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运动”绥德亲历记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重大的事件,对世界革命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我能置身其中是很荣幸的。但在这场斗争中,我也深感道路之曲折。我在边区第一次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是“审查干部”,后来改名“抢救运动”。     

回忆西南革大

1950年7月6日我见到《新黔日报》上刊登西南人民革命大学贵阳分校(以下简称革大)招生的公告,非常高兴。即向罗安仁大哥(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员)说了我的想法,他听后很高兴地说：“参加革命是好事,我给你写个介绍信。”我带上介绍信到当时的贵州团工委学生部,见到了负责人穆颖同志。穆亲自接待了我,并开出前往革大参加学习的介绍信。我就成为“革大”的一名学生。当晚,坐在明亮的电灯光下给兴义老家父母双亲寄了一封信,报告了这一好消息。     

辛亥首义目睹记

第一封信 亲爱的妈妈：我从来没有想到会看见一场革命,但是现在我正在目睹着一场真正的革命。我希望美国报纸没有过分渲染这一事来惊吓您,我很安全并且感到兴奋。事实上我并不知道您是不是听说了这一事件,但是这一次比广州的那次更为严重,您一定从报纸上有所了解。不管怎样,我还是想说说我所知道的一切。     

不尽哀思念宝桐

相知相爱50年、风雨同行伴终身的宝桐走了,我不能吃也不能睡,撕心裂肝的痛啊,天人永隔的痛啊!世界上最疼爱我的宝桐走了,你怎么忽然不见了呢?怎么会突然消失了呢?!泪眼迷离中,我看到你超负荷重载的一生:你悲惨的童年,屈辱的少年,奋起英勇搏斗的青年,看到你和我的相识相知、悲欢     

延安行

2000年9月25日至10月4日，应延安市精神明建设指导员会、延安市收藏家协会的邀请，我同夫人杨秀桂女士赴革命圣地延安参观考察。在东道主热情周到的安排下，我们除同延安市物收藏界的同行进行交流切磋外，参观了许多化遗址、革命圣地。这些驰名中外的圣地、遗址，多少年来许许多多书刊报纸影视作品介绍甚多，亿万人耳熟能详，无须我来介绍了。我仅从一个博学的视角来谈点参观的感想体会。     

在中央苏区,我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同志

1933年6月17日,这是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日子。那时,我正在江西乐安县担任团中心县委书记。有一天,我正和中央苏区乐安县中心县委书记胡加宾同志(解放后曾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策马向前线奔驰,途中,接到苏区中央局书记兼“黄陂战役”(宜黄县     

红色的百色

百色在我的想象中是神秘的,只那个名字就叫人浮想联翩,"百种颜色",多浪漫,多美丽呀!还知道那里是广西的革命老区,有红七军和年轻的邓小平的足迹,是新中国革命的摇篮。     

一个小学生眼中的“文化革命”

1966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家里和父亲、弟弟一起擦锅子,猛然听见外面马路上锣鼓喧天,喊声大振。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立即拿着锅子跑出去看,只见马路上“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一长串游行队伍,游行者均是大中学生,他们臂缠红袖章,高擎“交大反到底”、“红三司”、“红革会”之类的大旗,狂呼滥喊着所谓的“革命”口号。     

亲历长征的故事

三次报名参加红军 1932年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打到四川通南巴（通江县、南江县、巴中县）地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当时我只有15岁,红军就住在我们集镇里,我很想报名参加红军,去找了两次都说我年纪太小,个子没有枪高,没有同意。     

我在文革中监管蒋南翔

1960年,我从北京第四中学高中毕业后。经过层层选拔考上出国留学预备生,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一年俄语,然后去苏联列宁格勒门捷列夫化工学院攻读放射化学专业,一切均由国家安排妥当。在当时,不可能有私人出国,唯一的留学就是由国家保送去苏联或东欧几个国家,学习的专业亦由国家决定。就在我刚刚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深造时,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苏联拒绝中国留学生学习高科技专业,而只允许学习打猎、养蜂、园艺等专业,父亲建议我转去清华大学继续学习。在清华园里,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西方建筑,也不是水木清华的楼台水榭,而是清华…     

不悔的子冈

1985年11月,做了20多年右派、其时已半瘫在病床上的子冈口述了《我坐在轮椅中》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在北京见到一篇回忆我和徐盈的文章(复印件),原载台湾《传记文学》,作者是当年《大公报》的同事,后来定居台北的陈纪滢。陈文所忆旧事大体不差,字里行间还隐隐流露出一丝温情;但按语却指责“中共毁灭人才”,这是我和徐盈所不能接受的。我们(何止是我们?)确实遭     

我在鄂西北的革命经历

我是襄阳县东津湾人,青少年时期曾在二师（即当时的湖北省第二师范学校）求学,1925年在武昌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由武汉地委派回襄阳,次年2月,担任襄阳第二任特支书记。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作为一名经历无数艰险斗争而幸存下来的老人,深感有责任将自己所知道及亲历的相关事情回忆出来,以帮助后人对有关历史的了解。     

以革命精神武装我们的子孙万代——忆小平同志给《广西革命回忆录》题词

青少年、更广义地说是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始终是我们社会关注的问题,特别在当前进一步改革开放、社会发展进一步加速的今天就显得更加重要。这不由得使我想起41年前,小平同志就曾郑重其事地用题词的形式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件十分重要而且很值得回忆的往事。     

我的引路人——姑母刘静君

我的青少年时期,可以说是在姑母刘静君的庇护、熏陶指引下成长的,为我最后走上革命道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打下了基础。 我的姑母原名刘静君(1890-1971年),到抗日根据地后,改名刘仁,建国后又恢复原名,江苏丰县人,为当地一个小有名声的书香人家。我的曾祖父饱学诗书经史,姑母姊妹四人。她的三     

策反：“民革”与上海解放

每当想起解放前在上海参加“民联”、“民革”的地下革命活动，我都激动万分。这是我生命旅程中最有意义的一页。     

一次并未谋面的交往——写在纪念彭真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光阴似箭，转眼20多年过去了。在记忆的荧屏上，有许多往事俱已淡忘，惟有20世纪80年代初，我与彭真同志的一次并未谋面的交往，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怀念经健民同志

张健民同志离我们而去已经有8年多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时刻显现在我的脑际,他的革命风范仍不断激励我进取求新。谈几件永生难忘的往事,以示深情的怀念。     

我与张思德相识的日子里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参加了一位普通而伟大的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在会上,毛泽东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近半个世纪以来,张思德爱党爱国爱人民、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激励着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着新中国的成立及社会主义建设奉献着自己的青春热血甚至生命。张思德之所以能在危及关头将生的希望让给战友,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这是缘于他对工作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对战友有着浓厚的兄弟情。在长征时期,我曾任张思德的班长。每当回忆起与张思德相处的日子,一幕幕往事便印入眼帘,使我陷入深深的怀念中。     

邓小平与其革命引路人肖朴生

邓小平晚年常常回忆说：“我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是受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接受革命思想并走上革命道路的，我的入团介绍人是肖朴生和汪泽楷两人……1925年，共青团旅欧区支部负责人任卓宣、李大章等20多人被捕后，党的书记肖朴生同志指定我为里昂地区党的特别委员，负责指导里昂地区的工作……在肖朴生等人的引导下，我由一名普通的求学青年迅速锻炼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     

我与萧光琰的苦涩友谊

我走过了八十多个春夏秋冬,好多事情渐渐淡忘。对有些人与事的记忆,却是越久远越清晰。我想告诉人们,告诉下一代,中国一段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中国科学界一个不应被遗忘的科学家——萧光琰。