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县制

新县制是民国史研究中一项十分重要然又尚属空白的课题。从1939年起到南京政府垮台,作为一种地方政治制度,新县制一直在国内推行,旨在强化基层政权中的统治机制。本文试图对新县制作一全面的探讨,进而考察国民政府后十年对地方的统治及其相互关系。     

抗战时期国统区筹办“地方自治”浅析

抗战时期国统区筹办“地方自治”浅析王世勇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出于各种政治需要,继续推行其所谓的＂训政＂,并以贯彻孙中山的地方自治理论相标榜,开始在国统区实施＂新县制＂,强化国民党基层政权并建立了各级自治机关。这不仅扩大了蒋介石政权的社会基础,而且...     

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废止时间考

南京政府于 2 0世纪 30年代所创设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 ,是民国地方政制史上行政层级介于省制之下、县制之上的重要制度变革 ,也是中国地方政制史上一项重要的制度变革 ,它上承历史上郡、府、州、道制 ,下启当代中国之专员区制度。对于这样重要的一项地方制度变革的探讨 ,与南京政府推行的新县制研究相比 ,显得相当冷落 ①。迄今 ,尚有许多重要问题缺乏研究。例如 ,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是何时被废止的 ?其废止原因是什么 ?等等。在此 ,笔者仅就专员制何时废止这一问题作一考析。自 30年代初逐步推行的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 ,是何时废…     

各省实施新县制推行地方自治成绩总检讨

1939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了《县各级组织纲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县制,要求重划县等、增强县政府职能、裁撤区署、建立乡镇公所、调整保甲、整理警卫、普及教育等等,以建立地方自治为名,达到加强对基层控制之目的。新县制以三年为限,1942年5月,内政部就各省实施情况进行分析,检讨新县制推行中存在的问题,对其成绩得失作了一个较为中肯的评价。     

抗战时期安徽新县制改革研究

抗战初期,新桂系参考广西经验对安徽县政进行了初步改革。1940年起,新桂系安徽省府推行国民政府新县制,内容包括行政机构调整、民意机关创建、国民兵团编整、干训体系完善等诸多方面。改革所带来的基层政权人员与机构的正规化及对地方自治的有限试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国安徽政治现代化,并为安徽省府进行社会动员、坚持敌后持久抗战产生了积极影响。但由于各种不利因素制约,改革最终未能摆脱近代中国官治吞噬自治的政治窠臼。     

谭克敏与抗战时期贵州的新县制改革

国民政府于1935年结束地方军绅势力长期控制贵州的局面,随后在县以下推行保甲制,加大国家权力向地方社会渗透的力度,希望将基层社会全面纳入国民政府的掌控之中,但收效甚微。1940年,谭克敏就任贵州省政府民政厅长后,开始大力推行新县制,内容包括整理行政区域、调整行政机构、创建民意机关、训练基层干部等诸多方面。谭克敏作为贵州出生的本土官员,其主持的民政厅成为贯彻中央意志和协调地方利益的关键机构。在人才缺乏、经费拮据的情况下,通过新县制的实施,国家权力在贵州基层社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下渗透。     

秦汉爵制问题研究综述

爵制是秦汉时期比较重要的一项典章制度,与皇权、官僚制、礼制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来是史学界所关注的研究对象。但由于史料的缺乏,有关秦汉爵制的某些问题一直颇有争议。20世纪以来简牍的大量出土,为秦汉爵制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相关研究掀起高潮。下面对秦汉爵制研究（主要限于大陆地区）作一回顾。     

抗战时期浙江省行政改革述论

抗战时期黄绍竑主政浙江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实施了"刷新政治"的开明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措施。在行政改革方面,调整各级行政机构、组建浙西行署、推行新县制、实施行政考核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国民政府对基层政权和民众的控制,推动了浙江后方国统区的初步开发与乡村教育的进步,也有利于抗战事业的发展,但由于各种原因,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实施的成效也并不显著。     

南京政府“地方自治”制度设计的演变

南京政府成立后,在遵照"总理遗教"的名义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地方自治"运动,这场运动与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相始终。"地方自治"的制度设计是整个"地方自治"的基础,南京政府时期地方自治制度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最初设计的制度由于"过于理想",而没能真正推行。随后,南京政府对地方自治制度不断进行修改变通,直至"纳保甲于自治之中",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整合了此前实施的基层管理制度,在地方自治的名义下推行了"新县制"。南京政府"地方自治"制度演变的总体趋势是不断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试论明清时期的闽台乡约

明清时期是闽台地区乡约推行较普遍的时期 ,这是闽台社会处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下 ,地方基层政权与乡绅势力联合重建社会秩序的一种重要表现。闽台地区乡约的推行既有与当时全国一样普遍性的特点 ,同时 ,又具有其独特的地域性特征 ,如乡约与乡族、神明威慑力量的紧密结合等 ,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明清闽台区域社会秩序的作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地方控制的加强与民族地区政治现代化——以湘西为例

抗战之前,湘西实际上处于后土司时代,国家权力非常薄弱。抗战之初,国民政府利用湘西苗民革屯抗日运动,结束了湘西后土司时代的统治。张治中治湘时期,他通过全面推行保甲制度、“试行”新县制,设置沅陵行署,发展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进一步强化对湘西的控制。薛岳主湘时期,清除陈渠珍势力,抢夺湘西军政大权,全面推行新县制,快速发展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使国民政府对湘西地区控制空前强化。国民政府对地方控制的加强成为民族地区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表征。     

图们江地区开发与建设大陆桥的走行路线研究

建设一条新亚欧大陆桥与图们江地区开发是互为因果的两项工程。对国际物流的分析是建设大陆桥的根据之一。本文从物流分析入手探讨建设大陆桥的必要性,随后又对照已有大陆桥情况提出对新大陆桥走行路线的认识。     

晋代墓葬制度与两晋变迁

晋制是继周制、汉制之后,中国古代墓葬制度发展演变的重要内容,考古学意义上的晋制与晋礼的制定关系密切,晋礼制定、施行的过程反映了汉魏晋社会的变迁。洛阳是西晋的都城,都城洛阳晋墓中的洛阳因素代表的墓葬制度内涵应该与西晋制订推行的新礼有关,洛阳因素反映的墓葬制度即为继汉制之后的晋制。东晋时期在都城建康地区逐渐形成建康因素,洛阳因素与建康因素是两晋时期墓葬制度的主要文化内涵。     

盛世才治新时期新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体系中的中共特色

盛世才治新时期,新疆局势渐趋稳定后,他效仿中共基层民主建政做法,使新疆基层政权革新初步凸显中共政治民主化色彩。在县级政权,盛世才效仿中共民主集中制原则,设置县政务委员会,民主议决与执行;在县级以下政权建设中推行区村制、民主选举区村长、实施村代表会制。通过借鉴中共基层民主建政经验,盛世才不仅首次健全了新疆基层政权体系,而且率先引入了中共政治民主化的措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新疆各项事业的发展。     

商周时期车马坑与主墓方位及朝向关系研究

考古发现的商周车马坑多达数百座,多数属随葬性质,分布于各地各等级贵族墓葬附近。车马坑与主墓的方位及朝向关系,往往体现了不同地区、国属、等级、文化背景的墓主人的葬制葬俗。通过统计分析,商周各时期各地区车马坑的位置设置各有特征,能够作为不同葬制葬俗对比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地方新军阀的县级行政设计——以四川防区制下的县级行政为个案

南京政府时期四川防区制下的县级行政,被以刘湘为代表的新军阀当局改造为军事贡役体制下的战争勤务工具,正常的民事行政职能因军事当局对团防工作和战争勤务的重点强化而萎缩。虽然四川新军阀当局县政设计的本意背离地方自治精神,但在敷衍南京中央政府地方自治建议的同时,新军阀当局通过积极推行户口清查和基层政权的组建,充分实现了对社会资源的最大限度控制和对基层团防的改造与利用。     

秦汉时期砖瓦窑研究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砖瓦生产的繁荣时期。在砖瓦生产中,窑炉是最重要的技术基础之一,故对砖瓦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秦汉时期的砖瓦窑型制众多,结构各异。就地域而言,秦汉时期的核心地区即陕西省和河南省出土的砖瓦窑数量最多,型制也最丰富。而从发展阶段来看,该时期的砖瓦窑呈现出随着时间推移类型逐渐减少、型制趋于统一的趋势。     

罗马共和国时期的道路建设

罗马共和国时期的道路建设在罗马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罗马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罗马道路建设的根本原因在于军事扩张的需要,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考虑并不多。共和国时期的道路建设主要在意大利本土进行,并呈现出鲜明的特色。这一时期的道路建设对罗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它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另一角度考察罗马社会。     

从礼制变革看秦国的君主政治

战国是中央集权君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时期,而礼制是先秦时期反映身份和等级的重要内容之一,礼制变革可以折射出各国君主政治、中央集权制的发展情况。本文通过战国中期以后的秦国礼制变革,在对比战国前期秦国和同时期东方六国相关礼制的基础上,对其差异所表现出的秦国君主政治的特征及其成因作一探讨。     

出土铁钱的修复与保护

早在秦汉时期,我国就出现了铁质货币。铁半两就是目前我国发现年代最早铁钱。两汉以后,我国许多朝代都相继铸制了铁质钱币,直至咸丰年间,清政府还在铸制各种大小铁线。我国历代遗留下来的铁质钱币,是研究我国古代初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其中不乏珍稀之品,为钱币研究者所珍爱。因此对于铁制钱币尤其是出土铁钱的保护,也就成为文物修复得与保护工作的一项不可忽视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