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扬州城市人口结构的变迁与城市现代化

清末明初沿海沿江地区的人口迅速增长,根据台湾历史学家李国祁的研究,上海1828至1934年间人口增长的高峰是1910年至1930年,其增长率为49.97％。无疑,在这类城市中,由移民带来的人口迅速增长使得这类城市人口高度城市化,并由此引发了人口结构发生变化。 不过,扬州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一、近代扬州城市人口的变迁 清朝初年,扬州经过“屠城十日”的浩劫,城市人口锐减。清王朝统治稳定后,人口增长较快,至嘉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社会整合的弱化

1905年,在中国行之千余年的科举制度骤然停罢,对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对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社会整合弱化之间的关系进行粗浅的探讨和研究。不当之处,敬请赐正。……     

民生之首：清末民初北京的自来水系统

正水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资源,其质与量的高低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程度。尤其在人口繁杂的城市之中,供水系统建设对城市发展尤为重要。清末民初,随着西方市政建设对中国影响的深入,政府为解决北京的用水问题自主筹备、动工修建自来水系统。这不但有效缓解了北京的用水问题,也成为中国城市近代化的重要象征。     

明清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明代中期以后,江南纺织业等传统支柱产业从业人数空前增加,清中期以后江南工业更为发达,从业人员也更加众多。根据传统工业从业人口增长这一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标准,分期估算明中后期到清末民初江南传统工业从业人数,说明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于明代中后期的嘉、万年间,此后到清末民初是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时期。     

移民、殖民城市与现代化过程——清代与日据下的近代台北城市发展历程

近代史中,台湾岛的开发甚晚,开发的过程充满了中国本土的内部移民与外国势力殖民的经验与色彩。台北的城市发展历程有其特有的历史因素。本文单纯就历史发展过程,对移民、殖民时期台北城市发展的现代化历程进行历史分析,探讨台北城市由近代化的兴起迈向现代化发展的脉络。     

洪洞大槐树移民的历史成因及社会影响

明朝初年的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而影响最为久远的人口大迁徙,在中国移民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此次移民无论对当时抑或后世经济及社会文化均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同时亦从中演绎出许多脍炙人口的历史传说或故事。     

耪青与社会流动——近代东蒙地区社会转型的过程透视

近代东部内蒙古地区的耪青制度是随华北的汉移民传入的,由于宽松的人地关系和产权限制等因素,这种制度得到很大的发展。在这种制度下,精耕细作的汉农业化在蒙地获得了推广。耪青传播的同时,伴随着巨大的社会流动,既有各种类型的移民的迁移,也有蒙古游牧民和流民的固定。社会流动的第一波浪潮发生在清代东蒙的南部地区,耪青关系以汉人与汉人间的关系为主。随着人口增长和土地细分化,耪青关系减少,南部蒙古人在贫穷和动乱的影响下向北部流动。在清末民国时期,北部蒙地形成农业开垦和移民流动的第二波浪潮。在非开放区内,形成了普遍的蒙人与蒙人之间的耪青关系。正是耪青和社会流动,促进了近代东部内蒙古乡村社会的转型。     

谈清末民初婚姻与家庭观念的演变

清末民初,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封建帝制的垮台,以及西方近代文明的传入,传统婚姻观念开始出现新气象,在婚姻目的、婚姻主权、家庭关系等方面都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同时,清末民初婚变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在构建自由平等的婚姻生活,促进人们思想解放以及推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世纪晚期法国的城市移民与社会融合

移民在城市人口中的比例大幅增长是中世纪晚期法国城市人口结构的重要特征。移民的流入及其对城市社会的良好融入构成了法国城市社会克服中世纪晚期危机的重要条件。移民融入城市社会的路径有两种:第一,市政权力机构筛选出部分移民,授予他们市民身份,将他们纳入市民共同体;第二,移民自发、自主地构建多元的社会关系,并以个人道德为基础与其他居民开展社会交往,相互融合。这两种路径相互补充,推动法国城市社会吸纳多元移民并在近代实现复兴。相较而言,社会融合是所有移民融入城市社会的必经之路,反映了移民群体在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的主动性和自主性,在城市吸纳移民的机制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是中世纪法国城市社会实现自我更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奥林匹克运动对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影响

奥林匹克运动对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本文主要从它传入后对体育本身以及经贸、爱国运动、女子的地位提升和社会风俗变迁这四个方面入手来分析它的影响。     

1912－1924年留日士官生与中国军事现代化成败

清末民初,积弱不振的中国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接连向日本派遣了大批留学生,专习陆军,这些留日士官生学成归国后,被充实到各个军事部门。他们无论在主持军事教育,还是在充任现役军官方面,均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但囿于时代的限制,他们纷纷卷入了军阀混战的旋涡,从而在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中留下了败笔。     

试析公民法律意识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但由于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历史,使得传统法律意识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仍然有着广泛的市场,这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之消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公民法律意识现代化是一个发展过程,它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紧密相连。所以,在研究法律意识现代化时,就必须要注重影响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其他社会因素之发展。     

论清末民初官僚私人资本的扩张及其历史评价

我国清末民初官僚军阀私人资本的迅速积聚和扩张曾令时人注目,并对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本文试对这种资本扩张的客观过程、特点、性质及影响进行揭示和评价,以期有利于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探索。一清末民初官僚军阀私人资本扩张的过程及特点清末民初官僚军阀的私人资本是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形成,并逐步     

清末民初达斡尔族文化变迁原因分析

清末民初,在沙俄入侵以及政府政策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下,达斡尔族传统文化被迫发生变迁。这一时期外部力量的干预在达斡尔族文化变迁的历程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主导着达斡尔族社会的发展走向。达斡尔族文化变迁的历程极为坎坷、艰辛,但却开启了民族近代化的进程,为达斡尔族的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直到现在达斡尔族现代化的进程仍在进行,分析文化变迁的原因就显得尤为重要。从三个方面对20世纪初期达斡尔族文化变迁的原因进行论述,以做引玉之石。     

从保人制度看近代青岛对乡村移民的管理

除正式的城市公共管理制度之外,贯穿于各项管理规则之中的保人制度成为近代青岛管理乡村移民的重要手段。近代城乡流动相当自由,但有关保人的制度规定,对进城的移民们形成支持与排斥力量,一方面,寻求保人是移民在青岛求职、租凭、借贷、经商的基本制约条件,是移民在青岛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当进城农民陷于游民状态或违反城市法规时,保人资源的缺乏会使他们成为城市管理中优先遣返的对象。保人制度显示出传统民间管理方式在近代的延续和发展,它在城市管理中的普泛性反映并强化了传统农村关系网络在城市的迁移或复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移民进入及至融入城市生活中。*     

叛乱与现代性——上海小刀会起义与上海现代化的关系

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初期,1853年爆发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对上海的城市化、现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天地会支派的上海小刀会,具有传统会党特性,同时由于特殊的时代、地域背景,如西方入侵、上海通商、闽粤移民大量进入上海和太平天国运动等因素,上海小刀会及其起义发散着浓厚的现代性因素(讲洋文、吃西餐、穿皮鞋现象的背后,是与洋人的特殊关系)。小刀会起义对上海造成了一系列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最终使得商业、海关与租界获得飞速发展,上海也得以在现代化轨道上加速前行。传统观点认为,随着商埠开辟,外力入侵,清朝沉沦,这是一出国家悲剧。但从"大历史"角度来看,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随之骤然提速,尽管西方人主观上未必存有善意,且其推动的现代化确实存在许多问题,我们要探寻的是客观意义,即西方工业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启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青藏铁路建设与青海社会现代化

本从社会学角度研究青藏铁路对青藏高原地区社会变迁和社会现代化的影响,试图通过对青藏铁路一期工程(即西宁-格尔木段)投入运营以来对青海社会结构转型及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影响的评价,说明青藏铁路建设的意义决不仅仅限于经济方面,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使青海走上了社会现代化之路。同时本通过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即格尔木-扭萨)建设的社会效益预测,说明这一工程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工程之一,其意义也决不仅限于经济方面或是单纯的“政治线”,它必将成为推进该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力量。     

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形成新论

日本华侨华人群体是一种特殊的中国移民类型,历史上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形成遇到重重困难。唐朝时期,日本的华侨华人移民群体虽然已初步形成,但始终处于松散状态。宋朝时期,日本的华侨华人已经成为一个稳定的、内部具有一定社会化联系的群体,然而元朝时跌入了低谷。日本华侨华人的社会化进程至迟到明后期已经完成。17世纪中叶中国—东南亚—日本的三角贸易关系对华人赴日产生重大影响。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全面锁国,日本的华侨华人群体呈现萎缩。隋唐时期形成的中日文化传承关系,贯穿于整个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过程,从而使赴日中国移民的文化使命显得特别醒目。     

葡萄“酒圣”张弼士的乡梓情

张弼士是清末民初一位被誉为传奇式人物的爱国华侨实业家,又是“实业兴邦”倡导者和积极实践者,尤其以创办驰名中外的张裕酿酒公司而奠定他在中国酿酒工业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在清末民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早期发展中有较大影响并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同质社会到多元社会——二战后澳大利亚民族问题的由来

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的状况决定了该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进程。自19世纪以来,移民至澳大利亚的人绝大多数来自英国,从而使该国总体上保持着人口的种族单一性和文化同质性,“把澳大利亚建成一个白种人的社会”自然成为推动国家建立、发展的精神力量,因而到二战时澳大利亚总体上已成为一个基于不列颠价值和制度的种族、文化同质社会。但是,二战却成为了澳大利亚移民史上的转折点,它迫使澳大利亚实行大规模移民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