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瑞士的行政区划

瑞士是世界上典型的联邦制国家,长期以来在历史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瑞士的行政区划体系也有其独特之处。本文试就行政区划三大组成内容:地方行政建制、地方行政单位和行政区域分别加以分析,说明瑞士行政区划与语言分布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中国行政区划的前世今生

正中国现在共有34个省级行政区: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省级和其下的地级、县级,构成我国的三级主要行政区划。行政区划体系是我国2000多年历史演变的结果。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制度开始萌芽。从秦朝的郡县制,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国在中原的历代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主要有三种模式:州郡模式、道路模式、行省     

后晓荣著《秦代政区地理》评介

政区作为国家为行政管理而划分的区域,也是相应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所辖的区域,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和相对稳定性,即使是当代行政区划亦或多或少地继承了传统的政区建置,因此政区地理历来都是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国秦汉政区地理一直是沿革地理研究的热门话题,在这一时期,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史上实现了从“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宗法分封制到中央集权体制下郡县制的质的飞跃,     

中国省直管县市与地方行政区划层级体制的改革研究

中国行政区划呈现出"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盟)、市-县(旗)、市-乡镇"的多层级状态。调整规模、减少层级、增强活力,是中国地方行政区划体制以及相伴生的政府管理体制进一步改革的长期战略任务和目标。实施省直管县市体制是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层级体制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它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地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十世纪以来唐代县级政权研究综述

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县一直作为地方基本行政区划的一级而存在,它位于庞大官僚体系的最低层,长期担任着基层政权的职能。唐朝是我国古代社会繁荣、昌盛的阶段,它之所以能够在当时世界上构筑成强大的帝国,这与基层政权中县的基础作用是分不开的。唐代地方的行政区划前期实行的是州     

清代川东道的辖区与职能演变——兼论地方行政制度中道的性质

川东道是解读清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范本。通过考察,再次证明了道由一种临时性的藩臬二司派出机构,逐渐演变成有固定辖区和治所的府以上省以下的地方行政区划和机构。因应时变、灵活性和敏感性,使得川东道在晚清被附加了很多原本不相关的职能。尽管它本身不是一个完全近代化的职官,但由于府以上省以下的空隙过大,这种中层地方机构,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是需要的。     

天兴元年徙民与北魏初年的行政区划

北魏的行政区划以后燕政区为基础,上承十六国,下启北朝,在历史政区演变中相当重要。通过分析天兴元年的徙民事件并进而复原后燕州一级的行政区划,可以揭示北魏政区与后燕政区之间具体的因革关系,以及北魏以平城为中心行政区划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国历史地图集》对这个时期图幅的处理有失当之处。     

南诏时期洱海地区的白蛮语地名考释

白蛮语地名在南诏时期行政区划中出现频率较高,这些地方往往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历来的南诏史研究中受到较多的关注。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运用藏缅语材料对白蛮语地名的含义作了考释,认为从总体上看其语源呈多样化,这与历史上该地的民族社会历史变迁息息相关。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述评

正由周振鹤、李晓杰、张莉合著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是周振鹤主编的13卷本《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一部,本卷及"十六国北朝卷"的相继推出标志着中国行政区划通史项目的顺利完成。秦汉时期是行政区划或言之郡县制的确立期,在整个行政区划变迁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卷在整个行政区划通史项目中的地位亦可见一斑。全书分三编和附录,三编按时代顺序依次为上编"秦代政区"、中编"西汉政     

城市化进程中行政区划调整的类型、问题与发展

在回顾和总结近30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行政区划调整的过程、类型与特点的基础上,对国内学者关于城市化中的行政区划调整研究进行总结、梳理。行政区划调整在适应和促进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相应的问题;在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市制改革、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规划耦合机制、行政区划调整与农村城市化、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群发展等四个方面;未来我国城市化中的行政区划调整研究的重点是理顺撤县(市)设区后的城市管理体制,市辖区范围调整,城市群的行政区划调整与管理体制,市制改革等方面。     

浅论汉唐州、道性质变迁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渐渐固定两种类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者斗争一直贯穿封建国家历史,但总的趋势是中央集权的加强。汉代州、唐代道最初设置都为监察性质,最终却成为行政区划,在此过程中反映出中央与地方关系如何消长制衡,本文拟从此探讨。     

明嘉靖《陕西通志》(校点本)序

我国历史上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由朝廷或地方官府出面组织编修地方志。现在校点的这部《陕西通志》，是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由时任陕西巡抚赵廷瑞主修、陕西三原籍著名学者马理等人编纂的一部省级地方志书，共40卷。不过，当时的陕西是一个很大的行政区划概念，     

志书的境域与志书记述的关系

<正>志书原来仅指记载郡、国之史的方志,其他记载专业之事志书是后来方志体裁形式的发展。"方志"的含义,通俗地说一个地方的记述。因此,志书首先要明确一个地方的范围,这就是境域。用现在的政治治理的术语来说,就是"行政区域"了。一地的"行政区域",是由上级行政主体的行政区划确定的。"行政区域"是多变的,不同时期的行政主体会作不同的行政区划,志书记述的一地历史的"行政区域"大多不会是不变的单一。特别是通记一地历史沿革的志书,它的境     

一部有特色的志书——评《拜城县志》

地方志是一定行政区划内历史与现状的综合记录。编写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源远流长，并以方志为国史之辅，形成了国有史、地方有志的历史传统。明清以来，随着造纸业的繁荣和印刷术的发展，各地纷纷修志，方志撰述，蔚为大观。这在全世界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证实了方志巨大的科学价值。《苏州府志》有关机户和织工的记载，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推向了热潮；《固原县志》中有关地震的记载，     

民国广东省的行政区划建设与县界纠纷

民国国民党政府掀起乡村建设运动,推动地方自治事业,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其行政区划建设与地政管理仍然十分滞后,导致地方建设事业推动过程中,由于地界的不明晰而县界纠纷频生。广东省亦是如此,本文主要简单介绍民国时期广东省的行政区划建设情况与各种不同各类型的县界纠纷情形。     

《中国历史地图集》 “元时期全图(一)”勘误二则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元·明时期》元朝前期图以至元十七年行政区划为准绘制,图上所标开成府、荆南路有误,应分别为开成路和江陵路。     

略论元朝的统治政策对中国民族发展的意义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变革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历史朝代。元朝所推行的行省制度、驿传制度、屯田制度、土司制度等统治政策不仅将全国所有地区置于统一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还加强了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促进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进一步推进了中国以汉族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并对后世中国行政区划的变革,政治体制的变迁,以及民族地区统治制度和今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岭南谪宦》读后

<正>岭南地区的开发始于秦汉时期,自唐初设置"岭南"行政区划以降,岭南的发展进程渐次加速,历宋元明清,其势不减。特别是以珠三角为龙头的南粤,在近代至当代中国的历史大舞台上,一再成为执风气之先的前沿,引领岭南乃至整个中国前行的航向。纵观岭南两千余年的历史脉动与嬗变轨迹,两宋时期无疑是岭南从蛮夷向神州迈进的过渡时     

近70年来中国历史时期疆域与政区变迁研究的主要进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年以来,中国历史时期疆域与政区变迁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有两项:一是《中国历史地图集》,二是《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二者在研究缘起、研究旨趣、运作方式及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上都有所不同。总体上,前者体现了政区地理的"通代研究",后者则在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断代政区地理研究";前者代表了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向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转型,而后者似显示出历史疆域政区研究向历史学的回归。此外,70年来的疆域政区研究在旧史料的整理和新出史料的解析和运用、新的研究视野和GIS科技手段的使用、历史政治地理学理论的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遗存县治”现状的再研究及其遗产价值——以浙江省为例

"遗存县治"是县级行政区划变迁的政治(行政)聚落遗存。论文以浙江省为例,在历史地理研究的基础上,从遗产保护的视角分析了"遗存县治"遗存特点,认为"遗存县治"是中国传统政治(行政)文化和城镇规划思想的重要载体,即作为曾经的中国古代地方基层政治(行政)中心,遗存了丰富的地名遗产,保留了古代基层行政文化,反映了传统城市规划思想,保留了较好的传统政治(行政)城镇格局,仍能与周边山水环境融为一体,是中国(东方)农业文明背景下的聚落遗存代表,拥有较高的遗产价值。加强对"遗存县治"类小城镇的学术研究是挖掘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也为我国历史城镇遗产特别是历史小城镇遗产的申报提供了案例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