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末后妃参政述略

辽代是一个融合开放的时代,约束少而又有才干的辽代后妃活跃于政治舞台之上,从而形成了辽代后妃频频参政这一独特历史现象。其中不乏直接临朝执政者,但更多的是以妻妾之便参与人主谋划,站在权力舞台后面,参与政事者。本文论述了辽末参政的三位后妃即:道宗宣懿皇后,道宗惠妃及天祚文妃的参政概况,揭示了辽末后妃参政之衰落。     

浅析辽代绘画

辽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契丹族所建立的王朝。先后建立了上京、中京、东京、南京和西京五个京城。公元936年,辽得燕云十六州,并将开封的方伎、百工、图籍、文物掠入五个京城,汉人画家多为辽朝所用,从而推动了辽代绘画的发展。     

辽代前期汉人重臣高勋生平发微

高勋家族在五代的前三代都延续不衰,其本人由后晋降辽,仕途一帆风顺。高勋参与了萧思温、韩匡嗣、女里、耶律贤等人谋弑穆宗的行动,但是景宗即位之后,该政治联盟也因为政变的成功而分裂成了帝后两党,两党为争夺统治大权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首先,萧思温之死是出于景宗的指使,由高勋、女里等人派人暗杀。之后,萧后借助韩匡嗣家族的力量,杀高勋、女里等人,使景宗失去了倚靠力量,大权最终落入萧后之手。     

辽代石刻概述

本文全面系统地记述了辽代石刻文字的发现与著录、种类与特点、学术价值及影响和研究现状。指出陈述先生的《辽文汇》和《全辽文》是最早全面搜集辽代石刻文字的著作,迄今为止已知辽代石刻文字约有320～330种左右,成为订正、补充《辽史》的重要第一手资料。它揭示了辽朝多次更换国号,补充了大量人物史实,推动了契丹文字研究。辽代的白话碑对于研究白话碑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论辽代军乐

本文较全面地归纳、分析了辽代军乐的形成和发展;对其军乐的阵容进行了对比和排列;并对其军乐使用的器乐,查找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出土文物进行分析,逐件论述.     

辽代法令考

文章首次全面地对辽代的律令进行了钩稽考索,列出现存辽令44通,并就令的产生、执行以及和唐律的关系、价值等展开了分析,认为辽代的令与唐律没有根本关系,尤其是针对辽代实际情况而颁布的诏令,为辽律的补充,在辽代的法系中具有一定的地位、作用。     

辽代玉魁考

南京大学博物馆馆藏一玉器,器身长13．5、宽9．6、连器柄宽13.4、高3．5厘米(图一)。此器用优质和阗青白玉仔料雕成,质地致密温润,泛油脂光泽,白中微微带有青色,外壁一侧还留有一块桂花黄皮。器身为椭圆形,敞口,     

说椒房

椒,即花椒,是自然界中一种极为普通的植物。然而,由于其种籽天然的生理结构特点和众多的实用价值,使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被赋予丰富的文化内涵。椒房之称便集中地体现了椒所包含的文化意蕴。     

辽代的赋役制度

辽代的赋税制度 ,是依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而制定的 ,大体可分为州县、部族与属国、属部三种类型。其具体徭役名目繁多。契丹、汉族、渤海等族人民是赋役制度的主要承担者。因俗而治 ,沿袭中原之制又有所创新 ,是辽代赋役制度的基本特色。     

清初摄政、辅政体制与皇权政治

清初经历了叔王摄政、异姓大臣辅政的两种特殊的政治体制。入关前,太祖、太宗未定立储制度。皇太极过世,各派势力窥视皇权,戏剧性地达成拥立幼主福临,叔王摄政的体制。摄政王权势过重,威胁皇权,借机治罪多尔衮。康熙冲龄即位,借鉴前制陋规,形成以孝庄文皇后为核心的异姓大臣辅政统系,辅政失控,导致权臣鳌拜专权,再次危及皇权,而智捉鳌拜。摄政王、辅政大臣的争斗,反映了满洲八旗内旗籍矛盾的尖锐。摄政、辅政与皇权之间的冲突,构成了清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极大地影响着清初政治的价值取向。     

浅说辽代马盂山

欧阳修诗:“马盂山西有落霞”。《辽史·地理志》:“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来,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氵黄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马盂山的名称始见于辽代,乃辽域著名山脉,以至于后来的元、明、清等各个历史时期的诸多相关史料记载也多有涉及。按《辽史·地理志》和《嘉庆重修一统志》的记载,马盂山有两处,一处在辽代上京道临潢府域内,另一处在辽代中京道大定府域内①。本文所涉概指辽代中京道大定府域内之马盂山。阅读史料,历代关于马盂山的记载常有出入,或者名称出现变…     

辽代琥珀来源的探讨

本文主要以中、西文献记载为依据,结合考古出土以及以往的研究成果,论证辽代的琥珀原材料很可能来自遥远的欧洲波罗的海沿岸.波罗的海琥珀由基辅罗斯北部诺夫哥罗德城,沿伏尔加河南下,到达地中海.再东经黑海、里海,达河中地区.然后经皮毛之路、丝绸之路进入辽境.     

双轨制与辽文化

政治制度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同的政治模式对文化的发展会产生不同的作用。辽朝实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双轨制,对辽朝境内的中原文化、契丹文化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并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双轨制下的多元文化并存为文化交流融合提供了可能,各类文化在自由发展的同时自然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辽文化。     

出土瓷器所见辽金燕云地区政治及文化变迁

燕云地区是辽金时期瓷业发展迅速且瓷器风格显著的区域之一,墓葬及塔基遗址等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瓷器产品,反映了当时独特的政治环境和文化面貌。通过梳理燕云地区出土的600余件辽金时期瓷器的资料可知,辽代燕云地区瓷业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对唐末五代瓷业的承袭以及社会各阶层对瓷器的现实需求密切相关;瓷器产地和种类的变化体现出辽金时期朝代嬗变、南北对峙等政治环境对瓷业发展的影响;典型游牧民族器物的演变、消失,以及中原传统器类和制瓷工艺对燕云瓷业的影响,是辽金时期多民族文化互动交融的重要见证。     

辽代西辽河冲积平原及邻近地区的湖泊

辽代前期西辽河冲积平原上有许多较大湖泊 ,但辽代后期这些湖泊不见于记载 ,反映了辽代西辽河流域的湖泊与环境有很大变化。辽代独特的人文地理现象——“捺钵”制度 ,与西辽河流域多湖泊有一定关系     

辽代木构建筑

遗产地包括山西应县木塔和辽宁义县奉国寺大雄殿。应县木塔位于朔州市应县的西北,建于1056年;奉国寺位于锦州城义县的东北,建于1020年,二者均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传国玉玺与清朝正统论的几个问题

制诰之宝在明清易代之际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皇太极君臣视该玺为秦玺,故其继统乃来自汉唐以来诸王朝。当得玺的消息传出,还出现该玺为掌教符印之说,并为清朝所接受。入关后清朝淡化该玺之重要性,并视之为元玺,乾隆皇帝更称大清得统在德不在玺,并毁坏该玺,但却在多年后又予重制,以免显得清初得统不正。当蒙古王公献上同名玉玺,皇帝面对蒙古仍打算利用之。从传国玺能见清朝正统论在不同阶层、时段、文化中的调整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