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籍作家在“左联”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于1930年3月2日,迄今60周年。中国新文学从“五四”时期进入“左联”成立时期,文学观念产生重大变革,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作家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创作实践相结合,形成一股主流,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或称“普罗文学”),它实现了“五四”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转变。     

茅盾呕心沥血铸《子夜》

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不久即加入“左联”;同时笔走龙蛇,迅速推出短篇《喜剧》,历史题材小说《豹子头林冲》、《石碣》、《大泽乡》等。     

研写“左联”的长征之旅——记草根作家姚辛

我年过九旬,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工人从1977年每月收入26元开始,因为崇拜鲁迅、瞿秋白及“左联”作家的革命精神,用了近30年时间自费走了20多个城镇,拜访了97位左联有关老人及30多位家属。他很穷,外出时住浴室,卧车站,啃冷馒头,长达数十年,纵横数万里终于完成了他的文化长征。用毛笔写了200万字,请了3位摄影师拍了1000多帧照片,终于编写出版了有关“左联”的三部大书：《左联词典》（1994年出版）、《左联画史》（1999年出版）、《左联史》（2006年出版）。     

任白戈文革蒙难记

任白戈（1906-1986）,四川南充人,1925年参加共青团,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左联”执行委员、秘书长。1935年夏因国内政治形势恶劣而避居日本,团结在东京的中国左翼文化人,建立了左翼文化总同盟。1937年回国,“七七事变”后到延安。先后担任过抗大总校政治主任教员、抗大附属陆军中学校长、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十八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等。建国后先后任重庆军事接管委员会委员兼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西南文联和重庆市文联主席等,文革爆发时,他正担任着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重庆市市长,是重庆这个当时西南最大工业城市的“首席执行官”。     

鲁迅与周扬等“四条汉子”的矛盾真相

鲁迅与周扬、夏衍等,都是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创建人。在“左联”初期,他们之间的关系还算良好,但到了1932年底却骤起风波,1933年下半年周扬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之后,他们间的矛盾不断爆发,至1936年因“两个口号”的论争而尖锐化,互成仇人。对此,周扬等历来怪罪于胡风的“挑拨离间”。其真相却并非如此。     

中美合作所和一首烈士诗的疑惑

《红岩》这长篇小说自1961年问世以后,一直被奉为革命的教科书,且与《红旗谱》、《红日》并称“三红”,列为当代文学的精品,在几代人中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此书还引出了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以及其他文艺形式的作品,蔚为大观。但是,日前读到2003年《杂志选刊》第4期上一篇题为《烈士诗篇也能造假?》的文章,其中涉及有关这部作品的两个重要史实,却使我大跌眼镜,心里产生了说不出的滋味。一是关于中美合作所。《红岩》一书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许云峰、成岗、江雪琴、华子良等一批大义凛然的革命者,他们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反动派关进“…     

奇遇李敦白

经历过“文革”的人大概部听说过李敦白这个名字。1966年10月1日,李敦白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人民日报》和各地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他和毛泽东的合影。李敦白的大名顿时传遍全中国。李敦白的英文名叫Sidney Rittenberg．1921年生于一个犹太名门望族,先后就读于波特军事学校、     

中国人民银行“票券”收藏中几个相关问题的探讨

《中国钱币》 2 0 0 3年第 2期刊登了吴振强先生的《人民币系列收藏漫谈》 (七 )一文 ,作为这类藏品的收藏爱好者 ,笔者从中得到不少信息与启发。一、文章中将中国人民银行曾经印行和使用过的支票、汇票、期票及储蓄存单等统称为中国人民银行“票券” ,似可斟酌。我认为 ,如按业内习惯 ,将其统称为中国人民银行“单证”则更准确 ,一是使之名实相符 ,储蓄存单本名即“单” ,而支票、汇票等是资金支付结算的“凭证” ;二是可与人民币相关的用语 ,如“钞票”、“票子”、“损伤券”、“券别”区别开来。另外 ,考虑到这些单证已经成为收藏品 ,为…     

读上博楚简小识

上海博物馆藏竹简《缁衣》第十五简中有一个字形作雀,整理者隶定为“雀”,读为“爵”。此字在对应的郭店楚简《缁衣》篇中,字形为“雀”,雀、爵二字音近相通,《说文》：“雀……读与爵同。”读为爵是对的。但对此字如何隶定则值得讨论。对此字的隶定已有文论述,或说：     

关于陈独秀评价的断想

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曾讲过一段关于陈独秀的话：“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要讲到他”。     

“王、关、戚”与《红旗》杂志

提起“王、关、戚”,年龄小的可能不知道,但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那一代人,对他们却是记忆深刻。他们分别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他们的成名,与当时中共中央主办的一份政治理论性刊物—《红旗》杂志有着密切的联系。     

何为君子

北宋嘉佑八年(1003年),周敦颐47岁,这年的五月他作了《爱莲说》。作品说莲是“花之君子”,以物喻人。那么作者说的“君子”具体含义是什么呢?我以为主要,有五个要素,即“五不”。     

清代法制史研究路径探析--以黄宗智著《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为中心

美国学者黄宗智在考察清代基层社会的法律秩序时提出了“第三领域”的概念,试图以此超越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观念。不过,黄宗智在立论过程中过分强调了国家与社会的差异性,陷入了国家/社会二元论的窠臼。围绕清代基层社会法秩序这一共同话题,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对话,中、美、日三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力图勾画出清代基层社会的法秩序,这些论争及其提出的问题对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邹韬奋拒贿

邹韬奋从1926年起就在上海主办《生活》周刊。1930年春,有位读者写信给邹韬奋先生,揭露国民党交通部长王伯群贪污挥霍,生活糜烂,虽然年过五旬,仍逼迫上海一位漂亮的女大学生做他的小老婆,且婚礼之奢侈不亚于蒋、宋的豪华气派。韬奋先生看了信后,派人明察暗访那位读者来信属实,便对来信略作润色,加了编者按语,准备在“读者信箱栏发表”。正当稿件排印时,王伯群得知了此事,他连忙派了商务印书馆一位“交际博士”和韬奋先生的老相识,带了十万大洋前往《生活》周刊社同韬奋先生“谈判”。“交际博士”先开口:“邹先生,王部长最近拨了一笔公款,对…     

说“口凡有疾”

殷墟卜辞中屡见“■(即《甲骨文编》151页第6行以下所录之字)凡有疾”之语。“■”当从徐宝贵说释为“肩”,“凡”当从唐兰说释为“同”。“肩”字古可训为“克”。“肩同有疾”,意即能分担王疾,反映了古人认为尊贵者的祸咎能移给臣下的想法。卜辞中还有“克兴有疾”之语,应与“肩同有疾”同义。     

周西成与贵州“汽车银币”

贵州银币,国际上称为“AUTO DOLLAR”(汽车银币),其背面的主图是汽车,其下面又隐匿“西成”人名,这在中国乃至世界钱币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枚币,反映了那个时代修公路的苦难与辉煌。“汽车银币”简称“车板”。《据贵州省交通志》载:“贵州辟处祖国西南边陲,二三千年来虽然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但也有过秦修五尺道、楚庄跷入夜郎通滇国、汉唐通西南夷、诸葛亮南征、奢香夫人通九驿等交通史可寻”。可是,1926年以前,贵州陆路交通均为驿道和人行小路。1926年6月1日,周西成主政贵州,首倡修公路,同年7月,成立公路政局,各县成立路政分局…     

“万岁”故事

在乍暖还寒的上世纪70年代末,那在全同上下早已响彻云霄,终在“文革”十年达到狂热顶点的“万岁万岁万万岁”虽正缓息,但余音未尽,“声”犹在耳,此时历史学家王春瑜先生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9期发表了《“万岁”考》一文,对“万岁”一词追根溯源。此文虽引经据典,却毫无所渭“方巾气”,所指紧扣现实,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这篇文章不长,却是功力、学识与才情皆具的佳作,而作者的胆识和勇气则更令人钦佩。当然,不是“过来人”恐怕很难想像当年发表这篇短文所冒风险之巨,大概也很难理解为何如此一篇短文彼时竟能引起那样的“轰动效应”。     

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党风建设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党风建设理论,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相一致原则的典范。这一理论紧紧围绕“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一主题,提出了许多重要而精辟的思想,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科学体系,为丰富和发展党风建设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     

杨耐梅：美艳影后的一场春梦

1926年,上海《新世界》杂志举办电影皇后选举,当时有四位女明星被选为“四大名旦”,其中之一是杨耐梅。30年后,在香港街头出现了一个气质不凡、风韵犹存的女乞丐,她竞是曾在上海滩最红的电影明星杨耐梅。冰火两重天般的身份,叠加在一个人身上,挥之不去的是“命运感”三个字。     

一副没有公开的挽联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病在上海逝世。鲁迅的同乡兼学生,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左联”常委兼秘书长徐懋庸闻此噩耗,当即写了一副发自真情的挽联：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徐懋庸与鲁迅原有师生之谊,因“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之争,意见分歧,产生误会,互相论战。鲁迅逝世,徐懋庸的挽联实在不好写。这副挽联是通过连续发问的形式,更多地表达了自己深感愧疚、引以自责、欲说还休的复杂心情,体现了磊落的胸怀与真挚的感情。下联中的“知我罪我”语出《孟子·滕文公下》：“是故孔子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