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及其实践——论饶宗颐古史研究的贡献

饶宗颐最初与古史辨派阵营有较多接触,后来他的古史观发生改变,转而反思疑古运动存在的问题。饶宗颐的古史研究,旨趣近于“罗王之学”,走的是“新证”一派的道路。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饶氏将出土材料分为有文字材料与无文字材料两种,提出“三重证据法”及“五重证据法”。饶氏致力于通过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及考古遗存等材料进行古史重建。他重新思考古史的时代框架及其传说流变,并就古地理开展了一系列新的讨论,体现了对“三重证据法”的实践。     

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及其实践——论饶宗颐古史研究的贡献北大核心CSSCI

饶宗颐最初与古史辨派阵营有较多接触,后来他的古史观发生改变,转而反思疑古运动存在的问题。饶宗颐的古史研究,旨趣近于“罗王之学”,走的是“新证”一派的道路。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饶氏将出土材料分为有文字材料与无文字材料两种,提出“三重证据法”及“五重证据法”。饶氏致力于通过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及考古遗存等材料进行古史重建。他重新思考古史的时代框架及其传说流变,并就古地理开展了一系列新的讨论,体现了对“三重证据法”的实践。     

甲骨四方风研究的新进展与反思

正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也是上古史和早期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甲骨文发现120年来,相关研究方兴未艾。甲骨材料中有若干关于四方名和四方风名的记载,与传世文献可互相参证,对商代史研究有重大意义。运用地下材料印证纸上材料古已有之,宋代和清代学者用金石资料考证古史所获颇多。王国维在既有传统的基础上综合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发展出了"二重证据法",核心理念即运用出土史料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包括用出土史料(出土文献、古器物等)印证传世文献的部分实录性、用传世文献阐明出土史料的内容两个方面,对古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思想是考古学的工具--论俞伟超的考古学理论与实践

俞伟超考古学思想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马克思主义考古学解释体系的初步探索;考古学文化与族群关系的文献与实物的二重证据推定;考古学文化遗存的技术、社会和观念的三重解读以及以此为方法论核心的考古学新体系的建立。     

《逸周书·祭公》新证

本文主要采用"二重证据法",将《逸周书·祭公》篇与西周铜器铭文、传世的《尚书》、《诗经》等西周文献比对,支持《祭公》篇为可靠的西周文献的观点,并纠正了其中断句、讹误、脱漏等错误。     

汉简中与重文号相关的几个问题

文章以汉简中的“重文号”为对象,主要讨论两方面问题。一是重文号的特殊写法和释录整理问题。总结了汉简中重文号的草写形式,并指出前人因未注意重文号草写特点造成的释读错误。二是讨论与重文号同形但并不表示重文的特殊符号解读问题,指出汉简中有些特殊的“重文号”实际表示停顿、强调、合文、删除等作用。通过归纳总结,不仅指出原整理者的释文问题,也对出土文献中的符号使用与表义有了新的认识,有利于今后的文献解读和利用。     

汉代宫省宿卫的四重体系研究

杨鸿年、廖伯源通过对汉代宫省制度的研究,认为汉代宫省中存有一个三层宿卫体系,这一结论是我们理解汉代宫省宿卫制度的基础。由于宫省制度概念的模糊及考古材料的缺乏,二人的研究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存在。结合汉长安城未央宫的发掘情况与文献记载,可以发现汉代宫省中实际存在一个四重宿卫体系,其中省中与禁中不同,而禁中是皇帝起居之处,是四层宿卫体系中最核心所在。     

民俗文献研究的前沿眼光——读张勃《明代岁时民俗文献研究》

中国古代民俗文献浩如烟海,却未能得到应有的整理与研究。在民俗学学科圈内,少有学者肯在这个方面下硬功夫。民俗文献研究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民俗文献比较繁杂、零散,不如其他学科典籍文献相对单纯,且时间维度模糊,梳理起来难度相当大;二是民俗文献仅仅是民俗事象的载录,不是学问的书写,对其研究难以进入学界一贯所推崇的“考据”的学术境界,或者说研究者的学问和水平不能得到有效显现。而张勃的《明代岁时民俗文献研究》专著则另辟蹊径,瞄准学科前沿,有效地摆脱了这种困境,为民俗文献学研究确立和实践了一种崭新的高度,大大提升了民俗文献研究的学术品位。     

试论传说时代历史重建的方法论——以陶寺遗址考古实践为例

传说时代包括史前和原史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的史实素地可以被考古资料真实地、片段地记录,而相关的古史系统则是后人根据当时的需要,利用既有史实构建的。因此,不论是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还是文献考古法,都不可避免用考古资料与古史系统对应的不对称矛盾,需要方法论的创新,即以考古证据链为主股,配合文献证据链股,辅以人类学证据链股,拧成一条有机联系的"三股证据链绳",去探索史实素地,重建传说时代历史。陶寺遗址考古实践,证明了这种方法论的实用性。     

浅谈数字化时代二次文献的应用与开发

二次文献是我国图书馆中的重要资源,其作用主要是为了服务文献与知识领域。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网络应用的普及使得二次文献资源的应用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为此对数字化时代二次文献的应用与开发进行探讨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对二次文献的现状及数字化时代对二次文献所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力求充分发挥二次文献的优势,使其在数字化时代也能以持续且稳定的状态发展下去。     

中国饮食辛辣口味的地理分布及其成因研究

本文将统计分析、实地考察、文献记载结合起来研究认为,经过历史时期的发展,现在中国在饮食口哧上形成了长江上中游辛辣重区、北方微辣区和东南沿海淡味区三个辛辣口味程次的地区。最后认为冬季日照数少、湿润而寒冷是形成辛辣重区的环境因素,同时也分析了形成辛辣重区的社会因素,如移民等因素。     

活着的古城

“几千、几百年前的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这是个饶富兴味的话题,专家在做出解答时,往往会引用大学者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将考古发掘出的地下之新材料,与典籍中固有的纸上之旧文献对照印证,我们就能大致勾勒复原出古人的生活图景。     

民俗文物与民俗文献的价值研究

民俗文物逐渐得到学界与社会的重视,但目前还存在着重视物质类民俗文物,轻视非物质类民俗文物的倾向,而民俗文献尤不得重视。民俗文献类文物文化含量高,但容易流失,亟需保护。民俗文献类文物分为两个大类,一是记载民俗活动的文献,二是承担民俗功能的文献。本文以承担民俗功能的民俗文献之帖式为例,以见出这些文献所富含的文化价值。     

数字化时代二次文献的应用与开发之我见

在数字化、网络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二次文献如何体现自己存在的价值,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对此,笔者通过对二次文献的定义和历史发展的论述,探讨了二次文献在数字化过程中的困境,提出开发二次文献资源的必要性。     

地方文献收藏利用略论——以福建省高校图书馆为例

地方高校是为地方建设培养和输送人才的重要场所,也是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的重要力量。地方高校图书馆收集、整理、开发地方文献数量的多少和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地方高校的办学质量和服务社会的水平。福建各地方高校注意到文献资料收集对办学的影响,立足不同地域特色开展了文献资料的收集和研究,但还存在重专业文献轻地方文献、重历史文献轻现当代文献、重文字资料轻其他形式资料等问题。文章以福建省高校图书馆为例,简述收藏地方文献的重要性及其现状,阐述收藏地方文献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并提出当前进一步完善收藏地方文献工作的建议。     

义例研究在墓志文献整理中的应用

金石义例学的术语和方法均源自经学,是研究金石文献中对后世有示范作用的记事规则的一门学问。近年碑志的不断出土,引发学界石刻研究热潮,金石义例重又受到学界关注。墓志义例研究对墓志文献整理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可以帮助研究者发现单从内容角度难以发现的问题;第二、有助于考据的深入和证据链的形成。注意墓志义例研究在墓志文献整理中的应用,可以有效避免文献整理中的一些错误。     

《战国竹书形制及相关问题研究》评介

正当下学术界对出土文献的研究往往聚焦在文字方面,而对书写的载体简牍本身则关注不多。实际上,首倡"二重证据法"的王国维就非常重视对简牍实物及其制度的研究,所著《简牍检署考》即为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与王氏所处的时代相比,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简牍实物要多得多,大宗的如郭店简、上博简与清华简等都提供了丰富的形制     

关于《周礼》鸟兽尊彝形制研究的反思

学界关于《周礼》所载鸟兽尊彝形制的讨论,存在重考古轻文献的倾向,主要表现为用出土的象形尊彝否定文献中刻木画图的记载。其实,出土尊彝也有刻有鸟兽纹样者,可与《庄子》、郑玄注等文献相互印证,当引起应有的重视。在古史研究中,考古材料固然是必要的取证依据,但也有支离破碎的缺点,尤其在尚未得到充分解读且与文献记载相左时,更应在理论和方法上多几分谨慎态度,避免遽然否定文献。     

日本经济新二重结构论——重视潜在增长力及內需扩大

新的二重结构正在日本经济中复活,但是,其实质是什么?又怎样评价现在的潜在增长力?力争取消二重结构是否有利?我主张,为了改革消费停滞、输出压力慢性增大的不正常经济状态,应该注视一下二重结构。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的入藏与整理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主体是来自日本大谷光瑞在我国甘肃、新疆等地的探险所得,多为大小不一的残片,总数约在26000多片。这批文献最早是在日本神户的二乐庄进行初步整理。1915年以后,大谷收藏品分散,大部分随大谷光瑞来到旅顺,寄存于当时的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陈列所,即现在旅顺博物馆的前身。1929年,这批文献正式入藏关东都督府博物馆。上世纪五十年代,旅顺博物馆对这批文献进行了重新登记,编制目录。二十一世纪以来,旅顺博物馆和多家科研机构合作,对这批文献展开了全方面的整理与研究,发现了一批重要的佛教、道教经典及世俗文书,对于丰富并加深我们对新疆地区历史文化的认识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