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时期的冼星海

苏联时期的冼星海志扬１９４０年春,冼星海实现了他的夙愿,启程由延安去苏联工作与学习（年末抵达苏联首都）。在莫斯科星海会见了苏联作曲家格里艾尔、卡巴列夫斯基、穆拉杰里、别雷依……他出席音乐会,在苏联作曲家协会参加新作品的讨论,研究俄罗斯及其它国家古典大...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思考

苏联是中国的近邻,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都产生过重大影响。虽然我本人不是专门学习苏联历史的,但从1950年学习俄文起,我一生都从事对苏、对俄工作,在苏联和俄国学习、工作前后长达20多年。由于工作的需要,我长期关注学术界对苏联历史和俄罗斯问题的研究,对这些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和看法。     

陈伯华回忆录（十三）

访问苏联 1954年五一节,为了加强国际文化交流,我随中苏友好协会观礼代表团去苏联观光学习。这个代表团是由一些文学家和艺术家组成的,钱俊瑞任团长,阳翰笙任副团长兼秘书长,团员中还有黄佐临、周小燕、陈书舫等。从北京到莫斯科,坐火车要横穿浩渺的西伯利亚。     

访问苏联

1954年“五一”节,为了加强国际文化交流,我随中苏友好协会观礼代表团去苏联观光学习.这个代表团是由一些文学家和艺术家组成的,钱俊瑞任团长,阳翰笙任副团长兼秘书长,团员中还有黄佐临.周小燕、陈书舫等.     

新中国成立前夕苏联对华政策剖析--以苏联将使馆由南京撤至广州事件为中心

1949年1～2月间,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苏联驻华使馆却令人吃惊地追随正在逃亡的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至广州.有关苏联驻华使馆撤离南京的真正用意,是史学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部分研究成果论证苏联、斯大林本人怀疑中国革命说法的基础.实际上,苏联驻华使馆撤离事件是苏联方面采取历史上惯用的双重对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既不是苏联方面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判断失误,也不是苏联方面坚持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相反,在意识形态(革命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苏联方面首先选择的是自身国家利益.苏联驻华使馆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撤退,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苏联在华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客观地看,苏联驻华使馆由南京撤至广州作为外交手段捍卫国家利益本无可厚非,但从联共(布)和中共共同的革命利益出发,上述做法显然欠妥.     

在苏联学习的日子里

斯大林在世时,从1951年起,由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邀请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团干部、到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团校学习,学制一年。每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班,人数不等。我国一共选派了6期,共139人。我们是第六期,也是最后一期。 我们这一期共22个学员,两个翻译,1956年9月1日开学,1957年7月初毕业。出国前,团中央首先指定了我们班代理支部书记孙鹰同志(他是我国中央团校副教育长),我是代理支部副书记(我当时任广西省团委副书记),还有3个支部委员,经党员大会选举后,成立正式的党支部,支书分管学习,我管内务、组织生活、     

我为援华苏联专家当翻译

1958年从苏联回国后,我在武汉钢铁公司陪苏联专家任俄语翻译。在武钢的专家人数最多时有20多位,其中少数专家还带有夫人。苏联专家的专业范围是耐火材料、烧结、炼焦、炼铁、炼钢、轧钢、机械、基本建设以及一些附属专业等。苏联专家组长叫巴杜罗夫,他的专业技术水平较高,在苏联国内有一定的权威,知名度比较高。     

我与史学

我与史学结缘已有 40多年的历史了 ,我走进史学的大门并不是出于个人的志趣 ,而是由组织决定的。解放初 ,我的思想和精神状态是 ,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先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工作 ,以后到中国人民大学、北京俄语专修学校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 ,1 954年进入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学习世界史。 1 959年回国后 ,我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 ,曾任历史研究所世界史组副组长 ,参与筹建世界历史研究所。 1 964年 ,世界历史所成立 ,我担任学术秘书。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 ,主持筹办《世界历史》杂志。 1 980年至 1 993年…     

邱贡诺夫──周达文

二十年代,苏联哈巴诺夫斯克办有一份宣传革命的中文报纸,叫《工人之路》,它的总编辑名叫邱贡诺夫。从姓名上看,他仿佛是个苏联人,其实,他是中国人,而且是贵州人,他就是出生于镇远的周达文。不过周达文也不是他的原名,他本来的名字叫周达定。大概是在1920年的春天,周达定的父亲到北京政府外交部供职,举家迁往北京定居,周达定以他二哥周达文的文凭去报考北京俄文专科学校,从此便使用“周达文”的名字。周达文是怎样到苏联去的呢？在俄专学习期间,爆发了“五四”运动,周达文与霍秋白等一批热血青年,最先接受了马列主义,由邓中…     

老当益壮 愈久弥坚——陈铁梅先生访谈录

陈建立:陈先生,自上世纪50年代夏鼐先生介绍了碳十四测年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情况,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立了国内第一家碳十四实验室之后,这种测年方法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起到重要作用。1973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国内建立了第一套液体闪烁法碳十四测年系统,并参加碳十四测年糖碳标准物质的制备工作,您是怎样开展这项工作的?陈铁梅: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派我去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现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学习原子核物理,回国之后分配到北京大学原子核物理系当老师,但在文革中经历了一些波折,自江西干校回     

随父亲陈昌浩去苏联

和周恩来同机去苏联 1938年,在八路军驻武汉和驻西安办事处的安排下,我和叔叔陈俊历经千辛万苦,到达了当时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终于和阔别多年的父亲陈昌浩生活在一起了.在延安,我们和刘少奇家是邻居,我和他的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但1939年的夏天,突然一连几天他们都不见了踪影,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两人去苏联了.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情绪波动也很大.没过多久,大概是七八月份的一天晚上,父亲对我说:"明天蒋介石派一架飞机来,送周恩来同志去苏联治病.我的胃病犯了,和他一起去苏联治病.要是小飞机,我就一人走,要是大飞机,我就把你也带走,到了苏联,你就又可以和你的小伙伴们在一块了."     

追忆留苏岁月

1951年8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不到两年的时候,国家就开始派出第一批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其中有医学研究生30名,都是革命战争时期和建国后的卫生干部。我是其中之一,并被分配学神经外科。我们都是第一次出国,没有涉外经验,大都没有学习过俄文。因此,卫生部、高教部和外交部负责同志专门给我们作报告,介绍苏联的社会情况和     

于振武:试飞员成长起来的空军司令员

1956年9月初,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正式成立。国家航空工业局任命徐舜寿为主任设计师,由曾在英国参加过喷气式飞机设计的黄志千和在苏联学习回来的叶正大担任副主任设计师,由程不时担任总体设计     

向群众学习保管工作

八年来,我国博物馆在保管工作中积累了不少经验,但还是很不够的。我们除了力求技术革新,应该学习苏联及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应该好好总结和交流自己的经验。但我们常常忘了向人民群众学习,在丰富多采的人民群众的生活经验中去探求、总结和提炼好的保     

农业科学中的权力灾难

最近阅读了上世纪50年代原北京农业大学党总支书记李开鼎的纪实文章＂著名遗传学家李景均去国的历史教训＂（李开鼎,2003,著名遗传学家李景均去国的历史教训,http：//www.econ-stage.net.cn）,令我浮想联翩。我曾在北京农大学习、工作30年,回想那些年代不断发生的权力学术灾难,真是罄竹难书。关于苏联和我国遗传学的遭遇,许多作者已有论及,     

访问苏联的所见所感——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之十三

<正>1949年12月，我见过周恩来总理，回到南京时，柯庆施同志已经由副市长提拔为市委书记了。他对地下党员的态度是很有保留的，我的处境非常困难。正好这时中央发来一个通知，要各省市派组织部长去苏联考察，我就趁机参加了考察团。代表团叫“组织工作考察团”，约30余人，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访苏代表团。团长张秀山，副团长王尧山、王甫，任务主要是考察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特别是怎样领导党政工团的工作。刘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接见了代表团，少奇同志说，这次去主要看看1934年后苏联共产党是如何领导的，     

苏联灭亡的六个原因

2011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灭亡20周年。人民出版社适时出版了我的第10本新文集《苏联兴亡通鉴——六十年跟踪研究评析》。书中收入我自1951年以来发表的关于苏联问题的66篇文稿,共55万字。我认为苏联能够兴起、兴盛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强大国家,有四大原因。第     

外交官夫人的如烟往事

“首先你们跑不了”全国解放后,我们进驻了北京,我随黄镇同志调到总政治部工作。 1950年1月,我和黄镇同志突然接到组织上的通知,让我们立即到外交部去报到。当时,总政已逐渐恢复原建制,军委决定成立总干部部,黄镇同志已受命去筹备干部,可组织上又突然让我们调入外交部。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友     

从狮子山到桂子山再到国际舞台

正武汉虽然不是我的出生地,但也是我的第二故乡了。自从1986年考入华中农业大学学习以来,我已经在武汉生活了约30年(中间去上海读博士3年,去法国学习2年,去澳大利亚访学半年)。从美丽的狮子山下,到烟波浩渺的东湖之滨,再到四季飘香的桂子山上,我在大武汉的怀抱中成长、成熟,也见证了武汉的巨大变迁。记得当初在华中农业大学上学时,到华农的公交车只有两条路线,一条是22路,到武昌火车站;另一条是55路,往武汉大     

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由分歧到屈从

陈独秀在一生64个春秋中仅仅去过两个国家：日本和苏联。青年时代他五次前往日本,主要为了进行政治避难并寻求真理。按照中央决定,1922年11月至1923年1月,陈独秀曾经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是陈独秀一生之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前往苏联。他为什么要去苏联?在苏联期间做了些什么?苏联之行对他到底有哪些影响?这些问题的确值得去深入细致地探究,但是,直至今日尚未发现国内有专门研究陈独秀此行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