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

1924年1月国民党成功改组,与中共建立了“党内合作”关系。这一合作极大地扩展了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影响和组织发展,但同时,年轻的共产党人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骨干,这引起了相当一批老国民党员的猜疑和敌视。“容共”还是“分共”的问题,自此即成为国民党内部矛盾冲突的一个中心话题。一年之后,随着主导国民党政策的孙中山突然去世,从1925年3月至11月,前后不过10个月,国民党内部就三度发生严重分裂。分裂的原因,几乎无一例外地与怀疑孙中山的“容共”政策或力主“分共”有关。     

图书介绍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始于孙中山的容共政策,孙中山为什么会采取容共的政策？是用以“联俄”的一种诱饵还是纯粹看重共产党人的才干,并予以重用呢？从孙中山接纳中共的初衷和后来孙中山对中共态度的两难可以看出,一方面允许共产党保持自身的组织独立性和批判自由,另一方面又要求共产党员像所有国民党员那样服从自己,对于孙中山而言过于困难。以至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纠纷,他总是扮演调停人的地位和角色。愈演愈烈的两党纠纷,最后发展为“弹劾共党案”。在孙中山权．威的震摄下,国共两党中的敌对情绪尚能受到约束,但当他去世后,两党关系走向破裂乃至全面对抗也就在所难免了。孙中山逝世后。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人在“容共”和“分共”政策问题上的进一步分化,伴随着戴季陶的转变与瘳仲恺案,西山会议和另立中央的重大事件的发生。     

从“容共”到“容国”1924—1927年国共党际关系再考察

1924—1927年间国共关系演变的复杂情形,实际远非过去人们认知中的“容共”或“联共”等语词所能简单概括。其时国共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既不尽一致,而且随着两党力量对比的变化,这种认知和表述亦发生相应的变化。无论“容共”还是“联共”,都难以单独完整表述该时期国共关系的动态变化过程。1925年后,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只是其中一部分而非全部;与此同时,大批国民党青年转入共产党。国共关系的初始形式在发生改变,亦即由初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发展为两党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到后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渐少,而国民党青年转入中共日多。另一方面,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宣导,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和民众运动的日趋“包办”,以及中共组织严密与国民党组织散漫的强烈反差,使国民党人感到共产党大有“反客为主”的态势,担心国民党“容共”,将转化为共产党“容国”。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容国”的危机意识,加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日本秘档中的“汪精卫工作”考论

我国学界在关于“汪精卫与日本关系”的一些有限的研究中,所使用的资料主要还是中、日双方当事人的资料,以至于这个重要史实,迄今还充满了传奇与神秘的色彩。本文就1939年12月日本内阁情报部发表的“绝密”资料《支那新中央政府成立的经过概要》,对于日本的“汪精卫工作”进行了考论。日本方面首先认定“汪精卫和平运动发端于1938年春中国事变进入正式阶段之际”,而并非起于中国内部抗战以来的和战之争。日本的“汪精卫工作”,是在1938年1月、11月的第一次、第二次“御前会议”分别决定的对华政策,以及近卫首相发表的第一次、第二次声明之间进行的;汪精卫集团的降日,是日本实施对华政策的必然过程和最终结局。汪精卫在河内“工作”无成的情况下,半推半就地投入了日本的怀抱之中;他既已逃亡上海、蛰居于日本的卵翼之下,其政治生命从此就完全听命于日本。1939年6月的汪精卫第一次访日,把他与日本的关系公开化;回国之后,开始了组建伪中央政权的工作。日本首先自我否定了“重光堂协议”,趁机继续贯彻第二次“御前会议”的决定,并把将来对于该伪政权的政策,预定于与汪氏集团达成的密约之中。“汪精卫工作”不仅是日本的“谋略”,而且是日本侵华国策的产物,前者是从属于后者的,或者说是后者的形式与手段。     

抗战时期日占区以粮食为中心的南北物资交流初探

抗战时期日本在占领区实行“分治合作”政策,同时为整合资源,积极推动南北物资交流。华北是日本三角贸易的重要环节,也是日本重要的国防资源基地。这决定了日本的南北物资交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以华中的粮食与物资支援华北的“开发”。但华中的“维新政府”与汪精卫政府对南北物资交流则比较冷淡。     

蒋介石从"三二0"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

蒋介石从“三二0”走向“四一二”,从尝试“限共”最终走向公开反共,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并且是充满了矛盾心理的转变过程。其实,蒋介石并没有像以往一些著作所说的那样,从“三二0”之后开始,就处心积虑地准备清党反共。相反,走向“四一二”最初并不在他的设想之中。其对容共政策的态度转变,固然带有某种程度的必然性,但也带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深入考察蒋在这一过程中心态与环境矛盾冲突的复杂情况,对全面了解国共两党历史恩怨的形成或能有所帮助。     

从日蒋和谈看日本的诱降政策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当局诱降蒋介石政府的工作几乎没有中断过,甚至在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依然如此。日蒋之间的和谈呈现出阶段性、隐密性及多变性特点,其中,日本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和平”政策的影响特别明显,甚至可以说,日本“和平”政策是日蒋和谈的最主要因素,     

抗日战争初期的龙云与汪精卫

抗战初期,汪精卫经昆明出国叛逃,是否与龙云有关。历来说法不一。龙云说与自己无关,汪派人士则说龙云“完全同意”汪精卫的“和平运动”。龙云对待汪精卫出逃事件．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能不应付汪精卫,处于两难境地。实际上,汪精卫的出逃是蒋、汪上演的“双簧戏”,至少是蒋介石“网开一面”的结果,龙云并不知情。     

卢沟桥事变前汪精卫对日态度述论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基于对中日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认识,在“和…‘战”问题上,作为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对抵抗日本的侵略始终缺乏信心,“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是其基本立场。本认为,在长城抗战失利之前,尽管汪精卫主张“抵抗”与“交涉”并重,但他更强调“抵抗”的重要性;此后的汪精卫不仅很少提到“抵抗”,就连理直气壮的“交涉”也从未出现。一味的妥协退让成为其对日态度的基本特征。     

中山舰事件三题

汪精卫何以隐匿、出走中山舰事件之后,作为当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最高领袖的汪精卫先是因病“请假”,悄然隐匿,继而秘密出走,经香港转赴法国,其原因,颇有值得考究之处。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的当天,曾经给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写过一封信,说了一些对汪精卫不满的话,朱培德将这封信交给汪精卫看了。过了几天,汪精卫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从“神树”到“钱树”——兼谈“树崇拜”观念的发展与演变

“树崇拜”是世界各地早期人类一项重要的信仰习俗,在我国西南地区有广泛的影响。三星堆出土的三千年前的青铜神树和四川等地出土的东汉前后的大量青铜钱树,是“树崇拜”的珍贵遗物。它们不仅造型优美、内涵丰富,而且有其内在的联系。研究两者的特征、异同及其演变情况,有助于揭示古代先民的思想观念发展变化及其所反映的历史问题。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从“大一统”到“正统”论——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嬗变

伴随唐宋文化转型而兴起的“正统”论,扬弃了天人感应、五德终始之说．以法则性、道德性“天理”取代主宰性、意志性“天命”,经宋儒精心阐发的文化价值理想、社会政治理想“天理一王道”再次构成统合历史兴盛衰亡之变的“贞一之理”。而北宋时代的正统之辨呈现出儒家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在因应时代变化之际曾具有的复杂、深刻的思想面貌。     

“诗无隐志”，“其犹重门”——“上博竹书”印象

对“上博竹书”的研究,无疑已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课题。我们便随处可见专家学者们对这部竹书的品头论足与考订释读。然而,从总体上看,人们对它的基本认识和看法却并不一致。仅就这部“竹书”的主体内容而言,有人称它是“《孔子诗论》”;还有人称之为“古《诗序》”,进而认为,所谓“《孔子诗论》”的说法并不妥当。于是,争论日起,尚未止息。本文认为,这种有关称谓的争辩是无畏的,因为比此更必要也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搞清楚孔子这部“竹书”所要表达的思想和道理。本文以所谓“诗言志”与“诗无隐志”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经过研究认为,这个思想和道理就在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     

楚竹书《申公臣灵王》与《平王与王子木》两篇补论

本文对上博所藏楚竹书<申公臣灵王>与<平王与王子木>两篇中所存在的若干疑难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补论,以便更好地理解文本的内容,探寻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之间的内在联系.     

西行和歌的一个特征--"身"与"心"

一 西行[1]和歌には「身」と「心」の语が多くみろれる.久保田淳氏は、みずからの心情を大切にするところに西行の文学の根元をみ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され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