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写当代史成一家之言

论司马迁写当代史成一家之言易平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开宗明义提出他著述历史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以史立言”,标志着我国古典史学的发展已进入成熟阶段①。司马迁是如何“以史立言”,他在《史记》中表达出怎样的“一家...     

契丹币铭与国号

太史公作《史记》,自言“拾遗补阙,成一家之言”,然终成不朽之作。《史记》“藏之名山”以“俟后世圣人君子”。敝刊不敢以名山自况,而俟圣人君子之心则同。故辟此“百家争鸣”栏,专收“一家之言”。亟待读者诸君赐稿,或有一得,或有新解;论不必多,能言之成理;文不必长,能自圆其说。在作者为一家之言,在敝刊,乃至钱币学界,则百家争鸣之局成矣。     

太史公书何时以《史记》命名

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唐代刘知几《史通·六家篇》认为,《史记》乃司马迁本人自命名,此说有误。赵翼《陕徐丛考》、朱药《笥河文集》、梁玉绳《史记志疑）、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均有考证,并指出其错误,王国维举出（史记）中“凡七称‘史记’（实际应为十三称）,皆谓古史也”还列举双人称“史记’一词皆为古史籍的例子7例,皆不指称（太史公书》。司马迁本人自命其书为《太史公书）,见《太史公书自序第七甘）。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两汉人多因袭这个命名,称（太史公…     

《史记·太史公自序》“王子”所指

《史记·太史公自序》“王子”所指东湖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谓其作《律书》要旨云：“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作《律书》第三。”此处“王子”...     

论《项羽本纪》的悲剧性

关于《史记》一书的悲剧特色,前人早有零星沦述。刘禹锡在《上杜司徒书》中曾说《史记》是“司马子长之深悲”,刘熙载在《艺概》中也说《史记》“悲世之意多,而愤世之意少”,刘鹗在《老戏游记序》中更说《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在确认     

秦制、楚制与汉制

秦制、楚制与汉制卜宪群《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云：“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干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司马迁立《秦楚之际月表》而不立《秦汉之际月表》,以及他把汉家之立归因于陈涉、项氏...     

符号修辞四体演进视角下《史记》体制义例新探

以符号学“四体演进”理论探究《史记》体制义例,在以往“五体”之成说的基础上,对《史记》百三十篇先后演进的动态进程加以历时、纵向地描述剖析。在“由内容而结构,以结构为内容”这一前提下,以《史记》文本编排义例为主、“四体演进”理论为辅,用新视角作为“考古工具”,发掘文本的历史现场,将百三十篇划分为“神祇时期”“英雄时期”“人的时期”“颓废时期”这四大格,探寻序目内部的动态进程和太史公谋篇布局的深层目的。更进一步以《史记》文本反哺“四体演进”之说,为“反讽之后？”的疑虑提供《史记》答案。     

《史记》“实录”新探

《史记》“实录”新探易宁,易平《史记》在汉代就被人称为＂实录＂,司马迁以此书创作而获得＂有良史之才＂的美誉。在先秦史官中,春秋时晋太史董狐以＂书法无隐＂被孔子称为＂古之良史＂;汉太史公司马迁继其后当此殊荣,足见汉人对司马迁《史记》之推重。＂实录＂两字...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当有东方朔代撰《序略》考论

以司马迁自撰为前提来解读《史记·太史公自序》全文,存在着诸多疑问.诸如,为什么作为尊称的“太史公”在同一篇中兼指司马谈父子二人?司马迂前文声言《史记》为“述”而非“作”,为什么后文小序解题却皆言“作”?“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一句,目前流行的几种点断皆难圆通; “拾遗补艺”之语,亦与司马迁写作宗旨极不协调;此外,前后文亦有相互重复之处.本文从上述诸问题质疑入手,结合桓谭《新论》、《汉书·司马迁传》、《汉书·杨恽传》所载东方朔、杨恽与《史记》的关系,指出:自篇首至“诸神受纪”,为司马迁自叙家世生平及著书缘由宗旨,其后为东方朔“平定”之文,自称代为书写《序略》.其内容包括评介司马迁生平及著书宗旨、体例构思,排列各篇顺序并作解题.篇末所缀一句,当为杨恽所增.若此,则上述诸疑皆可冰释.     

谈《序》

谈《序》所谓“序”,就是由作者或他人撰写、刊印在书或诗文前面,有时也可独立成篇,用以申述其写作因由、体例或对内容进行解评等等一种散文,又称“绪”、“叙”、“引、“前言”、“引言”、“序言”等等。序文最早始于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史记》的《太史公自序》...     

古籍整理与史学研究

一、历史研究离不开古籍自从有了对于历史的研究和撰述,就不能不重视古籍。孔子在讲到杞国和宋国的历史时,曾感概于“文献不足”(《论语·八佾》)。他说的“文献”,自然包含着古籍。司马迁撰《史记》,条件比孔夫子时好多了,那时“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遗文古事”,无疑也包含着许多古籍。可见,从前人的经验来看,历史研究是离不开古籍的。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历史研究不应仅仅是人类社会表象的记录,     

为卫宏之司马迁“下狱死说”辨诬补证(《太史公卒年考辨》之四)

郭沫若先生认为:“司马迁之死是有问题的”,他很可能在写作《报任安书》之后“再度下狱致死”。(《关于司马迁之死》,载《历史研究》一九五六年第四期)郭先生的推断是有根据的。他的根据是汉人卫宏的《汉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史记·太史公自序》“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第七十”句下裴骃《集解》注引)     

庄子楚人考

庄子楚人考孙以楷《史记》云：“庄子者,蒙人也。”没有说明庄子的国籍,这就引起后世的许多纷争。关于庄子究竟为何处“蒙人”,今人或曰今河南商丘,或曰今山东曹县,或日今安徽蒙城。而莫衷一是。刘向《别录》云：庄子为“宋之蒙人”。《史记·集解》云：“按《汉书·...     

中国古典史学中的“求真”问题

根据刘家和先生的观点,自殷、周之际至司马迁作《史记》的这段时间是中国古典史学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以史为鉴"、"以史为法"和"以史立言"这样三个阶段,分别以《尚书》、《春秋》和《史记》为代表。本文目的在于,根据刘先生的这一分期框架,分析和探究中国古典史学中的"求真"问题,然后在与西方有关历史客观性理论的比较视野下,挖掘其对当前有关历史客观性或真实性观念的重建所可能具有的意义和价值。     

司马迁与董仲舒

董仲舒是西汉《春秋》公羊学大师,司马迁曾闻道于董仲舒。拙文仅就司马迁和董仲舒二人思想的承续及区别,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以礼说《春秋》”实发于司马迁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四《春秋》的《论董子之学最醇,微言大义存于董子之书,不必惊为非常异义》一节,引述《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回答壶遂提出的“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这一问题时的内容后,评论说:“案太史公述所闻于董生者。微言大义,兼而有之。以礼说《春秋》,尤为人所未发。”并且说“董子所谓礼义之大宗,     

也谈西场与陆贾城及彩虹桥——古粤征微之五

按《史记》、《汉书》未记陆贾筑城以待赵佗事,唐刘恂《岭表录异》但记越王冈、越台井、朝汉台而未记陆贾城(泥城);至清人张渠《粤东闻见录》及陈徽言《南越游记》,亦均未记陆贾城。正史言简意赅,或不赘疣,或有所隐。后世立言者虽或有所稗闻,然亦多谨慎,莫敢增益。殆至屈翁山著《广东新语》,每有记前人所未记,言     

汉代“市租”考

汉代“市租”考冷鹏飞市租,就是对商贾所征收的市场交易税。《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记主父偃说：“齐临甾十万户,市租千金。”《索隐》注：“市租,谓所卖之物出税。”汉代在各都会集市设有“市长”、“市师”、“市啬夫”、“市门卒”（分别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江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考辨

江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考辨徐少华一江国族姓和历史据《世本》记载,江为赢姓①。《史记·秦本纪》太史公曰：“秦之先为赢姓,其后分封,有徐氏、郊氏、……黄氏、江氏……秦氏”。其后《潜夫论》、《后汉书》、《水经注》等皆同《世本》、《史记》之说②。赢姓,为上古部...     

《李将军列传》的启示

资中筠同志写了一篇《太史公笔法小议》的读书札记,发表在四月十六日《光明日报》上。(本刊今年第二期已予转载)他认为“太史公为文有奇气”,其奇“尤其在于以克制含蓄的笔法,表达了深沉的感情和强烈的爱憎。通篇没有雕琢的形容词,也极少激昂慷慨的议论,而在那貌似平淡的叙事之中,却蕴藏着极大的感染力”。文中举《史记·李     

史记列传排序浅析

史记列传的排序从第一篇《伯夷列传》到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排列顺序一目了然,但其深层规律却不容易被发现。张大可在《史记研究》中将七十列传分成了二十组,并指出":七十列传基本以时代为序排列,符合通史原则,但有组合义例,或以类连及,或对比见义。"[1]这种说法是比较中肯的。笔者认为史记列传的排列大体以时间为主,在此基础上也含有其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