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了家乡沦陷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至为深重,日寇侵占我国期间,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种种罪行罄竹难书。我是亲历,提起往事,记忆犹新。     

朱德坚持团结抗战的一段往事

“七七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得以正式形成,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党的军队成了友军。但是,这两支军队是根本不同的。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国民党军队则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要使这样两支军队在抗日的道路上携手合作,就要求双方领导人能以民族大义为     

抗战时期杂牌军的待遇及其伪化问题

抗战时期,国民党不愿完全放弃削除异己的做法,未平等地对待杂牌军。杂牌军和中央军在武器装备、后勤供给、兵员补充、将领处分等诸多方面存有差别,造成杂牌军在抗战中处境极为艰难,个别杂牌军将领伪化以图存。     

张灵甫遗孀王玉龄

王玉龄祖籍安徽舒城,1928年6月出生于长沙市的书香世家,祖辈曾担任过清朝的尚书和两江提督。民国时期,原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乘坐的第一辆轿车就是王家捐赠的,由此可见王玉龄乃豪门之女。青年时代,王玉龄在长沙福湘女校读书时,其芳姿便称于校。抗日战争期间,她转入含光女中继续读高中。抗战胜利不久,1945年下半年的一天,原国民党七十四军张处长的太太特邀她去长沙颇负盛名的“一乐也”理发厅烫发。在烫发中,一个英俊魁伟的军人站在她理发椅的后面,从对面的镜中窥视她的芳容,这就是张灵甫。     

国民党河南省政府迁卢简况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推行片面抗战路线，采取单纯防御的方针，致使日军长驱直人，华北重地北平、天津、太原等城市相继失守，大片国土沦人敌手。     

我参加了八年抗战

我叫王建华,今年90岁。当年全程参加了八年抗战并活到今天,我感到无比的幸运!     

抗日期间桂柳溃败时的夏威

1944年秋冬间,日寇沿湘桂路入侵广西,国民党十六集团总司令夏威奉命率部守备桂林并指挥桂柳会战。其总司令部最先驻节于永福,笔当时在夏总部当工兵参谋,经常随同首长视察前线,因而有机会接近总司令夏威和总部参谋长韩练成。兹将在这次桂柳溃败中我亲历亲见夏威几桩重大事件,叙述于下：     

我在抗战时期当县长的经历

抗战初期,我任河南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官,随河南省政府由开封到镇平,又由镇平到南阳,后来到了洛阳。当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程潜为了选拔青年担任县长,乃举行县长考试。我参加了考试,成绩名列第三。     

平津保军事斗争中的“怪胎”王凤岗

平(北平)、津(天津)、保(保定)三角地带,在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中,因其战略地位显要,成为敌我必争之地。在这里,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永彪青史的英雄,也出现过一些由特殊环境孕育的“怪胎”。王凤岗就是这种“怪胎”之一,永远被绑在“耻辱柱”上的小丑。     

我为在玉田的朝鲜慰安妇作证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却密令侵华日军不准向坚持敌后英勇抗日的八路军缴枪投降,实行蒋敌伪合流。我们冀热辽军区的八路军奉延安总部朱总司令的命令,向东北挺进,收复京山线上的敌占据点,消灭拒不投降的日伪军。9月20日夜,我军向盘踞在玉田县城内的日军独立第八旅团赖谷胜治大队和1600多名伪军展开了进攻。     

国民政府监察院调查长沙文夕大火相关史料

1938年11月13日,长沙市因军警负责者举措慌张而酿成火灾,大火延烧三四日之久,致繁盛市区损失重大。此组史料出自本馆所藏国民政府监察院档案,包括监察院程永言、高一涵及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等人有关长沙文夕大火的系列调查报告与善后处置记录。     

我在鄂西五年的经历与见闻

1940年6月宜昌沦陷以后,国民党在恩施建立了第六战区,由陈诚担任司令长官。同时,陈诚又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从此,恩施实际成为战时的湖北省会（在此之前,湖北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均驻宜昌）。     

我所经历的日寇侵华罪行二三事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了疯狂的侵略,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他们侵占了大片的中国国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使中国遭受了巨大损失。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经过八年抗战,终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我的年纪很小,但也愿把亲身经历的点滴事例回忆起来,事情虽然零碎,但却可窥当时情况之一斑。     

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研究述略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敌后游击战,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长期未得到认可,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迄今仍是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中一个极其薄弱的环节;但大家都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应当加以研究。本首先介绍研究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资料情况,回顾研究些一问题的历程,并介绍海外、大陆、台湾的研究概况。然后按内容分别介绍已有研究成果的主要观点,并作出简要评价。最后从总体上对研究现状作出评论和展望。     

我曾是日冠的精神虐待试验品

60年前,作为饱受摧残、历经战乱的幸存之一的我和千千万万受难同胞一样,经历了数年悲惨流离的生活。我曾被当作日军试验品受到疯狂迫害,后侥幸逃脱魔爪,1947年入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学习后从事声乐教研工作。下面是我回忆日军攻陷武汉后的亲身遭遇及耳闻目睹的事实。     

忆抗战末期我与西马、东史郎的交往

l941年4月20日晚宁波沦陷,1945年8月驻宁波日军投降。在这四年沦陷期里,日本侵略者在港城宁波犯下了多少滔天罪行。秦师娄老人现年84岁,慈城人。早年在上海谋生,曾在申报馆供过事。1944年回宁波工作。1944-1945年间,他与日本军官西马、东史郎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交往故事,特别是秦老对宁波慰安所的回忆,更是他处未见记载,可谓独家披露。[编者按]     

战时国民党党员与基层党组织

与战前相比,战时国民党的组织规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膨胀和扩充。在国统区,党机器的组织触角延伸到了县以下乡村基层社会。其组织扩张和渗透能力达到了它建党和执政以来的鼎盛。然而,由于国民党党机器长期以来所积淀的组织功能障碍和内在积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疏理和清除,战时党组织在量上的膨胀和扩张,不仅没有展示出党力的强健和壮大。相反组织的涣散随着组织的扩充而同步增长。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再研究

武汉抗战时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最好时期,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出现了抗日救亡共御外侮的局面。这个大好局面的出现,与中共长江局的丰功伟绩是分不开的。但长期以来由于有一个王明的右倾错误,直接影响了对它的全面、科学、准确地评价。本分两部分对它进行了再研究。第一部分是充分肯定长江局的历史功绩：(一)长江局积极开展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推动了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积极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与日寇展开气壮山河的武汉保卫战。(三)发动社会各阶层,推动全民族的抗战。(四)恢复、组建了中共南方党的组织,为开辟南方抗日根据地,取得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第二部分是通过对中共内部大量资料的梳理,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所谓王明右倾的错误,认为毛泽东与王明在这一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方面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主要分歧是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特别是王明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严重地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章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历史作用提出了新的见解。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将王明在武汉时期的工作错误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加以批判,特别是1951年6月,经毛泽东修改的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对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更加理论化与具体化。这些结论性的东西直到今天还在党史界起着重要作用。     

我在牺盟会工作的经历

我于1916年4月22日（农历三月二十日）出生在河南省扶沟县崔桥镇曹岗村,1930年考入开封现代中学,1934年转入开封师范学校。在校学习期间,我开始受到马列主义思想的影响。1936年,我只身来到北平（今北京市）,一边求学,一边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于同年8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第三次长沙会战

抗日战争时期,长沙经历了数次炮火。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进占岳阳迫近新墙河时,国民党军惊慌失措,以为日军迫近长沙,就下令实施“焦土政策”,将长沙付之一炬。此后,1939年11月至1942年1月,中、日两军在此曾进行了三次会战。1944年6月间,在长衡会战中,长沙又一次遭受炮火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