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孔丛子·诘墨篇》与儒墨对立

《孔丛子》主要记述了孔氏子孙、孔门弟子与各诸侯国君、卿大夫等人的言语行事,可称为"孔氏家学的学案"。《诘墨》是孔鲋对墨子诬称孔子、孔门弟子及孔晏关系作出的反驳。本文将对《诘墨》篇的材料一一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来探究儒墨两派对立的原因和影响。     

中国“通变”与西方“二元对立”辩证法思想的差别——读《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得到的启示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交流在不断的增加,除了双方的互惠互信,中西之间因思想上的差别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在很多方面阻碍了中国进一步与世界其他地方人们的交流与联系。这些问题追根到底是由中西方思想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即两种宇宙观、思维方式乃至两种语言结构上的区别所引起的。在田辰山教授的著作《中国辩证法》中,他详细阐述了这两种辩证法思想的差别,以\"通变\"和\"二元对立\"这一简明的术语进行了概括,从而为我们更好的理解和比较中西方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二元对立视角看真善美在王尔德《自私的巨人》中的体现

奥斯卡·王尔德的童话《自私的巨人》用很短的篇幅讲述了一个自私的巨人变成良善之人的童话故事.从西方二元对立角度解读该文本,高大与弱小、温暖与寒冷、自私与无私、自私与善良、人间与天堂之间形成鲜明对比.二元对立对象之间的关系体现了王尔德对真善美的追求,深化了故事主题和内涵.     

史华慈著《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导言

一九九八年春天,我的一位研究西方古代史的同事Mike Clover——他同时是一位为钦许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所著《中国古代思想世界》(The营农场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的学者——邀请史莘慈教授参与他筹备多时的“过去千年的欧亚及非洲”会议。与会者还包括Heiko Oberman,J．C． Heesterman,Catherine Coquery Vidrovitch等人。史莘慈在会议中所提出的论文是他在过世之前三十七天完成的最后一篇学术著作,由我在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一日至十二日于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市举行的会议中代为宣读。     

新地区主义对维护亚太安全的作用——《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结构变动》读后感

《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结构变动》是国内第一批专门以地区主义理论为主题的专门作品。该书创新性地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结构分析的研究方法,从安全、生产、金融、知识四大结构对亚太地区的结构变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体现出作者耿协峰博士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学术水平,但是不可避免的本书也存在一些缺陷,但是瑕不掩瑜,这依旧是一本研究区域一体化不可多得的好书。这篇读后感结合较近一段时间亚太地区复杂形势进行论述,认为亚太的长治久安非常需要新地区主义的理论进行指导,创造新地区主义、发展新地区主义、利用新地区主义是亚太长治久安的有效保障。     

《说文解字·宀部》与传统文化

《说文解字》以据形求义为务,在训解字义的同时,也传播着丰富的文化。其中宀部字用以形表义的方式展现出远古祖先居住的情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心理状态和相关行为。     

解读不尽的中国饮食文化--读《中国传统食俗》

有关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书已拜读过好几本,且都感到写得不错。今年3月初,听邱国珍教授说她撰写的《中国传统食俗》一书即将出版,心中不禁生出一丝疑虑：现在还研究这样一个很传统的课题,还能写出新意么?6月初。读到了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的这本书,才觉得自己是杞人忧天了。     

东方主义视阈下《扶桑》中华裔移民的生存困境与身份对抗

文章以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为依据,分析《扶桑》中被妖魔化、神秘化的第一代华裔移民群像,揭露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俯视.并在此视阈下展现初代华裔移民固守东方文化,对自身移民身份的反抗;以及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压迫下,弱势文化群体的文化认同困境.     

泰西阿斯《波斯志》的“东方主义”及其历史渊源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古典学界逐渐形成了将泰西阿斯的《波斯志》视为古希腊史学中东方主义思想源头的学术观点。通过对《波斯志》现存残篇的分析和对古希腊散文体波斯志体裁源流的梳理,笔者认为,泰西阿斯对东方世界的总体评价是褒贬结合、理性客观的;《波斯志》独特的历史叙述模式并非来自于东方主义史观,而是古希腊诗体文学与希罗多德史学传统在散文体波斯志中的共同延续。泰西阿斯的《波斯志》一方面包含大量十分鲜明的文学要素,另一方面又构成了古希腊波斯史叙述模式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自上而下的民主与现代威权主义--巴西1964年军事政变的政治根源

60年代巴西之所以产生威权主义,固然有它的经济根源和军队内部原因,但与战后巴西政治发展的特点也密切相关.威权主义产生的直接根源在于60年代的政治极端化和激进化,而这与战后巴西民主体制建立的过程有直接联系.因为战后巴西的民主制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这样的民主制本身特定的内在矛盾使得它很难转变为稳定的民主制,相反,它为现代威权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传承与变异——传统文化对旅游开发的应答

地方性的传统文化是旅游开发的重要资源,是传统地区旅游业赖以发展的源泉,传统文化的开发、利用促进了传统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发展旅游又往往使传统地区过快地抛弃传统,在经济利益的牵动下传统文化发生非正态变异。本文结合案例研究对传统文化如何应答旅游开发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试图对传统文化在旅游开发和现代化过程中的传承、保护问题提出一个解决的途径。     

中国传统文学在新马的传播--兼论土生华人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学在新马流播极早,它们主要是通过早期劳工口头传播、私塾授受传播、文人沙龙传播、华人社团传播、峇峇群落马来文翻译传播等渠道,使中国传统文学在当地被广泛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延续.中国文学由此对当地的华人与华文文学产生巨大的影响.     

有情之图画,无声之乐章——小议中国书法、篆刻的欣赏

欣赏中国书法、篆刻,是一门学问。人们对于书法篆刻的兴趣和爱好,往往是出于对它们欣赏。其实,欣赏本身就是学习中不可缺少的实践活动。     

中国画的欣赏、鉴赏和创作

从中国画欣赏和创作的角度,谈中国画的本质特征,国画与西方绘画的关系、与中国古典哲学的关系,中国画的审美境界、中国笔墨文化等等,说明中国画是淡泊,养生,向善的艺术。强调“文”是进入中国画创作和欣赏的门槛,也是沟通画家和社会的桥梁。     

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广泛传播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有着某些契合点。例如,中国社会原有的均平理想、人学思想、经世致用思想和敢于斗争的传统等。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民主性精华,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     

《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观及其原因探析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作为体现清代官方文化思想的大型丛书,在“小说家类”的提要编撰中集中反映了清人传统的小说观。清人小说观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作为清代官方丛书,《总目》对小说观有着一定的历史贡献。     

风景旅游城市传统旅游服务业空间布局分异研究——以泰安市主城区旅行社和星级酒店为例

本文以泰安市主城区为研究案例地,选取该区域内的旅行社和星级酒店为研究对象,利用分形的网格维数和空间句法方法,对传统旅游服务业的布局分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旅行社对城市整体及局部交通环境要求都较高,多集中分布于车站-景点及景点-景点的连线上;星级酒店分布则相对分散,在不同级别的整体交通集成度空间上分布差异不大（除交通极为不便的整体集成度最低区域外）,而对局部交通环境要求较高,多分布于局部交通集成核心。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这两种旅游服务业在泰安市主城区的布局分异的成因。     

The Impact of Back Benchers in the Creation of Social Reform: The Indefatigable and Honourable Exertions of Mr Gilbert*

During the 18th century, back-bench members of parliament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creating social policy.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case study of the political campaigns of the Lichfield MP, Thomas Gilbert, and his attempts at a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the poor law in 1765 and 1782. These individual endeavours were energetic, sophisticated, but unallied to a particular agenda or based on Gilbert's original perspectives. Instead, he harnessed the power of local interests and extra-parliamentary forces, particularly magistrates, through the adept use of print culture in his later campaign to form social policy based on a broad political consensus. A skilled political operator, he used these same methods to help navigate his bills through parliament. To better fit the context, the campaigns were moulded around political expediency and influen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Gilbert's humanitarian reputation and the burgeoning of the press, parliamentary reporting, and political debate.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s of 1765 and 1782 were, therefore, different, and broader trends influenced the two campaigns.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ess to political campaigning and suggests that to be successful (in social policy at least) a would-be reformer was required to engage with a developing participatory political culture. However, given Gilbert's approach, the importance of ideology as a basis for social reform in an 18th-century context is questioned.     

近代德国传统贵族与资产阶级的融合

在近代史上,德国贵族之所以牢牢地掌握着国家统治权,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与资产阶级的相互融合,利益日趋一致。一方面,贵族在经济上资产阶级化,另一方面,大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不断贵族化,而且相互之间通过频繁的联姻加强联系。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为贵族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奠定了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