最后通过介绍天主教会的分裂与斗争,分析了阿维尼翁经济很快衰落的原因,这也使得它的繁荣成为历史的回忆。     

人的主体性与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它与人的主体性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知识经济是人的主体性充分弘扬的结果,同时知识经济又为人的主体性的拓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条件,使人的主体性得以最大限度的实现。     

简论战后台湾工矿企业的重建（1945—1949）

抗战时期,盟国空军对台湾实施了战略轰炸,许多企业损失惨重;战后绝大多数日籍员工随日俘日侨一并遣返回国。因此,战后台湾很多工矿企业已大量减产或被迫停工,整个经济处于百废待兴的状况。1946年5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接办台湾工矿事业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一整套恢复重建的措施。这些措施成效显著。它使各工矿企业的生产迅速恢复和增长,为战后的台湾经济注入了活力;使台湾经济走出了对日本严重依赖的阴影,为台湾初步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从总体上讲,战后台湾经济恢复重建的水平走在全国的前列。     

论中古西欧“上帝的和平”运动

10世纪末由基督教会在西欧大陆发起的“上帝的和平”运动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等原因共同促成的。它包括“上帝的和平”和“上帝的休战”两个阶段 ,主要通过举行和平集会等活动 ,力求限制贵族的私战和骑士的暴力行为 ,从而保护社会各阶层免受其害。这一运动使西欧的社会秩序有所好转 ,有利于西欧的经济复兴。它提高了教会的权威 ,促进了西欧骑士制度的形成 ,产生了划分三个等级的社会理论 ,并为十字军东侵创造了条件     

作为历史的物证是文物建筑的基本价值

20世纪中叶,文物建筑保护科学的成立以及此后三十多年中学科体系的逐步完善,最终使人们树立了关于文物建筑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观,即是,文物建筑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携带着从诞生及整个存在过程中所获得的历史信息,也就是说,在于它是历史的实物见证。确认了这一点,必然的推论是：文物建筑的命根化、政治、经济、     

元明清时期淮河流域人地关系的演变

淮河流域是我国传统农业经济区,其当前相对紧张的人地关系是历史时期不断积累的结果.根据其人地关系演进状态,可以将其人地关系的演变分为先秦时期、秦汉至北宋时期、金元明清时期三个阶段.元明清时期其人地关系已演变为严重不协调状态.黄河南泛、战乱较多、农业生产结构单一是对其人地关系影响较大的几个因素.     

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河流域的商业和城市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淮河流域商业遭到了严重破坏。但在各个战争间歇阶段,尤其自进入南北朝时期以后,南北政权统治区内的商业又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南北双方间还存在着边境互市和以流域为中介地的聘访换货的贸易关系。商品交换媒介是谷帛、钱币并用。从总体上看,军事、政治成分重于经济是这一时期淮河流域城市的突出特点,但自进入南北朝时期以后,淮河流域城市的经济成分明显增长。     

清代淮河流域旱涝灾害的人为因素分析

本文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对清代淮河流域的水旱灾害进行了量化分析,得出了此时期旱涝灾害发生的基本情况。淮河流域的旱涝灾害有的是纯自然力所为,但更多的是人们利用自然的失当所致。本文主要从人为活动因素即人类的不当行为入手,对清代淮河流域旱涝灾害发生的原因作一初步考察。     

新中国治淮方略演进研究

淮河流域是我国经济欠发达、生态环境较脆弱的区域,在我国生态环境演变中具有典型意义。淮河是新中国第一条进行系统治理的河流,也是第一条从立法层面进行污染综合治理和生态经济带建设的河流。新中国对淮河的治理,从提出“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到贯彻“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新时代治水思路,从关注行蓄洪区群众生产生活到脱贫攻坚,从治理污染到建设淮河生态经济带,对治理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治理方略不断演进,为探索河流治理、流域生态经济带建设、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积累了宝贵经验,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1868年长江中下游“二度梅”的雨带推移过程

本文尝试使用高分辨率的清代日记资料,复原1868年长江中下游各地夏季降水情况,辨析出当年梅雨季节各地的降水时间和主要降水过程,发现该年发生了"二度梅"现象。该年入梅较早,6月8日全流域降水就已经开始,且14日以后雨带有北抬趋势,但很快南撤出长江流域,引起降水中断。直至7月5日开始,雨带又重新占据长江南岸,带来第二段梅雨。"二度梅"的发生可能与副高持续南撤有关。     

近五百年来淮河中游地区蝗灾初探

本文以淮河流域中游皖北地区近20个州县为对象,对明至民国时期计500余年的蝗灾发生次数、时空分布、原因等基本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认为流域中游地区最近500年来的蝗灾无论是在时间序列上,还是在空间地域的分布上,都有显著的不均衡特征,没有所谓的周期性或韵律性现象。首先在时序上,存在几个蝗灾相对多发期和少发期相间的情况。其次在空间方面,大规模的蝗灾较为稀少,而以局部地区规模的灾害为多;中游下段地区的蝗灾次数多于其上段地区的灾次。该地区蝗灾的发生,与黄河长期夺淮造成的水文变迁、水旱灾害叠发等生态环境和土地利用规模、方式等社会经济的负向变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元明清政府决策与淮河问题的产生

元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便利了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大运河漕运事关国计。当时政府的诸多治河措施是为确保漕运畅通,加之明代保陵的需要,更使黄河、淮河、运河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封建政府的决策行为使本自独流入海的淮河改道主要由长江入海,使淮河流域成为十年九灾之区。     

嫩江流域青铜时代生业方式研究

本文详细地分析了嫩江流域青铜时代的遗址墓葬的地理分布及周围环境、遗址自身特点、生产生活用具的分类及数量、动物骨骼及各种贝类遗存等方面的资料,得出该地区的生业方式是一种复合型的——定居、狩猎、捕捞、采集、畜养、手工业以及少量的交换经济,这几种经济方式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一种有别于青铜时代中原地区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新的生业方...     

明清时期安徽沿淮女性的生活选择

明清时期安徽沿淮地区女性出现了游走乞讨与守家耕织的生存方式,既说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滞后,又显现其存在着发展空间,反映了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徘徊不前.部分女性施舍行为凸现了该区域贫富分化的加剧.沿淮女性的生存方式突破了传统社会"男耕女织"的理想模式,女性在经济活动中享受了与男性一样选择职业的自由.     

淮河中游地区史前人类文化演化过程的环境考古学观察

淮河中游地区位于我国东部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多重过渡地带,又是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东部沿海与西部腹地之间古文化相互交流、碰撞和融合的重要区域,也是中华文明孕育和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淮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演化过程与全新世气候环境的变迁密切相关。暖干型气候条件有利于史前人类文化的发展,而冷湿型气候环境则不利于人类的生存繁衍。该地区文化的演化过程充分反映了史前人类对全新世气候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和主观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