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识知冯雪峰

一月白风清身酒店,山遥路远手仇头。识知这个雪峰后,人不言愁我自愁。干校曾经天地秋,归从干校病添愁。相逢地下章夫子,知尔乾坤第几头。上述这首诗是聂绀弩在1986年纪念冯雪峰世十周年时写的,题为《雪峰十年祭(二)》。“月白风清”、“山遥路远”二词形象地出了名如其人的雪峰严于律己、不畏艰险的高亮节。不少人认为此诗颂扬了雪峰身在“莫谈事”的酒店(社会)中,却一往无前地手写革文章,不怕杀了自己的头,此即谓“手仇头”画也!然而,审视全诗,我认为上述见解只是表达了绀弩“识知”雪峰“手仇头”的一个层面。令绀弩更为感叹、悲愤的手与…     

冯雪峰:为毛泽东和鲁迅相知架桥

如果要问,中国近代历史上毛泽东最推崇的人是谁,人们可能都会回答:鲁迅。毛泽东曾充满感情地说过:“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毛泽东与鲁迅——两位时代的巨擘,如两座交山巨峰,终生相望却无缘相逢。幸而两“山”之间曾有一“峰”,为他俩架设过一座精神桥梁。他就是冯雪峰。今年,适逢鲁迅诞辰120周年,同时是毛泽东忌辰25周年,也是冯雪峰逝世的25周年。本期发表《冯雪峰:为毛泽东和鲁迅相知架桥》一文,将鲁迅与冯雪峰的交往以及毛泽东与鲁迅心灵的相通的史实告诉读者,也是对他们的一种纪念。     

周扬谈鲁迅和三十年代文艺问题

读了龚育之同志《几番风雨忆周扬》一文,获益良多;特别是其中第十八节“两个癌症”,跟我们这些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关系更为密切。细读之后,也引发了我的一些回忆。我初见周扬是在1977年10月下旬。当时北京许多高校因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和研究的需要,急於澄     

关于《几番风雨忆周扬》一文的补正

(一)《忆周扬》(载本刊第三期)所记1963年毛泽东主席接见的学者中的“文史哲”三人,应为:刘大杰、周予同、冯友兰,原文把刘大杰误记为周谷城(见第25页)。(二)《忆周扬》最后记述了1988年我给“一个方面的领导”上书,建议借文联换届改选的机会,对上届主席周扬一生为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做出的贡献,给予恰当的、肯定的评价,以某种较为郑重的方式,表示一种敬意(见第34页)。     

回忆周扬为《邓拓文集》写序

从《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10月9日)上读到《周扬秘书谈周扬》(此文原载《人物》1999年第9期)。文中提及周扬的《〈邓拓文集〉序言》最后一段中关于党员作家的一段话,说“周扬的这段话是真情。”我对周扬无研究,不过可以讲一点有关的事实和看法以供参考,因为这篇序言是我起草的。上面说的“周扬的这段话”照抄如下: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任何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在根本政治立场上都应力求和党中     

鲁迅与周扬等“四条汉子”的矛盾真相

鲁迅与周扬、夏衍等,都是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创建人。在“左联”初期,他们之间的关系还算良好,但到了1932年底却骤起风波,1933年下半年周扬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之后,他们间的矛盾不断爆发,至1936年因“两个口号”的论争而尖锐化,互成仇人。对此,周扬等历来怪罪于胡风的“挑拨离间”。其真相却并非如此。     

周扬与丁玲的『历史碰撞』(一)

1983年11月初,有人看望丁玲,发现她特别高兴。来人自然感到诧异。丁玲开始笑而不答,后来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来人还是不解,她才神秘地说：“等着看这几天的《人民日报》吧!”来人困惑不解而去。11月6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周扬答新华社记的章。该实际上是周扬对他所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的自我批评。那时,正是党内对周扬的“人道主义与异化论”猛烈批评之际,也是周扬在艺界大权旁落之时,同时也是丁玲再一次为自己的历史问题结论向中央申诉、中央正在审理之际。     

中国历史上的汉奸现象和“汉奸文化”

所谓汉奸,据《辞海》（1999）缩印本1054页的释义,“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族或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人”。汉奸定义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民族国家”观念传入中国（晚清之际）前后,对汉奸主体认识上的变化。简而言之,在鸦片战争之前,“汉奸”指汉人的败类;之后,则不复有族群的限制,是中国人而事外敌者均可称汉奸。     

对一篇补正文章的补说

《百年潮》2006年第4期发表冯蕙同志《对<1941-1981:毛泽东与胡乔木>一文的一个补正》(以下简称《补正》),指出拙作认为《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六评白皮书”“可说是毛泽东和胡乔木共同完成的杰作”的论断,“在相当程度上不符合实际情况”,并对七篇文章逐篇作了介绍。《补正》同时也提出了疑问(胡乔木起草的《无可奈何的供状》     

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

1933年5月,丁玲在上海任“左联”党团书记时,因其丈夫冯达叛变而被出卖,遭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并押解到南京。1936年9月,冯雪峰通过张天翼,与丁玲取得联系,在冯的安排下,她由南京逃到上海,然后被送去西安,转赴陕北。丁玲历史上这段被捕问题,从1940年到1984年,不同级别的党组织前后进行过6次审查,其结论也由于各次审查时的历史背景而有所不同。而在丁玲的回忆录《魍魉世界》中,不知什么原因,却仅仅提到了两次,即1940年以陈云、李富春签字所作的结论和中组部1984年的结     

沧海横流显本色

往日读《冯雪峰评传》一书和《凝望雪峰》一文,冯雪峰和胡风在“文革”中没有对周扬落井下石的一则轶事,深深地打动了我,一想起它,就仿佛有一种正义、豪迈、圣洁的旋律在心灵里不停地回荡。冯雪峰(1903-1976年)和胡风(1902-1985年),都是现当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文艺理论家,著名的作家和诗人。他们又同是鲁迅先生十分信任的战友和学生,鲁迅革命精神的忠实继承者。建国后,他们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饱尝了无数的屈辱和苦难。冯雪峰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出党,撤销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作协副主席等领导职务,降工资三级;胡风则被打成“胡…     

陈嘉庚斥汪电报提案考证

1938年10月,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召开前夕,陈嘉庚先生从新加坡给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发来“电报提案”,斥责汪为“汉奸国贼”,在参政会上引起了一场大斗争。最早披露此事的是邹韬奋,1941年,他在香港《华商报》上发表《“来宾”放炮》一文,记载了事件的经过:一届二次参政会开幕以后,陈嘉庚给大会发来电报提案,内容是“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11字,经汪派     

《白毛女》的音乐创作及演出

《白毛女》的音乐创作及演出张鲁“白毛仙姑”是当时流传在晋察冀边区河北民间的一个传奇故事。《晋察冀日报》记者李漫天（林曼）同志ｉｇ４４年曾由前方给延安的周扬同志寄过一份《白毛女人》的文学故事。１９４４年５月,邵子南同志随西北战地服务团由晋察冀返回延安,...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民族之妻”关露

关露,原名胡寿楣,20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1939年受中共地下党派遣,到汪伪特工总部“76号”策反特务头子李士群,后又打入日本大使馆与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月刊任编辑,成为著名的“红色间谍”。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列入汉奸名单。新中国成立后,她又因汉奸罪名两度入狱,前后长达10年之久,出狱时仍然顶着“定为汉奸,不戴帽子”的污名,直到1982年3月23日获得平反。     

周扬与丁玲的"历史碰撞"(二)

周扬多次要求丁玲担任文艺界领导工作,丁玲都拒绝了; 周扬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漠视,激怒了丁玲延安整风后,尽管丁玲写作上的“转向”与周扬所追求的趋向一致,但是,作为一名作家而存在的丁玲,在内心深处对周扬仍然不肯认同。虽然表面     

“女娲、媒神、高禖”商榷

“女娲、媒神、高禖”商榷贺福顺,张深阁,魏萍,王跃花冯修齐同志在《四川文物》１９９５年第３期上发表了《“桑间野合”画像砖考释卜一文,在谈两块桑间野合画像砖时,有一个小标题“女蜗、媒神、高谋”涉及了另一块画像砖。涉及的画像砖的画面内容冯修齐同志描述为“...     

一篇值得阅读的文章——《赵舜年供状》

1993年3月,千阳县志办一行数人到千阳县城内一居民家中征集资料时,在其家收藏的许多古旧书籍资料中,发现了一篇题为《赵舜年供状》的章。这篇章是清道光年间浙江宁波人赵舜年以供状的形式,叙述了他因僧田致染官司,身陷牢狱而被流转到陕西千阳的经历,反映了古代社会底层人坎坷的经历和不幸的遭遇,字里行间流露出他身陷囹圄、仕途无望后的绝望和凄凉。章具有一定的阅读价值。现将全附录于后,以飨读。     

周扬与丁玲的“历史碰撞“(连载二)

周扬多次要求丁玲担任文艺界领导工作,丁玲都拒绝了;周扬对《桑干河上》的漠视,激怒了丁玲延安整风后,尽管丁玲写作上的“转向”后与周扬所追求的趋同一致,但是,作为一名作家而存在的丁玲,在内心深处对周扬仍然不肯认同。虽然表面上她与周扬保持了一种平和的同事关系,但在私下里,她对周扬却没有什么好的印象。从披露出来的1948年前后丁玲的日记、信件中是可以看出来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丁玲本拟转赴东北,但因交通阻隔而留在河北。1946年,周扬也离开延安到河北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并担任了这个革命根据地的宣传部长。1947年,丁玲写出了后来获得…     

建文帝隐藏闽侯雪峰寺与郑和谋面之我见

通过对福建闽侯雪峰寺的细致考察,结合《罪惟录》与清代《江宁县志》等史料分析,提出“建文帝曾藏身雪峰寺并与郑和谋面”的推断。再通过研究《雪峰山志》历代主持的事迹认为明永乐时期主持雪峰寺的洁庵禅师安排隐匿了建文帝,而永乐十七年胡滢也为追查建文帝下落来到雪峰寺,还留下碑刻。福建闽侯雪峰寺是建文帝逃难隐居最重要地点之一。     

“文革”中胡风不肯揭发周扬

1967年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这是姚文元继《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评“三家村”》之后,他的第三篇由向文艺界发难开始,进而全面开花指导当时“文化大革命”进程的“巨制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