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勃沙特:西方“介绍长征第一人”

勃沙特,是被红军当作"西方间谍"扣留并押上长征路的外国传教士。1936年底,他所著的自传体回忆录《神灵之手》在伦敦出版发行,比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早了整整一年。对于被红军扣留并押上长征路,勃沙特不但没有怨恨,反倒饱含热情地以自己的亲历赞扬红军,甚至还大胆呼吁年轻的基督徒要学习红军精神,以红军那种简练有效的办法,重视穷困的民众,并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勃沙特因而成为西方"介绍长     

重走红军长征路的外国人

“二万五千里长征”、“两个英国青年”——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这两个词句之间会存在什么联系。然而,当你把它们重新组合后就有了这样一个新闻:两个英国青年马普安、李爱德重走了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路。 英国人马普安、李爱德于2002年10月16日从江西于都出发,用300多天时间徒步穿越11个省,重走当年红军长征路。 他们每天至少得保证40公里的行程,一路上,他们将要征服曾吞没过无数红军战士的原野、急流、沼泽、雪山和草地。2003年10月31日到达终点陕北吴起镇,届时,他们成为继1935以年来自德国的军事参谋奥托·布劳恩(中文名李德)之后第一次徒步走完长征路的外国人。     

巴西会议会址考

今年,利用难得的休假,我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走了一次草地.我是分次实现重走长征路的愿望的,这既是从小立下的志愿,也与我创作毛泽东<长征>诗的书法作品有关.红军走过的路,我差不多都走了,只剩下这块草地.     

耄耋老人王秋生 35年重走长征路

近日,我们带着文化小学的小记者在溧阳市平陵中路一间简陋的老房里,见到了87岁的王秋生。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我们请他讲重走长征路的故事。我们一进他的家门,就看到他正忙着整理资料,筹划着再写两本书,把自己的藏品全部捐赠出去。35年来,王秋生踏遍红军长征经过的省市,甚至数次前往一些地方。2008年四五月间,79岁高龄的他跨越甘肃、陕西、青海、四川等20多个省市,行程1.5万公里,用时48天亲访长征路,还险些丢了性命。     

湘西采风

应国际苗族研讨会邀请,我和著名苗族作家、重走长征路的红军老战士陈靖将军一道,作为江苏特邀代表,来到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参加首届国际苗族文化研讨会。所到之处,如沐春风。苗家山寨的浓郁民俗风情深深地感染着我。     

外国人笔下的长征

70年前,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血色征途上,有近5万人倒下,这是一条生存条件最为艰苦卓绝的道路,他们以200米一个人作“永远的路碑”的密度,站成了一条首尾相接的路标,从赣南一直铺到了陕北。70年间,这是一个讲述不完的故事,是一部读不完的书。当年那些历经血与火、生与死重重考验的红军指战员们可能没有想到,他们行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从一开始就为全世界所关注,而且70年来一直备受国外人士的瞩目。这些外国朋友中,有的亲自慕名重走长征路,有的虽然未到长征路却终生在研究长征路,他们都试图充分挖掘史料,强调全面、客观、合理、公正地展现长征历史,著文评述,诠释长征。在经过考证和严肃的思索后,他们后来大都成为了长征的赞颂者和崇拜者。     

’93老骥万里走单骑

关于人类的著名远行,历史上曾有过许多,但其目的各不相同,如外国的十字军东征,凡尔纳的环球旅行;中国的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等等。从前些年《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徒步再走长征路为开端,由个人到集体举创的各种万里行活动陆续出现。象老红军再访长征路、书画家写生万里行、摄影家拍照万里行、旅游家骑车万里行等,还有中央电视台陈铎“话说长江”万里     

长征中红军到底走了多远

正红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对长征里程进行了统计:走得最远的部队的里程是二万五千里。红二方面的长征路有"二万余里""近两万里""8000余公里"的说法,经军史专家根据有关史料包括红军将士的回忆录综合分析,确定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是"近两万里"。红四方面军,因为张国焘南下方针的错误,导致四方     

关于《走走党史——长征行》

承蒙<百年潮>杂志社同仁的关爱,从2003年第6期始,开辟"走走党史"专栏,陆续刊发我走红军长征路写的纪行达三分之二.今年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70周年,我走的长征路也主要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路线.由于文章的原本即将出书面世,刊发至此为止.这里,将读者询问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个说明.     

“半条被子”故事挖掘的前前后后

正罗开富,1941年9月出生,浙江湖州人,曾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日报社常务副总编辑,连续两年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1984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经济日报社组织罗开富重走长征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罗开富要完全按照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路线和368天的行程走,不但走的路是红军所走的原路,     

“苏维埃有力量”——老红军苏力奶奶讲述名字来历

女红军苏力于2022年5月21日逝世,享年95岁,她是上海最后一位逝世的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我认识苏力10多年了,多次拜访她,与她结下深厚情谊。我根据与苏力的交谈,曾给《大江南北》杂志写过《长征路上访巾帼》《写给女红军苏力奶奶的信》《一只木碗的故事》等文章。从她的讲述中,我知道了她名字的由来,特撰此文以志悼念。     

茅台酒助我过雪山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根据地的8万红军从江西瑞金地区出发,踏上了长征路。 1935年3月15日,一支200多人的小分队在萧劲光和莫文骅的率领下,强渡赤水河,到达我国茅台酒的故乡,贵州省茅台镇休整。     

惊心动魄的二万五千里——罗开富笔下的长征

罗开富,现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曾担任经济日报报业集团总经理、常务副总编辑。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这一人类历史壮举,中央电视台组织了重走长征路大型纪念活动,引起了海内外广泛的关注。在纪念红军长征50周年之际,罗开富于1984年10月16日至1985年10月19日沿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原路徒步采访。他做到了必须走原路,每天走到的地方必须是50年前红军主力当天的宿营地,每一程都有向导签名,以示证明。历时368个日日夜夜,每天平均走75里路,每天写一篇报道,每天写一篇日记。他以红军为榜样,凭着百折不挠的毅力,终于成为继红军之后第一个走完原路全程,第一个翻越全部雪山,第一个横穿草地中心沼泽地的记者。值此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时刻,罗开富用饱含激情的文字,引领我们重温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茫茫草地生死行——红军长征之十九

2003年9月24日,我们到达松潘.26日,我们从松潘川主寺出发,前往红军过草地的核心地区若尔盖大草原.走长征路,一是要爬雪山,二是要过草地,这应当是最能感受长征精神的.我们满怀体验历史的心情来走这段路程.     

1933年桂北瑶民起义对红军长征民族政策的影响

1933年桂北瑶民起义反映了当时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经济诉求。起义失败后不久,红军长征经过桂北,通过和参与起义的少数民族首领接触,红军了解到桂北的民族状况,发布了长征以来第一项纲领性的民族政策《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和以《对苗瑶民的口号》十三条为代表的政策实施细则,帮助红军顺利通过桂北,并留下了丰富的红色文化遗产。基于这些民族政策成功实践的经验,在之后的长征路途中,红军将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团结各族群众的纽带与桥梁,建立起以“平等与联盟”为核心的民族团结关系,党的民族政策也因此变得更加具体和务实。     

红一方面军长征到底走了多少里

2002年10月16日,英国的两位青年李爱德、马普安开始重走长征路,他们像红军一样步行,克服水土不服、语言不通、道路不熟,忍受着疾病带来的疼痛.马普安病得很重,不得不回到北京休养几周.就是这样,他们坚持下来,经过384天的步行,2003年11月终于到达陕北.在此期间,中外报纸发表了大量的报道,再次引起世人对长征的关注.     

外国人的长征情缘

英国学者——行进在红星闪耀的路上英国历史学博士李爱德(Ed Jocelyn)对中国充满浓厚的兴趣。2000年春,他与同在北京工作的同胞马普安在贵州旅游时,偶然发现他们正行走在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上。当时李爱德正在阅读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对中国红军的历史充满好奇和钦佩,于是他与马普安萌发了重走长征路的想法。启程前李爱德将斯诺的书随身携带珍藏,他说:“因为当年红星闪耀的地方,就是我的方向。”     

金沙江畔有座峭壁

原是红军长征路过这儿,老财吓得瘫成一团烂泥。金沙江畔有座峭壁,象柄利剑直刺云际。我和老队长从它下面走过,他给我讲了个峭壁的故事。红军给金沙江带来欢笑,红军给穷回回带来真理。就在这巍峨的峭壁下面,他唱会了“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有个老财婆生了场怪病,整天躺在床上昏昏迷迷。多少医生都没把她治好,最后又请来个外地草医。迎着第一道灿烂的晨曦,他帮助红军战士登上云梯。在那高高的峭壁上面,写下了“一定要实现共产主义!”草医给她配了副汤药,当中去口少重要一剂,跑遍多少大山都没采到,只在峭壁上面发现一枝。从此斗争的烈火…     

一位严谨持正的历史学者

1981年4月,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在重庆召开。时在天长县文化局基层任职、担任罗炳辉将军研究任务的宋霖,面对与会数百位代表,其中不乏资深的党史工作者,详细介绍他研究工作的状况,着重讲述他在1979年至1980年间独自一人背掮行囊,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长征路为主干线,连续10个月进行实地调查采访,获得许多珍贵史料的情况。他的刻苦、认真、严谨的治学精神,     

若尔盖发现红军时期的红星奖章

近年,若尔盖县文化馆工作人员先后两次在本县阿西茸乡和求吉乡,征集到红军长征路过草地时遗落在此地的两枚红星奖章。 1975年,在纪念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之际,若尔盖县文化馆文物征集小组在阿西茸乡农民费来保(已故、银匠)家中征集到一枚红星奖章,此枚无链条,奖章正反两面光彩如新。据说是费来保在为人制作银器时一藏族农民交给的。1984年夏,文化馆又在县政府招待所司机甲板家中(求吉乡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